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伴随着外国传教士和学者来华以及中国留学生大量出国，很多“洋师”（无论“东洋”还是“西洋”）对中国文化、文学与教育的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陈寅恪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影响。在此我们不妨来看看陈寅恪在书信中披露的他与一些著名西方汉学家之交往情况，以再次验证文人之间日常交往过程中非学术性活动与学术性活动的双向互动影响。至于陈寅恪在留学期间如留德时期与洋师的交往情况已有很多文献资料如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其中就有陈氏留学哈佛期间哈佛教授蓝曼写给校长的一封信，该信对陈寅恪大加赞赏。蓝曼在信中称许陈寅恪和汤用彤是“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深信“他们两人都对中国的前途会有卓越的贡献”，这大概是陈寅恪最早获得的外人的高度褒扬。
发表，此处不赘。
对于陈寅恪与钢和泰的交往以及后者对陈氏的评价，在王启龙编著的《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王启龙：《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中华书局，2008年。中有较多记载。从该年谱中可知，陈寅恪与古斯塔夫、坎伯、林藜光等人，长期（1926—1935）和定期参加在钢和泰家中举办的梵文研讨班，一般是每周四到八个小时。年谱中提及研讨的具体内容很多，如他们利用梵、藏、汉各种文本，对《妙法莲华经》《大宝积经迦叶品释论》等佛教经典进行对照性解读，并辅之以大量释论，这些释论按照钢和泰的说法，是西方学者从未研究过的东西。以上内容参看前注所引用“年谱”之第139、152—153、154、169、191—192、216、245等页。同时他们也利用这些研讨聚会时间，对一些很有价值的佛教文献或经典进行鉴定，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出处同前注，第103—104页。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类研讨班讨论的地点不是在学校或研究机构，而是在学者的家中。显然地点的不同营造出的研究气氛也不同，家庭特有的环境会使得他们的意见交流更加轻松而自由。其次，从年谱中可知，他们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一直以非常认真之态度坚持这种极为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的，这里的“艰苦”一个是指他们的研究很少或者不能持续地获得资金上的支持特别是官方的支持，有些数据也因此难以获得，陈寅恪就曾在书信中多次表达过这种遗憾与感慨，详见下文。至于陈寅恪本人，更是长期且没有报酬地参与这种研究。另一层含义则是指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当时还经常受到质疑，用“年谱”中的说法就是“毁誉参半”，但显然外界的评价并未影响他们的研究热情。
至于钢和泰对陈寅恪的学术评价，可以从以下他写给欧洲汉学界的书信中可知，整体而言他对陈氏的评价很高。如：事实上，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进行大量高级的中印研究训练，并且有如陈寅恪、雷兴等大学者参与，就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声誉。同上，第154页。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来源是陈寅恪教授，我本人和哈佛燕京学社从来没有给他薪酬，但他自1926年以来一直参加我的“家庭研讨班”，只有1928—1929我在美国的那段时间例外。他被中国人视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在美国（哈佛）和欧洲游学的年月里非常娴熟地掌握了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同上，第245页。
那么，陈寅恪对钢和泰的印象怎样？对其学术研究又有何评价呢？鉴于上引钢和泰对陈寅恪的评价都来自他写给西方汉学家的信中，我们也以陈寅恪书信中相应评价作对比。大概是在1935年前后，陈氏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钢和泰赴美讲学事，其中谈到自己从钢和泰处获益不少：“弟年来居京，获其教益不少。”至于钢和泰的学术水平，陈氏所说虽只有寥寥八字，评价却很高：“学问不博，然而甚精。”又《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有一处陈寅恪在提及一部巴利文经典时，也有对钢和泰的语言能力的评价：“钢君不甚精巴利文，在北平时未与详校（指该部巴利文经典）。”同上，第122页。此外1929年12月27日陈氏写给陈垣的信，主要内容就是代钢和泰邀请陈垣吃饭之事，由此也可见陈氏对钢和泰的敬重。
再看陈氏对日本汉学界及其一些代表人物的评价。在1928年8月12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有要求傅氏购一些日本书的内容，从所购书名看，陈氏对当时日本汉学界情况和研究成果比较熟悉，例如滨田青陵的《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对于陈寅恪的要求，傅斯年立刻写信给胡适，同时也在信中表达了对钢和泰的尊重：陈寅恪来信劝我们买商务的《经论藏》，因为这部已成孤本，参考上有用处。祈先生务必为中国留得此书。我们付钱，大家公用。我们决不自私。只盼望中国更留多一版本，以供后学者。陈又云，钢和泰将赴东京，希望我校寄彼千元，留其在京。但此恐非根本解决之策。何如使来广州，他可以带助手带学生。我们让他任意买书，薪水亦决不低，盼先生劝之。
在致陈述的信中，陈寅恪对当时名声很大的白鸟库吉有明确评价：白鸟之著作，盖日人当时受西洋东方学影响必然之结果，其所依据之原料、解释，已依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且日人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威权者，不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以补之而已。
公今日着论，白鸟说若误，可稍稍言及，不必多费力也。至于白鸟对陈氏评价，蒋天枢所编辑之《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有较为详细记录蒋天枢，不过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日本学者大都表示怀疑，因为在《白鸟库吉全集》中从未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当时在东洋文库的石田干之助也说不知有此事。石田氏1917至1934年间曾任东洋文库主任，如果陈寅恪和白鸟有过密切交往，石田当了解，所以此事尚不能确定。
