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姑子关系倒很好。她性格直爽，不会在婆婆面前搬嘴（搬弄是非）。记得姑娘常常去听说书，她梳好头发，打扮好，跟我说一声：“阿嫂，我衣服还没洗掉喔。”我总是答：“你去好了，我帮你洗。”她哥哥不在家的时候，她总和我睡一个房间，直到她哥哥回家来，她才去和我婆婆睡。她有点文化，平时喜欢看看书，看到有趣的故事，还会来讲给我听。现在回想起来，这成了当时我唯一的娱乐。
我一共养了四个孩子。那时宁波乡下生孩子是很简陋的，把一个旧碗敲碎，用新破的瓷口来割脐带，用火来烧一烧就当作消毒，当然很不卫生，所以当时产妇死掉不少。当地人说，一个产妇生完孩子，如果六天平安无事，以后也就没啥问题了。我生孩子时，婆家请了一个人来帮我接生，月子里也由她照顾我。坐完月子之后，我就把小孩子带回娘家，由妈妈来带孩子。
解放初，很多工厂关掉了，刘维舜拿了失业卡回到宁波乡下，待了一年多。我想： 乡下连块地也没有，再继续待在乡下去也不会有未来，而且小孩子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为他们创造条件。那时舅舅在上海做蛋行生意，我跟他打了个招呼，说想到上海先投靠他，舅舅说没问题。两个人商量下来，我先去上海，因为孩子可由我妈带，两个人同时离开宁波，心里一时也对小孩放心不下。妈妈毕竟只有我一个女儿，从小到大没有分开过，而且她认为，我一直在乡下，连电灯都没看到过，一下子到上海奋斗也不知会有多难。走之前，她一直哭，哭得眼睛都看不清了。刘维舜随后也回到上海。离开宁波时，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 只要有一天活着，就要在上海为自己的小家努力，总有一天会翻身的。
刚到上海时，我们的确很苦。刘维舜先住在我舅舅家，并在他的蛋行里做临时工；我却住在阿姨家，帮忙做做家务。后来，居委通知有失业卡的人可以来登记，刘维舜被分配到一家私营羊毛衫厂，他的工作主要是烫羊毛衫。当时先把衣服套在一个架子上，然后再拿熨斗烫。刚进羊毛衫厂时，还得从小工开始做，老板烫衣服的时候，只能站在边上看看，等到老板去上厕所时，他才能趁机拿着熨斗偷烫几下。有一次，被老板看到，倒对他说：“小刘，你烫得蛮好嘛，那你也开始烫衣服吧。”几年后羊毛衫厂公私合营了，小厂变大厂，后来叫上海第十五羊毛衫厂，他也算正式工了，工资也多起来。那时候他在厂里很积极，人缘也好，有些同事还谋划帮他介绍对象呢，谁知他孩子都有了。
1958年起，我开始在托儿所工作，是隔壁邻居老板娘介绍我去的。托儿所设在石库门房子的通厢房里，以前是资本家的住房，当时让出来办托儿所。托儿所有三个班级——大班、中班和小班，托儿所里一个班级有两个老师，分作早、中、晚三班，我们几个阿姨轮换值班。我们去其他幼儿园受过训练，地段医院的医生也来教过，所以我们有些医疗方面的常识。刚进托儿所的孩子总是哭得很厉害，我就哄哄他们，抱抱他们，骗他们说：“妈妈马上就会来接你们的。”孩子们慢慢也就习惯了。早上6点半就要到托儿所，7点半家长就把孩子送来了，按惯例我们要问问父母：“孩子昨天晚上身体好吗？有没有发烧、咳嗽？”如果身体不适，就要问家长给小孩吃什么药。早上我们要在小孩的脖子两侧摸摸，检查他是否有扁桃体发炎，再看看皮肤是否发红疹，还要给他们量体温。体温表里的水银漏出来是很危险的，为了安全，我们用橡皮膏粘一根双股的线在体温表上，量体温时，将线挂在孩子的脖子上，然后再把体温表塞进腋下，量好后，再用酒精棉花消毒，放在瓶子里，然后放到玻璃柜中。有些孩子要到托儿所来吃早饭，当然也有些孩子很调皮，不肯乖乖吃饭，我就哄他说：“吃了饭，身体就会健健康康；现在不吃，要到中午才吃饭，等一下你饿了就没东西吃了。”