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邵陵厉公嘉平元年（公元249年）
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尤好老、庄之书，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粲，彧之子也。
嘉平元年的高平陵政变，“曹魏”政权进入了一个诡异的时期。如果像汉末党争那样，大家还可以坚守自己的立场，等到昏庸的皇帝清醒过来或换个新皇帝，如果干脆是改朝换代，那也好办，红心向曹的人们也可以踏踏实实地做遗民或者反晋复魏。诡异的是，政权还姓曹，当政是司马，所以，内心向着曹魏的官员们，既不能挂冠而去，又不愿意或不好意思依附司马氏，于是上层出现了一大批特迷茫的人。这一点和当年许昌、邺城的氛围还不一样，拥曹拥汉还能适当表白一下。
曹爽平日骄奢专权，在邓飏等的忽悠下欲以伐蜀立威，结果大败。虽不能说祸国殃民，却也是声望大损，所以可以想象司马懿赶他们下台时，朝野支持的人也不在少。司马父子的政治目标不能说、说不得，所以从嘉平政变到泰始革命，“曹魏”处于“战略不确定”时期，既不能公开要求大家围绕司马核心君君臣臣，也不好坚持曹氏领导一百年不能变，大家只能跟着感觉走，好多事情不能争论只能意会。
迷茫的时候，“竞为清谈，祖尚虚无”，就成了很自然的事。行为方式为清谈，精神内核是虚无，魏晋玄学和魏晋风流在诡异的政治环境下一发而不可收了。
当然，这种现象或者思潮不是至今而始的，事实上，从后汉桓灵时代起，因党锢之祸，有一部分贵族子弟和读书人失去政治理想，或者厌恶政治，空谈玄虚就开始流行了，这也是很正常的。甚至再扩而言之，中国甚至人类从一开始就有入世和出世的两种潮流：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考场；围城外的要进来，围城内的要出去。只是到了何晏、王弼他们这里，这种风尚形成了一个高潮。
何晏有一个爱好，就是大量施用化妆品，以至有“傅粉何郎”，另外还爱穿女人的衣服，不知司马懿有没有把诸葛亮送他的名牌女装转送给何晏。这种时尚和另类能够兴起，以我们今天的经验看，一是主流意识形态空洞化，儒家的那套连干部子弟也不相信了，二是一部分人当官致富，不差钱烧得慌。所谓另类，其实就是对主流的一种消遣。
曹爽和何晏这样轻浮的人混在一起，搞艺术或许能弄出点成就，搞政治怎么可以？
如果说何晏是实践型的虚无主义，那么王弼就是理论型的。王弼在司马懿收拾曹爽以后不久就病死了，死时才二十三岁。王弼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他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数种。魏晋玄学的思想基础先是《周易》和《老子》，后来加进了《庄子》，再后来加进了佛学，凡是出世的学说都先后流行。据学术史上的资料介绍，《周易》在王弼之前是“象数”学，也就是占卜算卦的，王弼一解读，周易的思辨价值体现出来了。
关于魏晋时代的风尚，鲁迅的《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有生动的描述，这方面的书现在也不少。锐圆没有作学术的底子，在这里抄资料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想从个人经验来说说“玄”的东西为什么会流行。
记得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知识分子慨然为天下先的风气突然就刹住了，当时我在海南做记者，日子过得沉闷、郁闷以及烦闷。记得当时到《海南日报》找一位学长聊天，这位老兄曾在风口浪尖上活跃过。我去了他家后发现，他正在家研究《周易》。学长见到我，就问我有什么事需要卜卦，接着就给我讲卜卦用的三个铜钱有多讲究，最好是康雍乾三朝的制钱。从他家出来，我突然发现海口街头的书摊上到处都有卖《周易》的，特别是一种从台湾盗版过来的红皮的卖得最火，十元一本，于是我也买一本回家翻看。1992年，邓小平巡视南方时讲发展是硬道理。对老百姓包括知识界来说赚钱是硬道理，大家于是埋头找人民币不再找康熙或乾隆年间的铜钱了。
中国本质上是个世俗甚至低俗的国度，老百姓有饭吃是头等大事，有了饭吃，物质世界就充实了，再有带点荤的小曲唱唱，精神世界也就充实了，这就是“生民之乐”。出世的学问和各种另类的生活表达，比如《世说新语》的各种怪诞的、狂放的、自由的、原生态或矫揉造作的各种表现和表演，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要吃饱饭；二要没事干。
在司马当权的曹魏时代，确实有一帮人有饭吃，没事干，对未来不看好，于是大家就整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