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已在上海居住的陈独秀接触到一些共产国际的思想，《新青年》的办刊思想逐渐政治化。而胡适却是个不喜欢谈政治的人，《新青年》的编辑内部出现分裂。结果，《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于1920年9月1日在上海出版，其中刊登了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驳斥胡适等人“不谈政治”的主张，分裂自此公开化。不过，陈独秀还是于当年12月给胡适、高一涵去信，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希望胡适等人“多做文章”。但对于胡适的意见，陈独秀却又不能接受。当时，陈独秀曾经让胡适提出意见，看下一步应该如何办。胡适于是提了三个意见，其一是将《新青年》撤回北京，编辑同人们共同刊发一则声明，说明不谈政治，只做文章；其二，让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来办《新青年》，大家另起炉灶，再办一份其他的刊物；其三，停办《新青年》。陈独秀得到这封信十分生气，给《新青年》的编辑同人们回信，专门驳斥了胡适提出的这三个解决方案。关于不谈政治这个问题的回复，陈独秀措辞坚决，写道：“弟虽离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不赞成第二条办法。”钱玄同见信后十分感慨，“初不料陈、胡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并认为胡适“所主张者较为近是。……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谓。可以存而不论”鲁迅和钱玄同当时关系还很友好，后者当然会将这些消息告知鲁迅。而鲁迅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同意胡适说的将《新青年》迁回北京，由北京同人发表声明，此后刊物重点在学术思想文学方面，但鲁迅不同意一定要声明“不谈政治”，理由是一则“不愿示人以弱”——这是典型的鲁迅性格；一则是“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但此后显然，陈独秀没有听取北京同人的意见，《新青年》此后迅速脱离了与鲁迅、钱玄同等的关系，这大概就是使得鲁迅失望的原因。那么此后，鲁迅是否又要回到抄古书的道路上去？他自然不愿意如此，但连参与新文化运动都落得一个分道扬镳的结局，那么还会有什么值得他再去尝试？鲁迅是真的害怕再次掉进希望——失望——再希望——最终更加失望乃至绝望的恶性循环之中了呢。
值得注意的信号再次出现：一个是鲁迅开始收集资料，准备撰写《中国小说史》，虽说是为了上课的需要，但这毕竟显示出鲁迅的一种姿态，他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可做之事了；一个是他重新开始校《嵇康集》，这个就更加明确是要回到原先的老路。此外，在1920年年末用日文写给青木正儿的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未来极为绝望：“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成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鲁迅又说：“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吧。”此外，对于《新青年》的掉头转向政治，鲁迅也表示出担忧：“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实有不胜寂寞之感，创作的新芽似略见吐露，但能否成长，殊不可知。最近《新青年》也颇倾向于社会问题，文学方面的东西减少了。”现实生活确实对鲁迅过于严酷，在刚刚给鲁迅提供了一些希望的“新芽”后，就要无情地摧毁它们。不过，鲁迅既然已经体验过可以借世俗生活中的某些看似有意义的活动（文学创作）来摆脱内心深处那挥之不去的无聊与空虚之感，就不想再次回到“绍兴会馆”那单调乏味的抄古碑之中。在其稍后创作的《故乡》中，那著名的结尾虽然有些吞吞吐吐，但还是表达出他寻求走出一条拯救自我之路的渴望。《新青年》的改弦易辙以及和一些战友的分道扬镳，固然给鲁迅带来莫大的打击，但其他的尝试还是可以进行。鲁迅至少找到了两个维持世俗日常活动的出路：一个是到北京的高校教书，这个效果极为明显，后来他与许广平开始交往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是参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虽然限于其教育部职员身份，鲁迅不能直接参加，但借助于周作人，鲁迅实际上对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此时的鲁迅，尽管有意无意有回到旧生活轨道的倾向，但内心深处渴望新生活、寻求新的拯救之路的愿望更加强烈。日常生活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没有意义的简单重复，特别是对于鲁迅这样思想深刻而又对现实格外敏感者。但是，也只有继续这种简单的重复，才有可能于无数的重复之后获得瞬间的对人生的美好感受，这就类似于浮士德的一生及其幸福的结局。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必须忍受看似永恒轮回的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的深处寻求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生活的希望——尽管这希望只是短暂的“灵光一现”，还是值得我们为此等待大半生乃至一生。作为普通人，也许只能被动等待而已，但像鲁迅这样的哲人贤者，就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智慧去主动谋求“灵光一现”的尽快到来和更多出现。
然而，对于鲁迅这样的人物，日常生活中那些短暂的有意义的瞬间毕竟太过短暂，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时候的无聊的日常活动，该如何打发才不至于重新陷入苦闷与“无事”可做的状态之中呢？唯一的可能出路就是把这种日常生活给予“节日化想象”，就是谋求日常生活的“狂欢化”，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鲁迅对尼采、对“酒神精神”为何会给予高度评价和推崇了。本来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对尼采学说很有研究，1920年在《新青年》面临分裂之时，他还是要从尼采那里寻找继续前行的力量。这一年的8月10日，鲁迅完成翻译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并作《译后附记》。鲁迅在对此序内容和一些术语进行说明的同时，也隐隐显现出自己的心境态度：