1934年4月6日陈寅恪写信给陈垣，评价日本所做佛教研究：“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渺矣）。”陈寅恪在《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中，曾对日本学者西本龙山君影印《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并附以解说事给予高度评价，评为“广征博引，至为精审。盖芘奈耶比较学之佳著也”又陈寅恪曾在学生面前如此评价日本的汉学：“日本人对我国国学之研究超过中国，工具好、材料多，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其弱点为只研究佛教材料如大藏经，而不涉及其他文史典籍，只在佛教史中打圈子；或研究唐史而不注意佛教史，因此都不能得到圆满的结果。哲学史、文化史绝非与社会无关者，此一观念必先具备。”另陈氏在其诗中也有对日本汉学评价。
陈氏书信中评价高本汉很少，现存书信中仅有一封，系推荐一篇绍介高本汉学术之文，不过仍可看出陈氏意见：弟以为高本汉之音韵学风靡一世，评论其书之文尚不多见，似宜介绍于中国学术界。此信缘由在清华研究院学生朱芳圃翻译一篇日人评论高本汉所写之中国音韵学一文的文章，请陈氏代为推荐到燕京学报，陈氏即写给容庚此信。
对于德国汉学界，陈寅恪自然比较熟悉。一般认为陈寅恪与德国汉学较为密切的接触在20世纪20年代，即1921至1925年。关于此情况可参看张国刚的有关文章。胡守为编：《陈寅恪与20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所收录张文题目为《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在陈寅恪的书信中也有对于西门的评价，认为其人国学根底甚浅：“德人西门，据高本汉字典，以考西藏语，便略有发明。西门中国国学至浅，而所以能有少少成绩者，其人素治印欧比较语言学，故于推测语根分化之问题，较有经验故耳。”这里的“西门”当指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德国语言学家）。
1936年11月13日陈寅恪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德人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估计是傅斯年欲邀请此人来华，抑或其他，引起陈氏的担忧：“此人在今日德国情形之下，固是正统学人，此无待论者，但除有他种可考虑之事实外，若仅据其研究中国史之成绩言，则疑将以此影响外界误会吾辈学术趋向及标准，此不能不注意也。”话语之中，陈寅恪似乎对该氏的中国史研究评价不高。至于陈寅恪学术资源中的德国元素，陈寅恪研究界早有很多成果，不赘。另李雪涛的《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一书对此也有一定介绍。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关于陈寅恪与法国大汉学家伯希和的交往及相关评价，今人桑兵在其《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此外，在陈氏书信中有这样几条值得注意：首先是陈寅恪为浦江清拜访伯希和，写介绍信给后者。在与陈垣的书信往来中陈寅恪也有数次提及伯希和，其中明确说明当年曾经在巴黎见过伯希和，语气同样充满敬重。陈氏还将伯希和在巴黎的住址开列给陈垣。同前注，第125、131页。至于伯希和之同门马伯乐，陈氏似乎与其没有什么交往，而马伯乐也不熟悉陈氏之研究。证据就是1931年吴宓借学术假访问欧洲时，曾在英国见到马伯乐，颇惊讶马伯乐竟然不知道陈寅恪，对此吴宓在其日记中也有详细记载。
陈寅恪受伯希和影响甚多，其撰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就是一例。历史上的法成是西藏人，他把梵文或藏文著作译成汉文，演讲过瑜伽师地论（Yogacaryabhumisastra），并编辑过稻芊经的中文讲义。他的著作活动时期约在公元830到860年左右。陈寅恪在1927年所写此文中，利用自己掌握的蒙、藏、梵语，考证出《大乘稻芊经随听疏》的翻译者也就是唐代吐蕃沙门“法成”的名字，而“法成”，则是他的中文意译之名。这个法成，在他看来，和玄奘一样，在中外交通史上应当有很高的地位，“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此文中陈氏明确使用了伯希和的材料。
陈氏在其前期即清华国学院时期，与王国维治学路数几近，故特别注意资料的搜集整理。关于陈寅恪慨叹汉学资料难以获得之事，在其1929年某月（月份不详）24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有具体体现。该信谈及欲购买一部有关蒙文奇书的事，当时于道泉在德人住处见到欲卖此书之人，此书为乾隆时续藏时（？）原文如此。之一册，陈氏云：“此书今所知者，只库伦一部。然此书在北京印行（今绝不见踪迹），诚世界之瑰宝也。”由此陈寅恪谈到佛经研究的校勘之法，就是要“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误，更进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参以中央细亚出土之零篇短简，始成为完全方法”。此信还谈到美国哈佛邀请其赴美讲学，被陈氏谢绝事。而所讲内容就是“华梵比较之学”，可见陈氏之成就已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特别是美国汉学界所了解。不过多少有些令人不解的是，“陈学”研究界一直津津乐道于陈氏当年被牛津聘为汉学教授事，却很少关注哈佛之邀请事，如此厚此薄彼，不知为何？
从陈寅恪该书信集中，可以确认他对当时国际汉学界的最新学术发现都较为熟悉，且对一些有价值的数据来源很熟悉，常常无私提供给有关研究者如胡适、陈垣等，如1930年10月19日写给陈垣信中有“近见西文本两种，似皆有可参考之价值者，谨于别纸录上，乞察览”。此二书，一为土耳其斯坦史（蒙古侵略时代），本为俄语，新译为英语。一为印度时刻第二册（贵霜时代），作者为挪威人，但用英语写作。陈氏特别指出“此书有叙论一篇，综述西人关于月支塞种问题之研究”。同上，第124页。
对于国人介绍当时西方汉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陈寅恪总是给予及时的关注并尽力帮助。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时期，陈寅恪本人也处于颠沛流离状态，却在写给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信中热情推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颜虚心先生复撰成论文一篇，题曰《法国东方学之西亚古代地理学》，为介绍西人研究东方学术之作。弟读之觉其叙述简明而能得其要领，殊为钦佩，特乐为介绍于贵馆之东方杂志。”同上，第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