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江苏常州农民吴祥宝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吴祥宝
【访谈/整理者】谢菁菁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生【访谈时间】2011年11月25日，2012年1月25日【访谈地点】吴祥宝家【整理者按】吴祥宝，1926年生，江苏常州人。1949年以前于老家务农，1955年来上海定居，1959—1962年于街道食堂工作，1968年到街道生产组工作，1971年成为窑厂工人，1979年退休。
1926年我生于江苏常州吴家村，我们村离黄山桥镇不远。老家的房子都是矮平房，相当破旧。我们家和叔叔一家住一起，因为父亲性格软弱，所以家里由叔叔、婶婶做主。我母亲身体一直就不好，我十岁时她就去世了。母亲去世后，最初还有奶奶可以依靠，我们那边把奶奶叫作“亲娘”，但只过了两年，“亲娘”也过世了。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弟弟七岁那年有一次发高烧，牙齿都发黑了，不久也死了。
那时家里十分困难，我们生活很苦。冬天，我只有一条单裤穿，妈妈走了以后，也没人帮我做鞋子，从冬到夏就只能穿草鞋。大概十岁左右，我就会干活了。有一次，自己尝试着做鞋，却做坏了，做得鞋底大鞋面小，根本没法穿，事后拿到街上请皮鞋匠修，也无法修好。为此我十分伤心，回到家里大哭了一场。
妈妈和“亲娘”走了以后，爸爸又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叔叔、婶婶就更强势了。当时镇上开办有洋学堂，很多孩子都去读，一般每天只读两个小时。阿婶让自己的儿子去念书，却不让我去读，对我说：“小姑娘将来都要出嫁的，总归是别人的人，就不要读书了。”村里一位教书的阿叔看我可怜，劝我阿婶说：“让她去读书吧。”可她还是不肯。
婶婶对我很不好。她自己夏天乘风凉，冬天晒太阳，却每天要我拼命干活，我忙得连梳辫子的时间都没有。家里养着猪、羊和蚕宝宝，我要烧猪食，还要采桑叶喂蚕宝宝。记得有一年老母猪生了十几只小猪，我要为它们煮很多猪食，一日要喂两顿。我和哥哥每天半夜起床，一起用碾子将大麦碾碎烧熟，再将河里捞出的水草拌在麦子里，用这种混合食物喂猪，可以省粮食。桑树很高，我拿一把大钳子将桑树枝剪下来，然后捆起拖回家，再把桑叶摘下来喂蚕宝宝。寒冷的傍晚，到河边洗菜先得敲开河上的冰层，洗一会儿手就冻得不行，回到家里也没人关心，所以往往一个人伤心，哭得很厉害。
我们自家有几亩田，我还要帮着种地。天旱时，我要踩水车灌溉农田，早春时也去参加下种、插秧，收获时又要去收割稻子和麦子。我十二岁时，就会为麦子脱粒。一般都是由我和婶婶的妹妹轮换做。稻谷晒干以后，再把稻谷挑到镇上的作坊请人轧成米。我们还在家里的几亩田里种点菜和山芋等，家里的开销就主要靠卖菜，赚得钱再买米吃。由于菜要一早就拿到市场上去，有时我晚上只能睡一会儿，半夜就要起床，拿着火油灯，带着一桶水去摘小唐菜，先把小唐菜的根摘掉，再放在水里洗一洗，然后把小唐菜一把一把放在筐里。到市场要走十里路，我们挑着一对箩筐去卖菜。有时菜卖不掉，我家就没钱去买米，只能吃自家种的南瓜和山芋。有段时间光吃这些杂粮都吃厌了，看到别人家吃白米饭，我们都馋死了，只能用许多南瓜和别家换一碗饭来吃。
