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玄同的日记中可以发现很多钱玄同如何动员其同门周氏兄弟、朱希祖等支持他们新文学运动的记录。例如关于朱希祖的一条：“为我等之说所动，四时顷逖先来。逖先也劝半农从事文学，逖先自己拟明秋赴法，也是研究文学。但此二人所学虽同，而将来应用则大不相同。半农专在辞章一方面，逖先则辞章之外尚须绍介文学。逖先问我究竟怎样的态度，我本来神经衰弱，精神委顿……向上之心虽未消灭，而进行之象毫无表现。然平生未尝不有一种打算，万一身子渐渐好起来，则必渐渐施行。今日即以此志愿告逖先。”此段摘自钱氏1919年1月24日日记。显然朱希祖被打动，不久即公开发表文章支持新文学运动。
一般而言，同门之间关系是平等的，但不能否认那些入门较早或者具有强势地位者，会对其他同门施加压力，虽然不一定表现为强制形式，例如钱玄同对于鲁迅就是采取多次登门游说的方式。此外，作为章门弟子中的老大，黄侃对钱玄同等鼓吹新文学一直不以为然且私下多次给予嘲讽，但却没有撰文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说明黄侃还是能够从大局出发，注重维护整个章门群体的利益的。
一般而言，弟子对老师之说大都持赞同意见，中国文人对于违背师说的做法一向都极为谨慎，章门弟子如此，胡适及其门下诸生亦然。胡适从杜威那里学到的主要是实用主义和相关研究方法，其弟子自然也沿着他开启的道路前进，深化和发展他的学说。1917年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学生中佼佼者如罗家伦、傅斯年等，其国学功底并不下于胡适，他所承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胡适承继杜威的研究方法，将中国哲学源流不明渊源者截断，直接从春秋讲起，并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很快奠定了其学术地位。本来傅斯年进北大后，受到北大教师中章门弟子的青睐，被视为最有可能继承章氏衣钵者。但他受到胡适影响，由信服章氏学说改投胡适门下。之后傅斯年更是创办《新潮》，与胡适一起鼓吹新文学。改换门庭的傅斯年很快开始了对章太炎学说和对章门弟子的批判攻击，并通过对马叙伦著作《庄子札记》的批评表现出对章门弟子把持北大及学术界的不满和挑战。傅斯年指责马叙伦行为不端，其《庄子札记》只是将他人的学术见解拿来作为己有。而被马氏拿来的恰恰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本身就很有些意思。马叙伦可能也知道自己的著作不够过硬，遂后将书名改为《庄子义证》，但还是没有逃脱傅斯年的法眼：“书名《义证》者，桂未谷之《说文解字义证》为最著名。此书但求容纳，极抄书匠之能事；世人公认其为无意识之作矣。今马先生步武其名，读者恐以为从其实也。”考虑到马叙伦当时为北大名教授又是章太炎的高足，而傅斯年其时不过是北大学生，却对马氏给予如此苛评，其中的门派之争显而易见。在1934年写给蒋梦麟的信中，傅斯年更是提醒后者，一定要把另一位章门弟子马幼渔彻底打倒。信中傅斯年对马幼渔直斥为北大的“祸根”“罪魁”以至“恶贯满盈”，请蒋梦麟要当机立断除之。其实胡适和马幼渔的私交倒相当不错，在这一点上弟子确实比老师更加激进。此外，傅斯年和其老师胡适之间，还有相互促进帮助的很多实例。如在1920年傅氏写给胡适的信中，就直言不讳地建议胡适不要为名声所累，希望胡适“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派中备一席”。
而朱自清由创作转向学术则说明了师承与同门关系对文人之影响可以深刻到何种程度。1927年朱自清在老师胡适和好友俞平伯的推荐下来到清华，由中学教师变为大学教授，他自然感到压力巨大甚至在梦中也为此担心。如在1931年12月5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这两天夜里做了一些奇怪的梦。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在1932年1月11日日记中又提及此事。直到1938年11月1日，朱自清在日记中依然敦促自己：“为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教授，得进修古典文学，背诵著名古诗并阅读近期各种社会学刊物上的文章。”朱自清的担忧居然困扰其一生，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当时教育界对创作的轻视和对学术研究的过于看重。又如当时人们常常以“闻朱”并称，实际在学术上多看重闻一多而轻视朱自清，对此后者显然极为敏感。在1942年4月10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晚饭时，闻的孩子和他父亲坐在上座，这已经是第二次。闻的孩子曾说闻是我的老师，这当然很可笑，但可以看出他对我的评价。孩子的评价尽管不必认真，但过于尖刻了。应该加紧用功……”西南联大时期，三校合一，大牌学者教授云集，主要从事新文学创作者更容易受到轻视，这些自然会对朱自清产生强烈刺激。
此外，在文学创作的题材、体裁、风格以及语言特色等方面，均可以看到门派传承关系对文人的重大影响。以鲁迅为例，他所开创的乡土小说、散文诗和杂文等多种体裁，都直接引其弟子追随仿效，至于其冷峻、幽默和冷嘲热讽的语言风格，更是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杂文发展繁荣的语体基础。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既继承了周作人的冲淡幽远，更学到了废名的禅意哲理，而他自己则更强调对人性至美的表现和诗情画意的描述。这些风格特色在其弟子汪曾祺等人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造就了文学史上很有特色的一个小说流派。
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之间以及他们与外国学生之间的交往也对中国文学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学习阶段，由于文化背景（特别是与外国同学相比较）、知识储备和兴趣爱好的差异，那些处于相对强势或者性格更趋活泼的，对其他同学的影响会超过他人对自己的影响。就胡适而言，正是那些来自同学特别是梅光迪的刺激和论争，促使他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并最终运用杜威的实验主义理论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这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师承与同门关系影响文学变革进程的经典案例。此外，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和对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视等也与他和一些外国留学生的交往有关，在其日记中就有不少关于俄国同学与其交谈使他产生震撼之感的记录。如“夜有俄国学生Gahnkin造访，与谈甚久。……君语我，谓俄国学制非读其国诸大文豪之诗文者，不得入大学或专门学校。君又言，凡人能爱其国之文学，未有不爱其国者也。此言甚可念。”类似的记录在吴宓、徐志摩等人日记中也可发现。二是在毕业之后，建立一个联系密切的同学网（其具体形式为各种“同学会”），对文人拓展人脉以支持个人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同学会和另一类强调地域的“同乡会”一起，对很多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学衡派”的论争，无论双方怎样以真理的代表自居，都无法否认其背后要维护他们各自“洋师”之理论和为同门辩护的潜在目的。单就“学衡派”而言，在其与胡适的论争中确实有意气用事成分，包括对胡适等把持提倡“新文学运动”话语权的不满，对此吴宓在其日记中也有详尽记录。
