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了解鲁迅此时心态变化的一个角度就是书信。可惜，鲁迅在1920年所写书信至今被收入《鲁迅全集》者仅有该年5月4日写给宋崇义的一封。不过，就是这一封我们也可以发现鲁迅当年心态变化的些许蛛丝马迹：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
显而易见，鲁迅这里所评述的就是刚刚过去一年的五四运动，不过字里行间所透出的却完全是一副局外人的态度，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似乎都不入鲁迅的法眼。在鲁迅看来，那样一次伟大的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对于中国的未来，鲁迅更是绝对失望：“但有一塌糊涂而已。”请注意“而已”一词在鲁迅笔下绝非简单的语气助词，而是有深刻意蕴的特殊词汇，只要想想他后来那本有名的《而已集》就能明白。
像鲁迅这样的绝顶聪明之人，如果连“五四”这样的伟大运动都不能使他改变对社会对人生的悲观态度，那么即便是继续从事刚使他获得世俗名声的白话文学，其实也没有多少意义。于是我们看到，在书信中，因为毕竟还是对外人讲话，鲁迅还是尽量表现出一些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至于日记，因为是纯粹私人的记录，则鲁迅本来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其中宣泄自己所有的绝望情绪。不过由于鲁迅记日记一向采取较为简约的记事形式且已形成习惯，也就不会因为暂时的个人情绪变化而更改其形式。更重要的是，在鲁迅看来，其实任何试图宣泄悲观绝望的企图已不再必要，因为自己既然还要忍受枯燥漫长的现实生活，则书写本身仅仅是一种形式，一种证明自己还活着、还能书写的形式“而已”，那么“写什么”和“怎么写”也就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还在“写”——借“记日记”这个活动证明自己还有活下去的必要和勇气。
我们不妨仔细分析鲁迅这几个月过于简略的日记，看看透过这些极为简略的文字，是否能够窥见鲁迅那时的内心世界。先看“无事”出现第二多的8月：一日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日晴。上午得车耕南信。午后从徐吉轩假泉十五。从戴芦舲假泉廿。
三日晴。无事。
四日昙，下午雨。无事。
五日晴。午前往山本医院取药。小说一篇至夜写讫。
六日晴。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得李遐卿信。
七日晴。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午前往铭伯先生寓。
八日晴。星期休息。无事。
九日晴。无事。
十日昙。夜写《苏鲁支序言》讫，计二十枚。
十一日晴。无事。
十二日晴。无事。
十三日晴。午前访章子青先生，取泉卅，由心梅叔汇来。
十四日晴。上午徐吉轩泉十五。下午昙。
十五日晴。星期休息。无事。
十六日晴。晨访蔡先生，未遇。晚寄汤尔和信。
十七日晴。上午寄蔡先生信。
十八日晴，下午昙，风。无事。
十九日小雨。无事。
二十日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下午雨。晚得蔡先生信。
二十一日昙。下午宋子佩来。寄蔡先生信。晚李遐卿来并送平水新茗一包。
二十二日昙。星期休息。午后晴。无事。
二十三日晴。午后寄李遐卿信，假泉十二。夜雨。
二十四日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得李遐卿信。寄朱孝荃信。
二十五日晴。无事。
二十六日晴。午后得李遐卿信，即复，并假来泉八。傍晚雨一陈。得高等师范学校信。夜寄毛子龙信。
二十七日晴，下午雨一陈，夜大雨。无事。
二十八日昙，午后晴。无事。
二十九日晴。星期休息。午后整理书籍。
三十日晴。午后往留黎厂。又至青云阁买鞋一双。
三十一日晴。无事。
从日记中数次出现“星期休息，无事”字样看，显然休息仅指这一天不用上班，而无事指的是鲁迅个人的状态，既包括形式上的无事可做，更表示心理上的无聊与寂寞。然后这一个月中，鲁迅记入日记的内容有：关于写作事2次、书信往来11次、看病取药1次、外出购物1次、看朋友及朋友来10次，其中书信及与友人交往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借钱与还钱，次数多达8次（对此下文会分析）。除此外就是那些触目惊心的“无事”了，如果不是还有一两个关于当日天气情况的词汇，则出现在日记中那一排排整齐的“无事”将更加引人注目。大概鲁迅也觉得那些会使得日记太惨不忍睹，才又增添上一些反映天气的词汇吧。
