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妇女口述史访谈的实践与理论
程郁
由于传统社会的长久压抑，妇女成为失声的群体，尤其在文献资料中难以找到她们的身影，而口述史是近年兴起的新方法之一，为近现代妇女史研究所采用。多年前笔者尝试在妇女史研究中运用口述史的方式，那时便想到采集解放前就业的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这个题目，我也意识到这是非常有意义又紧迫的工作，但还是一再搁置。
考虑到这些妇女大多已届八十五岁以上，正在加速离我们远去，因而抢救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自2010年中开始，尽管未得到任何基金的资助，笔者决定开始行动，在独自寻觅采访一年之后，2011年组建了一个八人团队，在2012年初获得上海市教委大学生创新项目的支持，又获得朱易安教授所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竹枝词与都市性别文化”的资助，访谈得以全面铺开。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找到二十位合适的采访对象。由本次调查来看，上海职业妇女遍及工商业、学校、医院，既有在租界外国人家中从事家政的劳动妇女，亦不乏女知识分子；从其解放前的职业来看，已采访的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计有教师四人，职员一人，护士一人，商贩及家政服务人员各一人，农民三人，作坊女工一人，纺织女工八人。上海开埠后即成为我国重要的轻工业基地，因而女工理所当然占解放前就业的上海职业妇女的半壁江山，更由于上海曾是我国最早的纺织大城，纺织（包括制衣）女工自然成为采访对象的重头。她们工作的场所既有国营大厂，亦有本地民族资本家兴办的私营厂，更有两名曾在原日资企业工作。
在多年的访谈及整理工作中，笔者产生许多困惑与经验教训，汇报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 在中国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的新史学逐渐成为西方史学界的主流，早在上世纪中叶，口述历史已为主流史学界所接受。1948年，艾伦·内文斯（Allen Nevins）于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的口述历史档案馆。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成立，会员遍布全美及全世界，如今美国各地图书馆及主要大学图书馆都保存大量口述史成果。据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都有口述历史计划，而历史学家的目光也已从精英转向“来自底层的历史”。
海峡对岸也很早就开展了口述历史的收集，而且早已为主流学术界所接受。这项工作主要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承担，自1959年以后，主要以政、军、外交、交通、财经、学术各界人士为主要对象，共访问千余人。其中与妇女史有关的成果有《走过两个时代的台湾职业妇女访问记录》（1994年）、《女青年大队访问记录》（1995年）、《烽火岁月下的中国妇女访问记录》（2004年）等。据中研院口述史网页，《开创与发展》，http： //140.109.152.48/oralhistory/index.html。
而在中国大陆，谈起口述史，人们往往将它与著名媒体人崔永元联系起来。实际上，重视口述资料的传统可上溯到三千年前的周朝。不朽的史学名著《史记》更明载书中有关战国及汉初的许多历史细节来自人们的口述，如《韩信传》：“太史公曰： 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明末清初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亦曾遍历兵家险要，寻访当地父老，收集口传的资料。然而，这只是个别史学家的行为，而且它始终只是史学著作的细节补充，中国史学的传统更重视成文的文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与现代口述史采集相近的行为，如果将这样的活动也算作口述史的话，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20世纪50—70年代，主要集中于对革命运动与战争的口碑资料搜集，其代表作为《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2）20世纪70—80年代，口述调查主要集中于文化事件与文化人物，如北大所从事的西南联大口述史工作；（3）1990年至今，口述史由精英转向大众。