我十一岁时东洋人打进来了，我无数次看到过东洋人，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害怕。先是中国兵和东洋人打仗，中国兵打败就退走了。他们从我家后门口经过，走了几天几夜，发出咯噔咯噔的脚步声。我们都躲在家里，害怕得发抖，恐怕雄鸡一叫会引来大兵，还把家里的雄鸡都杀了。隔壁人家正在烧一锅鸡，忘了关门，中国兵闻到闯进来，大声说：“烧什么好东西，好香啊！”隔壁人家没办法，只好给他们每人盛一碗，他们吃好就走了，没干什么坏事。国民党兵败走以后，又有一个叫“散行队”的军队来到我们镇上，刚到这里，他们就封锁桥门，听说他们是听从日本人的。最初我们也很害怕，太阳还在顶头照，就早早把自家门都关得紧紧的。后来隔壁阿婶的妹妹和其中一个“散行队”员结婚了，那人也是常州人，以后他常到隔壁家来。因为有亲戚在队里，我们也就不那么害怕了。
以后东洋人也来到我们这里。村里人一听到机关枪声，赤着膊穿起裤子立刻逃出去，我也跟着家里人逃，要逃过一座桥，到达新四军的地盘，才比较安全。也有的人没逃走，他们认为自己不是新四军，不会有什么危险。隔壁家的外甥就觉得自己是老百姓，逃了一段时间就回家了，回到家就被日本人杀了，日本人杀人没有任何理由的。一个妇女为了躲避东洋人跳进河里，原本河里有一条路通到桥的那边，没想到这条路被大水淹没了。我叔叔看她可怜，还跳下河救她，但还是捞不到，最终她淹死在河中。
东洋人刚到时，每次来都杀人，也没有任何理由。我们家那边有个乱葬岗，东洋人先挖好一个个坑，再命令抓来的人站在坑旁，他们都被蒙上眼睛，一枪枪打过去，他们就倒进坑里，然后再用泥土埋掉这些尸体。到晚上，他们的家人会哭着来挖他们的尸体。有人叫我们去桑树林看，那里有许多人被东洋人杀害了，他们一个个被绑在树上，这时又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东洋人来了！”我们立刻逃回家。我们村被杀掉两个人。我和他们很熟悉，有一段时间晚上睡觉时，好像感觉到他们站在床边，那时我害怕极了。许家堂隔壁的太婆四十多岁才得一子，当时只有十九岁，也被东洋人杀害了。其实他特别冤，是别人的替死鬼。当时东洋人正准备杀另一个人，乘东洋人还在揩刀上的血，那人迅速穿过桑树林，钻进沟里，再逃进隔壁邻居家，他跑得很快，也没被枪弹打中。东洋人到处找那个人，抓到人就问名字，问到太婆的独生子，没想到他的名字竟然和逃走的那人一模一样，他就被杀害了。太婆知道这个消息就疯了，以后看到其他的孩子就会犯病，会大声叫：“儿子，你回来啦！”
东洋人在街镇上驻扎下来，我们家离街镇不远，所以东洋人经常到这里抢米捉鸡，经常在我们家窜进窜出。我吓得不得了，坐在家里也会全身发抖，牙齿抖得合不拢嘴。每次听说东洋人来了，我们就把鸡、鸭和吃的东西全部带走，要往人多的地方逃，家里就留“亲娘”一个人，因为老人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
有一次，阿哥在做面粉，东洋人闯进来，突然拿起一把面粉往他脸上洒，我叫阿哥快点逃到街镇上去。有一天，我正在烧粥，听到隔壁阿婆喊：“东洋人来了！”我一惊，往后门一看，看到一个东洋人正朝我家走来，我只能往前门逃，前门只有人的半截高，往那边一看，也有一个东洋人站在远处，我急得不得了，不知该怎么办，定神一想，往后门逃的话肯定撞上东洋人，只能从前门逃，我迅速打开前门，一溜烟就窜到隔壁阿婶家里了。但“亲娘”、父亲、叔叔、阿哥和隔壁几个邻居都被抓到了，东洋人命令他们站在床上排成一排，然后东洋人恶狠狠地问：“你们身上的军装哪里来的？”他们都非常害怕，回答说：“这都是我们捡来的。”幸运的是，那次他们没杀人，我家逃过一劫。还有一次，隔壁的阿婶和她妹妹叫：“东洋人来了！”我们立刻逃出去，却看到东洋人站在那边盯着我们。我们掉头就跑，本想通过那座桥逃到新四军的地盘，而当时新四军正和日本人打仗，为防止日本人到桥西去，新四军已经弄断了那座桥，我们只好躲在角落里，幸好当时没被发现。还有一次更是危险，我们差点送了命。当时我和阿哥、叔叔正要逃到桥西去，却看到东洋人从桥那边走过来，我们转身就往稻田里逃，那时水稻已长得很高了，可以掩护一下，身后机关枪“哒哒哒”地响，我弯着腰躲在稻田里，亲眼看到一颗颗子弹就落在身边不远处。能活下来真是幸运。
