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易安
上海城市的性格和品格，多少给人一点“阴柔”的感觉。
20世纪90年代，龙应台在《文汇报》发表了《啊，上海男人》，其实涉及了都市文化建构中的性别因素：“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 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
我们暂不评价这种描述是否具有代表性，但至少可以反过来证明，上海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被轻视的；同时也说明，都市文化中的性别因素，应当在都市文化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不仅涉及都市文化中两性和谐关系的建立，同时也涉及城市性格和品格的形成。
许久以来，对于上海地区这种所谓“阴盛阳衰”两性关系的描述，屡见不鲜，但是，关于如何形成这样的关系却未见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在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上海职业女性群体崛起的传统。事实上，上海地区职业女性群体的崛起，与长江三角洲女性长期承担家庭经济的传统有关，而近代工业化的机遇又让农村女性成为城市工人，从而构建了新型的两性关系。
已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到近代社会中女性职业者队伍的形成，与近代化、工业化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新兴职业的出现有关。江南地区的女性，在明清以后已经是家庭生产中的重要劳力和经济来源。乾隆年间，乌泥泾农妇一日织布一匹所得银钱要高于农村短工一日工食银一倍以上。
《清稗类钞·风俗类》中记述苏州四乡妇女“杂男子力作，樵渔蚕收，驾舟担物，凡男子所有事，皆尤为之”（清）正如徐光启所说，松江地区农民“三百年而尚存生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杆而已。”这种传统导致江南农村青年女性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更容易走出家门，自食其力，补贴家用，渐渐形成职业女性的基础人群。
曾见以“五四时期的女权运动1915—1923”为题，研究这一时段中国的女性职业范围，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轻工业，如纺织、烟草、火柴、化工、成衣等行业的女工；帮佣——即到中产以上的家庭当姨娘、奶妈；供职于文化教育机构，如教员、新闻记者、传道师、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等；普通职员，就业于社会各机关，如官署、商店、公司、医院的女书记、女医生、女店员、护士、产科医师等；娱乐机构从业人员，如歌女、电影演员、舞女、女伶乃至妓女等。可见，短短八年中，女性职业范围的扩大突飞猛进。另外，职业女性的人数也十分可观，1920年，约七十五万的上海妇女中，有正当职业者（包括学生、教师、医生、看护妇、编译者、宣教者、音乐家、画家、商人、船户、渔人、农妇、工人、伶人）约有30万人，占了整个女性人口的将近一半左右。另据《女声》杂志1943年的调查结果，职业女性的就业领域已可归为教育界、医学界、商业界、法律界、党政警界、娱乐界、手工及佣工、农耕畜牧、机器工业等九大类。足以证明，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职业女性的城市，也是从业妇女人数最多的城市。关于这一部分的研究，陈雁的《近代上海女性就业与职业妇女群体形成》是较早发表的成果，她指出：“近代上海女性就业人数和就业范围的不断扩大、职业女性群体的逐渐成熟是上海城市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业女性群体中人数最多的，应数产业工人，其中，又以缫丝业和棉布业最多。19世纪60年代，随着机器缫丝工厂的出现，上海第一代纺织产业工人最早诞生于外国人创立的工厂中，肇始仅数千人。到19世纪末，首批中、外棉纺织厂建立，使上海纺织产业工人达到近三万人的规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至20年代初期，上海纺织工业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各行各业先后形成，这一时期的纺织产业工人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此后，历经抗日战争期间的曲折起伏，到新中国成立时，纺织职工队伍为23.88万人。另据1929年的统计资料，当时的棉纱、缫丝和棉织工人已达19.15万人，其中女性工人有14.39万，占76%。尽管女性工人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是艰苦而缺少保障的，但却改变了数千年来女性无法走出家庭的命运。女性以一个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者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
