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门巷子里传说这一笑话多年，直到今天被张石山写上文章。
笑话归笑话，而传说可能只是传说。因为这儿是作家协会，后勤工作人员尽管不会半年写出十部长篇，虚构故事的能力却是有的。
除了虚构，人们嘴也损。调侃挖苦，极尽夸张之能事。
一位老领导的夫人，是一双解放脚。所谓解放脚，是曾经裹过，后来放开，结果不是三寸金莲，也不是天足，成了那种玉米棒子萝卜脚。司机门房就形容道：那脚，能在鞋壳儿里游泳！
一位年轻女士，普通工作人员，模特儿身材，极爱穿着打扮，可惜脸儿长得稍差，至少是与身材不般配。勤杂人等便又总结出一个名堂，叫作“两条命”：后边看，喜人得要命；前头看，失望得要命。
4.四大“坏人”
刚刚调来作协时，我不过三十来岁。本来就爱给人取外号，念书时代学生操行评语历来都有缺点一条：“有时给人取外号。”学习写小说，小说当中也有赵树理式的习惯，喜爱给作品中的人物取外号。外号如果取得准确，抓住人物特点，好比漫画突出了人的形象特征，往往格外传神。三十来岁，年轻气盛。说话往往不留余地，做事免不了莽撞冒失。当年曾经随口给人取过几个外号，叫作“四大坏人”。更准确地说，那些外号有的已经存在，我并没有最初的命名权；但将几个人的外号归纳起来，排比下来，我是始作俑者。
要是搁在今天，我决不会那么口无遮拦。外号取得准确，再加上排列排比的力度，极其可能具有强烈宣传效应，而对几位上榜人物造成某种伤害。
作为当年逸事，既已存在，也就回避不得；我的态度呢，应该说有着反省的意思。所以，四位人物都隐去了名头。
四大“坏人”，是谓D坏人，A恶棍，L政客，Z特务。
这四位，都不在南华门巷子里，但都和文坛有着各种关联。不然，也不会上了文坛口碑。
第一位，当年据说有些行为举动不够高尚磊落。有人叫苦诗句被其抄袭，有人公开指责其某项获奖不算光彩，有人议论其考场作弊，有人挖苦其逢迎上司，等等行状。有人便说过“坏人”这样评语。
在别样场合，我倒是说过：这样人物，有精力、善活动，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评价。假如我是领导，说不定愿意使用他。宁用坏人，不用庸才。无非鞭子厉害些罢了。
第二位，曾以评论家面孔活跃于文坛。评论风格，霸道外带胡说。吹捧山药蛋派，能够把蒋韵、柯云路也归入此一派别；批判现代派，则又将成一、韩石山等晋军主力一网打尽。最爱使用评论家战无不胜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权威句式，不容他人置辩。
人缘极其恶劣，据称有人在其屋门上涂抹大便。其人后来果然臭不可闻，竟然私改年龄，将1940年出生改为1948年出生，欺世盗名，窃取某显赫岗位有年。众口一词，都说那是一根“恶棍”。
第三位，开始也写诗，也发表评论之类。后来转入政坛。将文学作为敲门砖者，比比皆是，何足为奇。但其人文坛政坛倏忽往来，神行百变，令人咂舌。人们说，从文不扎实，从政恐怕也难称政治家，充其量是个“政客”罢了。
第四位，主要因为一件事而得“特务”称谓。《山西文学》当年办得火爆，年年评奖；出版社也配合默契，年年出版获奖作品集。华国锋主政时代，报章杂志上多见“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字样。且说这年《山西文学》获奖作品集的某篇小说中也出现了上述字样，但华国锋已经下台，按照我们的一贯做法，那就要抹去一切痕迹，仿佛历史不曾存在。发现如此疏漏，也无妨，涂改、粘贴，或者毁版重印就是。但其人一经看见上述字样，丝毫没有与人为善念头，提醒作协和出版社方面采取补救措施，而是急于邀功卖好，于发奖会当场当时，一通电话直接打给了省委书记。
其人如此行径，平常见人竟是笑容可掬。幸亏时代不同了，不然那是要打出一批反革命，甚至有人会人头落地呀！可不惧哉！称为“特务”，不算冤枉。
文坛，以及文坛周边，哪里有多么纯洁干净。文坛本是名利场，其中照样有芸芸众生各色人等。而我们的文坛有时简直就是战场！陷阱密布，明枪暗箭。于此存身，终极目标想要打造金刚不坏之躯，谈何容易！
5.侯招笔会
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笔会，是前面介绍过的东阳笔会。笔会究竟什么样子？战友邓建中曾经吹得天花乱坠。东阳笔会尽管意义非凡，会议条件却是太差。
调入省作协，以编辑部名义召开的第一个笔会，则是侯招笔会。
侯招，是侯家巷招待所简称。当时系市级招待所，食宿条件已非东阳笔会可比。会议伙食当年分作三个档次，每人每日伙食费八角、一元、一元二角。
一天吃一块钱，那是什么概念？寻常市民，平均生活费每人每月十元左右；中学生在校上灶，伙食费每月九元，一天平均三角钱。一天一块钱的伙食，那简直就是天天过年。在此之前，除了参加婚礼，我不记得吃过什么席面。一个笔会，好像天天参加婚礼、顿顿都是大鱼大肉。那种幸福感，只有物资短缺年代才可能有的。