晚上东洋人喝醉酒，还会挨家挨户敲门找花姑娘。为防东洋人，一些小姑娘睡在屋顶上，我和隔壁邻居家的姑娘睡在阁楼里，再用柴挡住。我也不敢一个人在家洗澡，每次都要阿哥在外面望风，听到动静就叫我。镇上有个哑巴遭到不幸。她的母亲早死，后妈自己逃掉，却让她待在家里看家，据说被三个东洋人发现，她就被强奸了。等她后妈回家，她也说不出话，边哭边发出嘶哑的声音，手指拼命比划着一、二、三，意思说她被三个东洋人强奸了。
东洋人还时常找村长要粮食，要他把米、蛋、鸡、鸭等送到他们的据点。有一天，东洋人又来了，一时没找到村长，村长的弟弟凭借哥哥的威势正在村里开赌局，东洋人光火了，拿起粪桶，就朝村长弟弟他们脸上泼。东洋人在街镇上住了整整一年，他们还设置封锁线，要凭良民证或通行证才能通过。我们并没有这些证件，所以去卖菜时常被东洋人倒掉。一次东洋人又将箩筐里的菜都倒掉了，父亲没赚到钱，肚子饿极了，只好到河边用手捧一点水喝。
我也曾看到新四军和东洋人打仗的场面。东洋人驻扎在东边的街镇上，西面是新四军，彼此之间就隔了一座桥。他们打仗时，我们生怕被流弹击中，就躲在家里，躺在床上。在家里也怕子弹穿进房屋，家家都有个天井，前面多隔几堵墙就觉得安全一点，所以总想往后躲一点，有时就爬梯子到后面一户人家。镇上有个老太在街上卖点小吃，两军开火时她被击中，不幸身亡。村里人为了保命，有几个女的还跟为东洋人烧饭的“饭师傅”关系亲密。新四军曾把一个和“饭师傅”结婚的女人抓到山上，听说她被剖开肚子，里面还都是油。村长的弟弟后来也被杀死在乱葬岗。
抗战胜利时，东洋人在半夜就偷偷逃走了，天亮时大家还有点害怕，交头接耳说：“东洋人昨晚逃走了！”
二十一岁时我嫁到许家堂，丈夫叫许传锦，那时他只有二十岁。他的公公（爷爷）在祠堂里教书，村上很多小孩都到这里念书，他一直读到小学毕业，后来也不时会去祠堂代课。他小时候和我蛮像的，两岁时他的亲生母亲就过世了，父亲又娶了个老婆，和她生了两个孩子，也就不管前妻的儿子了。所以他小时候也很苦，后妈只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做新衣服和鞋子，他没有鞋穿，只能赤脚，晚上刚洗好脚，趁脚热立刻睡到床上，以后也只能穿草鞋。等人长大一点，脚也长大了，才拿他父亲的鞋穿，因为后妈会给父亲做鞋子的。春天到了，他没有一件衬衫，到冬天，也就空身穿一件破棉袄。从小就没人帮他洗衣服，大冬天也只好一个人到河边洗，一边洗一边哭，有时大伯娘看不下去会帮他洗洗。他睡在阁楼上，有次三天都在发高烧，盖了三条被子还一个劲地发抖。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公公看他可怜，好不容易买点肉给他吃，却被后娘吃掉了。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因为他小时候太苦了，后来才会那么早过世。
我阿哥的过房爷（干爹）是我丈夫奶奶的侄子，因为这层关系我们都十分熟悉，所以将我介绍给他。结婚前他后妈来看过一次，觉得我不错，就问我家要了我的生辰八字。当时人相信灶头菩萨，她回家后将我的八字和丈夫的八字一起压在灶头下面，三天当中家中没发生什么坏事情，就说明我们是般配的。订亲时他家送来的聘礼都被我阿婶拿走了，却不给我准备一点嫁妆，甚至连洗脚桶也不买，她还说风凉话：“要不把房子卖了，换钱给你买嫁妆？”所以我嫁过去时，带过去的两条被子都是婆家送来的，垫被也是向大伯的女儿借的。结婚那天，媒婆过来打点一切，然后用大红轿子把我抬到许家堂。回想起来，那顶花轿子倒是蛮好看的，但因为嫁妆太少，村里人讽刺说：“这个新娘子东西还真多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