此外，我们注意到，当年从7月到12月，鲁迅逛琉璃厂的次数明显减少到只有5次，购买古书等数量更是寥寥无几，与以前每月前往数次且每次购入甚多形成强烈对比。而从7月到12月日记中竟然没有任何与好友外出吃饭的记录，也是反常的情况。这如果不是鲁迅有意不记录，就与其情绪不佳或者是经济上出现问题有直接关系。可能影响到鲁迅心情的事件还有家人的病，其中以沛（鲁迅三弟之子，当时仅一岁）的病最为严重，住院时间长达两个月，之后又是鲁迅母亲患病。这两次家人之病显然会严重影响鲁迅的心情，且直接导致鲁迅为看病借钱多次。本来按照鲁迅的正常收入，应付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是没有问题的。但一方面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大量欠薪，导致鲁迅实际收入大减；另一方面是周作人一家来京后，其妻子大肆挥霍，使得入不敷出，鲁迅为维持家庭正常生活不得不借债。据1920年的日记，当年鲁迅就借债20多次，总计近千元。也许，被迫借债的鲁迅又会联想起当年为父亲医病而不得不来往于当铺和药铺之间的日子，如此，鲁迅的心情又怎么会好呢？
——民国初年鲁迅日常生活研究
“西马”著名代表人物、20世纪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指出，所谓日常生活批判，其意义就是要从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深处发现历史的无穷希望与可能性，就是寻求日常生活所具有的永恒的轮回性与瞬间超越性的统一。此处参看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日常生活就其单调乏味的循环过程而言，确实无法给人带来希望，似乎也没有任何值得欣喜之处。但是，它毕竟潜藏着无穷的希望与产生短暂幸福感的可能——谁知道那人生的辉煌何时会大放异彩呢？问题在于，为了等待那短暂的辉煌却要忍受漫长的无聊而空虚的时光，忍受极大的身心方面的痛苦，对于一般人而言，也许代价过于昂贵，以至他们宁愿放弃这种可能而混迹于世俗生活，拒绝思考自己的不幸。那么，似鲁迅这样的文化大师级人物，是否就一定心存不甘而拒绝沉沦于日常生活之中，是否就必然会去寻求免于堕落的一切机会与可能呢？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本来是鲁迅借此摆脱个人苦闷与痛苦的极好机会，也几乎是唯一机会。可惜，新文化运动发展到1920年，领导者与参与者之间却发生了分裂，对此鲁迅有一段有名的话给予总结：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见鲁迅：《自选集？自序》，本篇最初收入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提醒读者注意这样一句：“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显然，已经拿起笔来的鲁迅在取得重大成就后，已经无法停止文学创作的脚步，但此时他所寄予希望的新文化运动者们却开始分道扬镳，让鲁迅一时无所适从。继续创作是必然的，但再听谁的“将令”呢？“新的战友在那（哪）里呢？”所谓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正是鲁迅此时心境的最确切概括。
关于新青年同人此时的分裂情况，学术界已有论述，此处仅从影响鲁迅心态的角度分析。《新青年》从1918年一月宣布“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开始，即具有同人杂志的形式，鲁迅也从第四卷开始写稿。到1919年第六卷，《新青年》成立编辑委员会，宣布此后各期由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六人分期主编，鲁迅没有担任过主编但却参与过编委会的工作。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了《新青年》诸同人之间的辩论，可以看成是其分裂前的信号。由于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停刊5个月，10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919年12月的第七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