编辑部那时处理废纸，卖破烂，一个季度半年天气，能积攒几十元钱；大家自做自吃，搞过两次聚餐。编辑部两位女士，一个李瑞凤，负责通联，一个吕文幸，在评论组当编辑，这时充任厨师。聚餐地点，就在编辑部后边茶炉房，拼两张办公桌。老西和郑笃也来出席，与大家同乐。大家喝一点瓶装高粱白，情绪高涨。燕治国已是带了酒意，不时在女士围裙上擦手；王中干鼻头愈加发红，顾全芳四白眼接近发直；末了，王子硕准备收拾空酒瓶……那种人人性情外露、上下团结和谐，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且说侯招笔会，会上的亮点，或者说我认为最值得言说者，是李锐和蒋韵这一对文坛伉俪的最初结识。
公元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文坛作家当仁不让，成为思想解放的先行者；诗歌小说大声疾呼，承载着文学不堪承载的重任。在我们山西文坛，当时是从“野外”突然冒出的两位作者，蒋韵和郑义，各自以他们的开山之作震动了山西文坛。
蒋韵，太原师专在校生，在《安徽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我的两个女儿》；郑义，晋中师专在校生，在《文汇月刊》发表了短篇小说《枫》。这两篇作品，放在当时全国“伤痕文学”或者“反思文学”的优秀作品行列里，毫不逊色。
两位作者，何以在外面发表作品而不曾投稿我省作协的机关刊物？这当然反映了一般作者对《山西文学》的看法。大家都觉得这家刊物有些保守。
刊物是否保守？思想解放，是否小说就应该直接呼喊问题，而不是将种种思想思考熔铸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中？这是一直困惑着作家的问题。直到后来，朦胧诗取代了号角诗歌、报告文学异军突起取代了问题小说，小说才开始更像小说。而不论我们现在如何评价，当时，蒋韵和郑义的小说正符合了中国文学的整个情势。客观地回忆，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取向，确实给相对四平八稳的山西文坛一个刺激，对不止一个作家产生了某种激活思考的功用。
而老西担任主编、李国涛主持刊物，这二位却绝非等闲之辈。老西是山药蛋派当年主力，但他主编的刊物能够兼收并蓄；李国涛学养丰厚，选稿从不定于一尊。爱才的老西，即刻注意到两位年轻的新作者；关照编辑部建立联系、多加培养。大度的李国涛，立即先行就近邀请蒋韵前来编辑部座谈。
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4点钟左右，蒋韵和她的一位同学出现在编辑部里。文弱的样子，谦虚的态度，得体的穿着，立即获得大家的一致好感。
当时，我们几个年轻编辑只有李锐尚未结婚。大家仿佛不约而同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李锐和这位女作者之间，应该“有戏”。
王中干谈论间，鼻子耸动，意味深长地微笑；刘琦甚至做过了具体衡量：李锐找到一个有才华的女大学生，蒋韵呢找到一位省级刊物编辑，双方应该都满意。
所以，侯招笔会上，我本来是负责看太原市稿件的，应该在太原组参加活动，审时度势、与人方便，组织者做了一点调整，使李锐和蒋韵能有更加方便的接触机会。
会上，我们认识了许多新作者，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有个孟钊，曾经遭遇车祸：火车出轨，车窗玻璃插入大脑，死里逃生。他说，自从脑袋开花之后，灵感源源不断。有个李海清，太原南郊区农民作者，当过生产队长。饭量可观，超过我们的大肚汉周宗奇。周宗奇一顿得四个蒸馍，李海清得六个。到别的饭桌去搜罗蒸馍，供这位农民弟兄吃饱，成了我的一项常规任务。
会议收获很大。
但最大的收获则是李锐与蒋韵从此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是他们的收获，也是山西文坛的收获，乃至是属于中国文坛的收获。
许多事情，我们只能“事后方知”。南溪涨水，萧何得以追上韩信，历史因此而改变了走向。侯招笔会，成全了李锐和蒋韵，山西文坛得以出现一对重量级作家伉俪。
后来，他们两位结婚成家之后，在作家协会院子里的住所，成为当时著名的也是名副其实的文学沙龙。
李锐成家前，经常上我那儿；他们结婚后，则是我不断来他这儿。由衷地讲，我们两个包括蒋韵，在经常性的随便谈论或者认真研讨中，都得益匪浅。
说他俩的住处是文学沙龙，毫不为过。
大家有时会在他们家开饭，即便是清茶一杯，他们两位从来都是热情待客，不厌其烦。对于那份真挚纯朴的友情，不知别个，我是至今追念，不会忘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