2004年以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刊《史林》每年皆出版一本口述史专号，这也是国内唯一的一本口述史专门杂志。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很快介入这个领域，可谓异军突起，已有多种成果问世： 如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已出版四册成果；张晓《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等，在许多方面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
本世纪初，我意识到口述史的采集是一桩极有意义又非常紧迫的工作，从那时起就想到几个非常有意义的专题。2001年，笔者在撰写有关蓄妾的论著时开始尝试，即以口述史的形式记录一个蓄妾家庭的生活细节。此后，又指导研究生进行妇女口述史的采集，那几年的成果都发表在《史林》的口述史专号上。2010年中，我开始着手本项目的第一个访谈，通过亲戚介绍，找到曾在私营纺织厂工作过的叶女士，文本题为“上海的纺织女工生活”，发表于《史林》2010年口述史专号。然而，偶然的尝试与较大规模的采集完全不是一回事，待本项目全面铺开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从事口述史研究的艰辛。
（一） 口述史难以得到科研基金的资助
中国内地的口述史研究兴起不算太晚，但由于种种原因，口述史至今尚未进入主流史学界的视野，很难得到资金的支持。而口述史的采访必须有录音器材，聘请助手也需要一定的交通费补贴，更重要的是需要给予口述者一定的经济补偿。近期骗取老人钱财的案件多发，媒体一直呼吁老人不与陌生人交谈。给予口述者以适当的经济补偿，起码可使老人的家属放心。然而，妇女研究本来就难以得到资助，妇女口述史的立项更是屡战屡败。在主管部门看来，似乎口述史只能算资料性工作，往往未上报便中途而废。
2011年，我又陆续找到几位合适的采访对象，意识到不能再等下去。在屡次申请项目未果之后，决意动用自己的其他科研经费开始采访。次年初，以学生为主体申报“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终获上海市教委的大学生创新项目立项，仅有一万元资助。项目经费只能主要用于支付给学生的采访报酬，而给口述者的现金补助，却由于报销制度的限制，难以支付。在朱易安教授的支持下，这个项目终得以艰难前行，本书最终能得以问世，亦感谢以杨剑龙为首的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资助。
（二） 口述史的研究成果缺少发表阵地
实践证明，这项工作十分烦难，从寻找对象到最后定稿往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而且做出的阶段性成果也缺少发表的阵地，往往会影响团队的士气。好不容易访谈完成，筹措出书的费用又是一桩难事。
口述史的采集及整理可谓费时费力费钱，又得不到重视，受过良好训练的史学工作者往往不愿意从事这桩事业，因此难以找到同行帮忙。如果立志从事这项事业，一定要有长期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
但笔者相信，持续不断的努力，终究可以水滴石穿。本小组在新浪网所开设的“老上海妇女口述史”微博，本意为项目工作所用，却意外地寻找到一批志同道合者，不仅吸取了他人的经验，而且取得某种宣传的效果。后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相继发表于《史林》与《档案春秋》，尤其要感谢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罗苏文研究员与《档案春秋》的王永炳副总编对本项目的大力支持。
（三） 做口述史最难在于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完成一篇成功的口述史作品，大约经历三个阶段： （1）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2）访谈；（3）文本整理与定稿。未做这项工作之前，人们大都会认为文本的整理最为艰难；然而，实践证明，最难在于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其次是采访，而文本的整理则相对简单了。
1949年以前就业的女性，如今大多已离我们远去，健在者亦已年届八十五岁以上。她们散布于家庭与养老院，本来就极难搜寻，而口述访谈的对象又要求思维清晰、表达流利，就更难找到合适的对象。
笔者首先通过本校大学生搜寻采访对象，结果并不如意。在本专业四个班发出搜寻呼吁，只找到三个对象，其中两个还只是勉强符合标准。由于目前在校的学生已是九零后，他们的祖母辈大都年事不高，要找到符合本项目要求的对象已非易事。