因此，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见诸史册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是否还暗含着另一条发展脉络？它更多反映的是师承、同门等关系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时可能难以在公开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被表述出来，而更多地隐藏于文人的日记、书信、自传等私人记录中，但也正因为其私密性，它们对当事人的意义，可能较之在公开场合所言的理由，更加深刻和重大。作为一条现代文学发展的复线或副线，或作为研究现代文人心态的极有价值的资料，这些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按照“西马”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任何学术研究实际上都可以被还原成日常的生活实践，被还原成日常生活中每个个体的积极作为。师生之间及同门之间的交往，其实就是一种介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的文人的社会性活动，如此，考察和研究文人之间的日常交往特别是师友交往等就有其独特的价值。从性质上看，这些交往属于文人的“文学活动”，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但从形式上看，却常常以人际交往的方式出现且贯穿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自然与文人这一特殊职业有关：创作也好，理论研究也好，实质上都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师友交往活动常常就贯穿于其写作过程之中，其日记、书信既是私人化的记录，同时又是具有开放性的文本，如《胡适日记》《吴宓日记》以及鲁迅的《两地书》等。由于日常生活具有单调性和重复性，习惯想象和幻想的文人必然无法感到满足，而希望借助于文人之间的交往，老师和同门之间的鼓励刺激甚至论争，进行更有意义的文学活动，以便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过程中体现个体的独特价值，并在创作成功和理论研究获得成果的瞬间体验幸福感与成就感，以反抗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在这个过程中，老师的某些启示教诲和同门的告诫建议，常常成为促使文人进入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催化剂——例如钱玄同对于鲁迅、王国维对于胡适和陈寅恪、章太炎对于黄侃和钱玄同、鲁迅对于萧军、萧红等。另一方面，由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界限常常模糊不清，文人与师友、同门之间的交往既属于其日常交往部分，同时具有非日常交往性质。在这样的日常交往过程中，那些属于特定团体（同一师门）的文人自然会把他所在的团体看作他自身的延伸和拓展，从而不但把自己的活动而且把同门的活动都视为“为我们”的活动。如沈尹默在回忆章氏门人驱逐桐城派、占领北大过程时说，他那时虽不是章门弟子，但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按照“西马”代表人物之一阿格妮丝？赫勒的说法，这种“为我们”的意识不是立足于理性的王国之中，而主要是建立在尘世生活的基础之上的。既然个人不过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则更重要的不是个人的胜利而是整体的胜利，反之整体的胜利就是个人的胜利。当整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展壮大，则富有个性的个体也必然随之茂盛。赫勒的论断很值得注意，当我们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变迁时，不再仅仅将目光局限在政治、经济因素，而更多地关注文人自身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与他所在的文人群体之关系时，也许会发现，很多时候文人之间对某些事件的看法、对一些文学观念的论争，其立场并不是先验地被规定好的，假以适当的条件，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都凑合在一起的话，原本观点对立的双方完全可以走到一起，甚至有可能角色对调。何况就文学发展而言，也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即如“学衡”派而论，其理论的深刻和超前，直到20世纪末叶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在理论建构和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门派传承关系的深刻影响。章太炎对魏晋文学的推崇以及他对“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就直接影响了鲁迅的文学史研究，对此学术界早有定论，不赘。而胡适终其一生，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一直没有改变，甚至声称自己的全部理论都可以归结为方法论问题。胡适常常把自己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归纳为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明确承认这十个字是来自杜威。胡适发现，清代学者治学的方法竟然与杜威的思路极为相似，只是清儒不够自觉而已。正是在胡适这种方法论的影响下，其弟子顾颉刚才能大胆疑古，成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对此，顾颉刚在《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等论著中有详尽的叙述。正是由于同门罗家伦的推荐和其师胡适的热情相助，顾颉刚才得以在1920年谋到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胡适的治学方法更是直接影响了顾颉刚，胡适不仅给顾颉刚提供了新的材料，还带他与北大的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交往，而钱玄同的大力支持以及与顾氏的几次书信往来，也是顾颉刚提出“疑古”学说之最核心观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直接动因。
书信中的陈寅恪与西方汉学家交往考察
1902年春天，陈寅恪随其兄陈衡恪经由上海赴日本留学，在上海见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用汉语对他们说：“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此事当对陈寅恪影响很大，以致多年后还在其诗中被提及。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页。这一年陈寅恪不过13岁，却已开始他多年留学海外之历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他接触和学习“西洋”和“东洋”汉学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