舒乙把他写《老舍的关坎和爱好》拿来让我看了，并让我写序。我打开书本就不能释手地看了下去。关于老舍的关坎，在他自己的作品中，特别是《正红旗下》，我已经知道了不少，至于他最后的那道关坎，因为那时我自己也关在牛棚里，还是我的远在兰州的女儿吴冰写信告诉我的！
至于他的爱好，看了这本书，我才感到我知道得太少了，老舍真是个“不露相”的“真人”！比如他会打拳、唱戏等等，我们从来没听见他讲过（如果我们早知道了，我们的孩子们非请舒伯伯打一两道拳，唱一两句京戏不可），至于爱花、养猫等等，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到他家里去时才看见的。
讲起他的“行善”、“分享”和“给人温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圣经》（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我从来不知道。我却是从中学到大学，都受的是基督教会的教育）。他说《圣经》的要义，是“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这我完全同意。我认为在“行善”上，老舍是个最有福的人。
老舍和我们来往最密的时候，是在抗战时代的重庆。我住在郊区的歌乐山，他常到山上冯玉祥将军的住处。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朋友中最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我常笑对他说：“您来了，不像‘清风入座’，乃是一阵热浪，席卷了我们一家人的心。”那时他正扛着重庆的“文协”大旗，他却总不提那些使他受苦蒙难的事。他来了，就和孩子们打闹，同文藻喝酒，酒后就在我们土屋的廊上，躺在帆布床里，沉默地望着滔滔东去的嘉陵江，一直躺到月亮上来才走。
不久他就住到北碚去了，我听说他在北碚的一次什么会上，同梁实秋说了一段很精彩的“相声”，可惜我们没听到。
当然，“知父莫若子”，舒乙知道的关于老舍的事情，比我们都多，但是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些事情，比如很微末细小的见、闻、思想等等，没听他说过，别人也会不知道的。我曾写过关于老舍的一段话，在此不妨重复一遍：“一个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文艺界的劳动模范的事迹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每一个朋友对于他的认识，也各有其一方面。从每一侧面都能投射出一股光柱，许多股光柱凝聚在一起，才能映现出一位完全的老舍先生。”
这是铁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