第七节Zarathustra验得自己与群众太辽远。
第八节Zarathustra被小丑恐吓，坟匠嘲骂，隐士怨望。……
第九节Zarathustra得到新真理，要寻求活伙伴，埋去死尸。我（Zarathustra）的幸福谓创造。
第十节鹰和蛇引导Zarathustra开始下去。鹰与蛇都是标征：蛇表聪明，表永远轮回（Ewige Wieder kunft）；鹰表高傲，表超人。聪明和高傲是超人；愚昧和高傲便是群众。而这愚昧的高傲是教育（Bildung）的结果。其中那“得到新真理，要寻求活伙伴，埋去死尸”一句不就是鲁迅在“五四”退潮之后心境的最好写照吗？此外，那蛇所象征的“永远轮回”一词也值得注意，是否鲁迅从中悟到一些日常生活对“超人”的影响以及“超人”试图挣脱之努力了呢？
看鲁迅1921年的日记，的确有所变化。首先是日记篇幅重新开始拉长，对有关事项的记录变得详尽起来，出入琉璃厂的次数也变得多起来。1921年的书账为137.19元，虽然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但确实有了很大增加，原因就是鲁迅这年拿到了一些欠薪，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则心情自然也会变好。其次当然是那触目惊心的“无事”出现的次数明显减少：1921年1月还是10次，到2月就减为4次，到4、5月份已经各只有2次了。1921年其全年日记中出现“无事”的次数为59次，仅为1920年117次的一半，减少幅度之大也说明鲁迅的心态有所变化，对自己所身在其中的日常生活，已经逐步减轻了那种无聊与苦闷之感。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鲁迅的心情确实开始好起来了，那就是这年周作人患病住院多日，后又移居西山疗养，为此鲁迅不仅在经济上再次承受压力，时间精力等也都付出很多，但从其日记的字里行间，却很少流露那种民国初年初到教育部上班时的无聊、寂寞与空虚之感，此时的鲁迅似乎变“俗”了。也许，以精神上的“俗”之一面应对世俗生活，就是“五四”之后鲁迅所能找到的新的救赎之路。自然，在灵魂深处，他对此采取的是不屑的态度，但鲁迅懂得，如果自己不想回到民国初年那种枯坐终日抄古碑的状态，就必须暂时忘却这所谓的世俗之“俗”，甚至还要带有热情地投身其中才是。
在当年9月11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鲁迅对热衷于表现派戏剧创作的浙江老乡宋春舫给予这样的讽刺：“表现派剧，我以为本近儿戏，而某公一接脚，自然更难了然。”
被鲁迅如此讽刺的那个剧本名为《只有一条狗》，是宋春舫翻译的意大利著名剧作家弗朗西斯科？坎基洛（Francesco Cangiullo）的作品，发表于《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三号，剧本只有三句：登场人物？？？……
一条街；黑夜。冷极了，一个人也没有。
一条狗慢慢跑过了这条街。（幕下）
实事求是地讲，这剧本虽然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确是很有内涵的，至少不像鲁迅所讽刺的那样。鲁迅之还要讽刺，是否意味着他不想再看到这样荒寒冷寂的场景，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心灵深处？
对于鲁迅在“五四”退潮后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和复杂心态，也许可以用“西马”中以研究日常生活知名的阿格妮丝？赫勒的一段话进行概括：“有意义的生活是一个以通过持续的新挑战和冲突的发展前景为特征的开放世界中日常生活的‘为我们存在’，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世界建成‘为我们存在’，以便这一世界和我们自身都能持续地得到更新，我们是在过有意义的生活。过有意义的生活的个体，并非是一个封闭实体，而是一个在新挑战面前不畏缩，在迎接挑战中展示自己的个性发展的实体。这是一个对它而言只有死亡才能确定期限的过程。这一个体不压抑自己的个性，不给自己的个性强加期限，而是‘同宇宙较量’。在对他开放的可能性中，他选择他自己的价值和他自己的世界——他与之较量的宇宙。”是的，既然作为战士和新文学家的“鲁迅”已经诞生，既然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已经“退居二线”，那就没有理由停止对命运的反抗。无论鲁迅的友人如何高升和退隐，无论鲁迅自己的内心是否滋生有退回到黑暗的危险念头，鲁迅其实已经很清醒地意识到，仅仅是为了他那时所不得不品尝也就是还不能抛弃的日常生活，他也必须继续从开始呐喊以来的战斗，而不能过多地陷入彷徨之中。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这彷徨是使得鲁迅暂时免于退回黑暗绝望之内心的第一步，接下来鲁迅就要以对日常生活更大的关注来驱散这彷徨的心态，无论是采取哪种具体的生活方式或态度。与此同时，在文学活动以及其他方面，鲁迅也必然迫使自己更加投入，对此学术界亦有深入研究。笔者要在这里强调的是鲁迅在“五四”之后，对于围绕其身边日常生活的精力的投入，似乎更应值得人们关注。从这个角度观照鲁迅对学生运动的支持以及他与周作人的反目，还有他为何决心开始与许广平的爱情，也许会有更多的发现吧。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5—446页。
[美］阿瑟？阿萨？伯格著，姚媛译：《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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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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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9页。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16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1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4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0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3页。
[匈］阿格妮丝？赫勒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