女性的职业化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将会为性别文化的建构带来本质的变化。中国的近代化、都市化，为中国女性群体提供了社会参与、性别角色发生变化的外部条件，女性比较有规模地脱离了对家庭的人身依附，实现了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转变。因此，考察女性在都市化的进程中如何参与社会，或者说，如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可以称得上“参与社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考察女性是如何不再囿于家庭，进入社会层面的，或者说，只有女性中的职业化群体的出现，才使得女性社会参与程度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才有了女性文化构成都市文化值得探讨的基础。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女性对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女性在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之后，对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贡献和表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也是都市性别文化研究中应当关注的问题。
上述的看法，已经在头脑里徘徊了许久，但同时又有许多的困惑。这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并不像如今新时期的女性，会表现出外在的强势；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女性的职业并不固定，说得好听点，是“阶段性就业”；还有，相当一部分从农村初进城市的女性，是以小贩和帮佣的身份进入职场的，这算不算“职业女性”？而且，这些比较底层的女性，几乎很少被主流文化记载，缺乏第一手的史料。当笔者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竹枝词与都市性别文化”时，曾与程郁教授多次讨论过这些问题。她当时正对中国妇女史和口述历史的研究着迷，于是，她提出带着学生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采访那些在解放前就在上海工作过的女性，让这些如今还健在的，八九十岁的奶奶们，说说她们过去的生活和经历。
“老上海妇女口述史”的工作是很艰辛的，除去口述史研究中的重重困难需要克服，还有这些老人的健康状况，也是决定访谈能否成功的关键。“做口述史要和时间赛跑。”但随着一篇篇采访记录定稿，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则凸显出来。正如程郁教授在访谈报告中指出的，上海职业妇女遍及工商业、学校、医院，既有在租界外国人家中帮佣的劳动妇女，亦不乏女知识分子；此次收录的访谈者，有1949年以前就成为职业女性的教师、职员、护士、商贩及家庭服务员，还有一定数量的工人和农民。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老上海妇女”个案，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上海都市文化建构中的女性生活和特征。
尽管本书中的受访女性家庭出身、生活经历以及个人的命运遭际千差万别，但却有许多时代的印记和共同特征。例如，不甘心因循守旧的传统家庭生活，渴望读书，渴望改变，渴望工作。其中，职业的吸引力是极大的。叶秀宝的回忆中，有大量的篇幅叙述她从婆婆家中跑出去，进工厂去做工的经历，有了工作，才使她摆脱了童养媳的痛苦生活；所以，当新光厂整顿时，她被“疏散”，回到家，妈妈说：“那么大的小姑娘都出嫁了，你就不要去做了。”叶却说，“我是有理想的，不要在乡下种田”，“我不肯拿那八十多块离职费，在家里只蹲了一个多月又回到上海”。另一位后来成为地下党员的女性回忆当时坚持要读书的理念，就是不要“当花瓶”。这些非常朴素的想法，实际上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女性，对人生价值的朦胧认识和坚持，而工业化、城市化的机遇促使她们最终有机会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书中被访的女性，都有着坎坷的人生。她们有家庭，有子女，特别是那些普通的劳动者，读她们的故事，你会感到那种直面生活、忍辱负重、敢于担当、克勤克俭的内在坚毅无处不在。这其中，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更有上海近代化都市化过程中女性的新表现。这些被访的女性，几乎都是各自家庭中的主心骨。虽然许多人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她们学习新事物、新知识的积极性，以及她们的勇敢和智慧，则不断体现在应付生活的一面。每当家庭经济发生困难的时候，这些女性就会挺身而出，就像郑玉英那样，先在私人作坊打工，巴巴结结努力攒钱，养活老家的子女和老人，后来又在街道托儿所工作，认真负责地当孩子们的“阿姨”；托儿所裁员，她又转到街道盛泽织帽厂工作，直至退休。在拮据的日子里，她心态平和，教育孩子们好好读书，她的想法也表达得非常质朴：“我们做工人的总归闷头做工作，心里就一个念头，把这份家当创造出来。”这些把家当创造出来的女性，也在创造中赢得了价值和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