大部分孩子们也蛮听话的。吃完早饭，我就随意讲讲故事。当时教育不比现在，也就讲些生活常识，比如为啥要洗手，等等。每天9点钟要定时给他们喝开水，为了保证无菌，当时要求水烧开后再烧二十分钟。每天11点半吃午饭，吃饭之前先要洗手，没有那么多水龙头，只是一个大桶上有水龙头，让孩子们排好队，我们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洗手。吃饭时饭放在一小桌子上，三个孩子围着一个桌子坐，我转圈照顾，看哪个孩子嘴里饭吃完了，就给他喂一口。每个班只有一间屋，吃喝睡觉都在里面，吃完饭，先让孩子们到托儿所门口自由活动一会儿，灶间的阿姨和清洁工阿姨会帮我们一起收拾，把地板拖干净后，再把一块靠在墙上的大木板放平，在上面铺好垫被，孩子们才能睡午觉。有些孩子不肯乖乖睡觉，还要哄哄他们，说：“快点睡哦，不睡要受批评的哦。”睡中觉起来，再给他们吃点心，然后就等父母来接他们回家了。也有的家长下班比较晚，托儿所也会安排老师看管这些孩子们。就这样，从早到晚是很辛苦的，所以粮票也比别人多拿，可以拿到三十二斤粮票一个月，每月工资三十一元。
有时候，我们也会带孩子乘电车到公园里去玩。那时我们常常将一根绳子打几个圆圈，孩子们一个个拉住圈，就像一串大闸蟹一样，然后一前一后各一个老师看管着。去一次很累的，所以只是偶尔去一次，所以孩子们很兴奋，一路上叽叽喳喳的，现在回想起来也很开心的。在托儿所里也难免有突发情况，比如小孩子发烧了，或者玩耍时不小心擦伤了。如果发烧严重的话，就通知父母来接他们回家；不严重的话，就用冷水毛巾敷在额头上面。当时家长还是很讲道理的，碰到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怪我们没有照顾好。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有心脏病的孩子，他的脸上和头上都发满红疹，他感到很痒，就一直用手去抓，抓得整张脸都红红的，其他阿姨都嫌他脏，就我拿点盐水帮他涂在脸上，让他舒服一点。有一次午睡，轮到我接班，看到他不睡觉，走近一看，发现他脸都发紫了，我当时很害怕，又没有他父母的电话，只知道他父亲在什么厂，就立刻跑到派出所，查出他父亲所在厂的电话，才找到他父亲。他父亲赶来带他去医院，对我们十分感激，我说：“没什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回想当时的托儿所，教育水平不能和现在比，设备也很差，但我们尽力搞好卫生，还是很注意的。尤其是灶间的孙阿姨，她总是把灶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卫生局还会定时来检查呢。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在上海努力赚钱。最初，刘维舜同事的老公孔先生把一个阁楼借给我们住。孔先生曾说我：“这小娘（小姑娘——笔者注）不会好了，门口粢饭、生煎、馒头、馄饨都有的，她不吃，就吃泡饭和腐乳。”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家的情况，我要很节省，因为大部分的钱都要寄回去。我只知道要奋斗，这个家要靠我们拼出来。我们每个月通过邮局寄五十五元到宁波，五元给阿婆零用，五十元给我妈妈供孩子们在乡下生活、读书。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具体怎么样，只是想我们在上海创造好条件，再把孩子接过来。