笔者亦曾向上海市妇联寻求帮助。在市妇联一个为退休同志召开的年会上作了十分钟的说明，当场便找到四位合适的采访对象。但第二天即有一位反悔。另一位在第一次访谈前说不能谈家里的隐私，只能泛谈妇女的地位问题，只得放弃。第三位采访时十分顺利，谈话也没有过多的顾虑，然而，在最后定稿时却基于种种考虑不同意发表，因此本书仅收十九篇口述史稿件。
其间我给所有上海籍的同事打去电话，并给已毕业的学生群发短信，又向亲戚求援，因而所找到的采访对象，基本都是零敲碎打一个一个找到的。
千方百计找到的对象，往往还会有一大半拒绝采访，已定访谈也会因子女等家属的反对而取消。在文本发表或书出版之前，一切都可能发生。这种变数更使口述史的工作充满风险。对此，在从事口述史研究之前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四） 阻碍访谈的原因及其对策
如上所述，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对象却往往被拒绝，或者接受采访了却并不积极配合。这些挫折大大影响本团队的情绪，同学们问： 既然这是一桩有意义的工作，对采访对象也不无好处，为什么那么多老奶奶不愿意呢？我想，应该有如下因素导致拒访：首先，由于近期刑事案件中骗老人钱财的案件多发，使老人难以对采访者产生信任，而其家属也会充满疑虑。
通过熟人介绍要比组织介绍更有利，往往可使采访对象打消一大半的顾虑。第一次访谈时，采访者要主动呈上工作证，最好带去已发表的文本，用最通俗的语言说明本项目的意义。呈上经济补偿是有一定效果的，但给予经济补偿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由于口述史极难得到资助，我们所给予的经济补偿也不可能太多，何况受访的上海老人皆有退休金，少有经济困难者，有的虽然收入不多，出于自尊她们对金钱也极为敏感，一般同意采访者并不计较报酬。一个已毕业学生通过其母亲联系到两位合适的采访对象，学生强调说有经费云云，对方回以“给再多的钱也不做”，一下便令此事不可商量了。因此，在联系采访时最好先不要提及报酬，我们总是在第一次采访结束时呈上劳务费，而且事前又反复对学生强调： 一定要套上信封，呈上时也要态度恭敬，千万不要使对方形成为钱而谈的印象。
其次，由于老人年事已高，有的人认为谈往事便意味着去日不远，出于迷信而拒绝访谈。因此，采访者的遣词一定要谨慎，尽量避免谈生死问题，少一些“您这一生”之类总结性的语言，第一次见面不妨多些寒暄，先谈谈令她骄傲的儿孙，称赞老人的身体和头脑的灵敏，总是受到欢迎的。总之，采访者对早已走入老境的老人多些理解和同情，才能展开深入的交谈，而年轻学子往往缺乏与老人交谈的经验，一上来就直入主题，结果往往很快陷入冷场。
再次，许多老人经历复杂或出身贫苦，认为过去的苦难是不光彩的。如前述学生约采访对象时，她们首先回答说：“现在生活挺好的，讲起过去的事会不开心，而且也不想让后代知道。”学生商谈时又缺乏技巧，一下子谈到经费，更触动老人的自尊心，因此此事便无可商量了。口述者向女士曾介绍一位解放前坐牢的难友，她因申新九厂罢工事件1948年1月30日，全国最大的民营棉纺织厂——上海申新九厂七千余名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罢工斗争。2月2日，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攻入工厂，三位女工牺牲，二百三十六名工人被捕。入狱，我意识到如果做成这一个案会成为重要的证言，不料被她断然拒绝。曾在外国人家做过家政的杨女士，采访时坦然谈起过往，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证言，定稿时也曾请她过目，并签署了发表委托书。但发表于《档案春秋》时，编辑删去前后的叙述，将她在外国人家中的经历凸显出来，何况标题中的一个“佣”字刺痛了老人的心，为此她非常不快，打电话向我抱怨多时。可见，一着不慎，会有许多麻烦。
当话题涉及自己家人或健在的同事、朋友时，老人也会十分敏感，这时采访者要把握住适当的度，只是倾听，千万不要评论其家人，更不要卷入其内部矛盾。到后期修改时，应充分听取老人的意见，一些具体的人名不妨省去。上海历来有“宁波阿婆难伺候”的传说，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已不知道这种说法的内涵，郑女士的口述极好地还原了“宁波阿婆”的面貌。但定稿时郑女士却有所顾虑，她恐怕婆家的亲戚看到会不高兴，提出省去丈夫名字的要求。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当然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历史的细节，而这时也只能尊重她的意见。总之，一定要对口述者多一点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