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生”所举两例，一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一出自晏殊的《蝶恋花》。“忧世”之例则一为陶渊明之《饮酒》第20首，一为冯延巳之《鹊踏枝》。概言之，“忧生”者，叹生之艰难，人生乐少苦多，立足于个人的境遇之苦；“忧世”者，则感慨世事艰险、天下无道，立足于为众多百姓命运一叹。虽然后者似乎境界更高，但其实前者才更深刻，而即便是要忧世，也要以忧生为基础。为国家与社会忧是忧世，为人生问题忧是忧生，而文人常常是忧生又兼忧世。这也是王国维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境。1920年王国维在致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的信中，对世界政局之变化甚为忧惧：“前日奉手教，并竹添先生《毛诗会笺》首册，敬悉一切，又审先生近抱鼓盆之戚，殊深惋叹。一别四五年，师友皆入老境，而维亦至中年，死生聚散之感往往有之。”其实，这样的人生之叹在其《红楼梦评论》中就已不止一次了：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唯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然于解脱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而生种种之幻影。所谓恶魔者，不过此等幻影之人物化而已矣。故通常之解脱，存于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满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满足。如此循环而陷于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彼全变其气质而超出乎苦乐之外，举昔之所执著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彼以疲于生活之欲故，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此通常之人解脱之状态也。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
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
我们之所以大段引用王氏之文，是因为这一段对理解王氏最后的投水自杀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认为是王国维为自己将来的自杀结局所进行的辩护之辞。如果说写《红楼梦评论》时的王国维，仅仅有对于自杀的同情和感慨的话，则当时间走到1927年时，王国维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可以结束了。
对于王国维之自杀，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我们这里只根据其晚年书信和一些活动，简要给予分析。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之长子潜明在上海病卒，年仅28岁。王国维闻其病危时曾即乘车抵沪，然已不治。“先生久历世变，境况寥落，至是又有丧子之痛，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自此情绪郁闷。”袁英光、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83页。毫无疑问，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是导致王氏走向自杀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就是与罗振玉的失和。我们先看导致王国维与罗振玉失和的几封信。
1926年10月24日，长子潜明病逝后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壻，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
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10月31日，再致罗振玉信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太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嫒。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
对于王国维的态度，罗振玉显然无法接受，在1926年11月3日的回信中，罗振玉不仅驳斥了他的请求，而且还用自己当年发现提携王氏一事表白自己的功劳，显然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至此两人失和已是无法挽回。不过最终罗振玉还是收下此款，也算是没有完全堵死两人的交往之路。罗振玉收下此款后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余千元别有处置之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其实，王国维内心对于儿子的死，一直是有看法的。在1926年12月1日写给马衡的信中，王国维有这样明确的表述：“亡儿之病，中西二医并有贻误，亦不能专咎西医，即病者自身亦枪法错乱。总之，运数如此无可说也。”
1927年1月15日，王国维在写给神田喜一郎的信中，再次流露出因丧子导致的心情不佳尚未好转：“弟秋间有长子之丧，心绪恶劣。”同上，第450页。
此外，1927年初至王国维逝世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动荡。北京高校内，很多知识分子都很不安，如梁启超就在连续发表的《给孩子们书》专栏文章中写出了自己的不安：“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王国维对时局的感觉一定与梁启超很接近，尽管两人的政治观点有所差异：“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就在梁启超想到要出京躲避的一两天后，王国维果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来得知此事的梁启超对此评价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让我们看看王国维生命中最后两天的行踪和活动：6月1日，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中午参加研究院师生叙别会，午后访陈寅恪先生。
6月2日上午，告别清华园，向他人借款五元，乘黄包车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
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写个家人的遗书，也是他写给世人的最后一封信：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稿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毫无疑问，遗书中透出的只有悲凉和绝望，只有对世俗生活的彻底厌倦。加缪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自杀就是认可，就是承认被生活超越或是承认人们并不理解生活。自杀只不过是承认活着并不“值得”。虽然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要活下去，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加缪指出，如果一个人自愿地去死，则说明这个人认识到——即使是下意识的——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当一个人意识到他的生活充满了荒谬的时候，活着就已经没有了意义，对虚无的渴望就会占上风。总之，人不能无意义地生活，于是自杀就应该成为一种选择——最后的选择。自然，我不赞成自杀，但对那些走向自杀的知识分子，我一直抱有最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理解之心，并为之深深叹息：就这样走了么，留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种近乎严冬的荒寒人生！我们这些苟活者，如果还愿意活下去，又该如何继续苟活的路程？
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和吴宓，在其投水自尽后，即要面对这样的拷问：如果还要活下去，意义何在？又该如何活着？在王国维自尽次日的日记中，吴宓在悲痛之余，曾立下这样的誓言：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典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