所以我工作很积极，在托儿所时，晚上别人都走了，我还会再加班，帮小孩子做做裤子，这样他们尿裤子的时候就可以替换。全民炼钢的时候，我也参加拼命炼钢，虽然最后也没什么用。日子一直很艰苦，直到三十五岁时才慢慢开始好起来，却又碰到三年困难时期，街上只有卷心菜卖，当时叫开心菜，卷心菜的边角料还要便宜点，用菜煮粥吃，是蛮苦的，不过没有饿死人。那时已经把孩子从宁波接到上海来了，住在刘维舜厂里分的房子里。自己家做馒头，为了让每个馒头一样大小，就用汽水瓶盖子在面粉上刻一下。那时候孩子们真懂事，我很晚才从托儿所回来，他们总会给我留几个，但我也总想省给他们吃。孩子们刚来上海读书时，不会说上海话，还被班上同学看不起，说他们是乡下人。但他们读书都很好，二年级就做中队长，以后当上大队长，每个孩子都这样。我也没怎么好好教育他们，就像一般父母一样叫他们要好好读书，每次出门都叮嘱：“当心过马路啊。”只是别的孩子喜欢玩打弹子，拍香烟牌子，我家子女却在好好读书。
1962年，托儿所里阿姨多，小孩子少了。领导说：“郑阿姨啊，你带带头回家吧。”我说：“没问题的，但是里弄如果发展了要喊我回来工作的哦。”他们回应说没问题，我既不讲条件也不要补偿就离开托儿所了。
以后我去街道生产组问有什么工作，街道就发给我一点活在家里做，比如给衣服撬边，绣花，缝皮手套的花色，等等。女儿做完功课还帮我一起干活，帮我给衣服撬边。后来闹“文革”了，也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我们做工人的总归闷头做工作，心里就一个念头，把这份家当创造出来。记得当时有人拉我去看批斗，我都不想去看，只想着多做多得，只管在家给衣服撬边。后来街道通知说，当初被退工的人，现在可以重新参加工作了，这样我才进入街道办的盛泽织帽厂。记得厂房就在石库门房子里，只有两个车间，用马达缝纫机加工工作帽和袖套等。那时候的工作帽和现在的鸭舌帽一样，织帽厂先派人来教我们怎么做，然后就拿材料过来给我们加工，工作的模式像流水线一样，比如加工帽子，有人负责做帽檐，有人负责做帽顶，有人负责最后将这些部件拼接起来做成一顶帽子。当时有产量指标，比如说要做二十个，但也不是多做多得，一天也只有六角钱。我们那时候思想都很好，虽然每人工资都是一样的，但我们仍然拼命做，不像现在的人只想占便宜，事情最好让同事多做。就这样，我一直努力工作，直到1979年退休。
现在回想起来，从我懂事起，我的生活都挺艰苦的。但我从小懂事，小时候为了自己家里的生计，我去隔壁邻居老板家做童工，还帮妈妈做做缝纫工作。离开宁波来上海的时候，要离开孩子，离开阿拉娘，心里总归很郁闷的，当时就一个信念： 相信我们两人一起拼命奋斗，总有一天会出头的。这一生最难忘的就是刚到上海时为小家庭奋斗的日子，每天忙着为新建的家庭努力工作，为我们的孩子奋斗。改革开放以后，生活一点点好起来，在弄堂里我们家是最先买黑白电视机的。可是在把一切安顿好之后，我们两个老的正要开始安安稳稳生活的时候，老头子却去世了。他只活到六十二岁，他学生意的时候苦，为这个家庭奋斗的时候也苦，却没享过什么福。
这一生最欣慰的是孩子们长大成人，有出息了。只可惜老大得了羊癫疯，在二十一岁时就去世了。其余三个孩子都培养出来了，老二参军当了五年兵，女儿分到工矿，小儿子最后还考上了大学。他们现在都在厂里工作，发展都很好，还给我买这么大的房子住。
我前半生一直很困难，但现在我很幸福。以前做媳妇时我一直有个念头，以后我做了婆婆，也决不为难媳妇。后来我在儿子家住了十几年，每件事我都帮他们弄好，天热换席子，天冷换被子，从来没有因一句话和媳妇不开心。现在不住在一起了，我和媳妇还很亲，一个月总归要和她打一两个电话，比和自己儿子的关系还要好。熟悉的邻居到我家来，一听是我媳妇电话来了，就会说：“我们先走了，你们两个打起电话来，起码要半个小时以上。”想到这些，我也就感到很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