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在杭州、上海的日常生活
“著书都为稻粱谋”
阅读民国文人如梁启超、鲁迅、吴虞、梅光迪和吴宓等的日记或书信，常会令人对充斥其中的经济开支账目感到吃惊，似乎那时的文人不仅不羞于谈论金钱，而且对个人的收入如稿费等还斤斤计较，有时甚至到了要与人打官司的地步，最典型者如鲁迅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版税之争。这在一些读者看来，也许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就是在当时，对鲁迅为了版税不惜与合作多年好友打官司的做法也有人不以为然，其中就有鲁迅的好友林语堂。本来，这场官司最后以庭外调解结束，也算是双方最后又重归于好。于是在庭外调解达成协议之后的1929年8月28日，鲁迅做东宴请李小峰，并请好友郁达夫、章依萍和林语堂夫妇等人作陪，却不料他与林语堂当场翻脸。查这一天的《鲁迅日记》，有“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执，鄙相悉现”之语，林语堂所嘲讽的正是鲁迅索要版税一事。连大文豪鲁迅都极为看重稿费收入，说明自20世纪初现代稿费制度出现后，文人确实可以仅凭写作维持生存，但要生活得舒服，也并不容易。
民国时期文人，一部分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或兼职，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职业的全职写作者，或者说是职业作家，晚年一直住在上海的鲁迅就是典型的代表。鉴于学术界对于鲁迅的稿酬收入以及其他经济收入等已经有较为详细的研究，本书不再赘述。这里我们将以浙籍文人中有代表性的施蛰存、柔石、戴望舒和郁达夫为例，看看创作收入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首先看施蛰存在民国时期的工资收入情况：
1927年（二十三岁）十月，任松江联合中学国文教师，工资四十元。
1928年九月，改任松江县立中学教师，工资四十八元。
1937年（三十三岁）在云南大学文学系任教员，薪水一百四十元。
1938年（三十四岁）在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文史系升任副教授，薪水二百二十元。
1945年（四十一岁）三月，赴福建三元，改任江苏学院文史系教授，薪水四百元。
1946年（四十二岁）九月，在上海应暨南大学之聘，任中文系教授，薪水四百八十元。
1947年（四十三岁）在暨南大学任教，薪水五百元。同时，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兼职任教。
1948年（四十四岁）在暨南大学任教，薪水五百二十元，仍兼职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参看沈建中编：《施蛰存先生年谱初编》中有关内容。
此外，因为施蛰存当时还在编辑一些文学期刊，所以也有一些编辑费之类的收入。当时（1932年）担任编辑的施蛰存月薪是100元（约合37美金）。再加上他在这个杂志上的文章并译文稿费100元，他的200元月收入足以使他支付房租（16元一个月，后来1938年，当他和家人迁入愚园路上的一幢西式楼房的第三层楼后，房租为50元一个月）。不过，这个相对宽裕的收入并不稳定，收入的不稳定其实也是当时很多作家的共同状况。
再看看施蛰存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对自己收入的叙述：至于我个人的经济，只剩了《现代》每期编辑费50元，其余收入毫无，实在是窘不可言了。（1934年3月16日）
我的《梅雨之夕》已卖与新中国，因我要向“现代”预支版税一百五十元，未能如愿，而我又急用，遂一怒而去新中国。（1932年11月18日）
直到四月二十三号钱歌川送来二百元，说是预支《Disi－ple》的稿费，我方才加上《现代》三卷一期稿费四十元，及我自己的六十元，电汇了一千五百法郎给你。
惟现代书局方面只能每本支一百元版税耳。（1933年5月29日）
现在一切的书局都不收单行本，连预支百元的创作集也没有出路，这是如何不景气的一个出版界啊！（1934年7月2日）在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大作家，但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能单纯依靠稿酬在上海过相对稳定和舒适的生活，甚至连及时支取自己稿酬的权利都不能保证，以至他发出“这是如何不景气的出版界啊”这样的感慨。不过，相对于那些刚刚踏上文坛的青年作家来说，施蛰存已经算是相当成功了。
另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从浙江走向上海而获得某种程度成功的作家，是柔石。柔石虽然早在1921年就在杭州开始了其新文学创作活动，但始终没有得到文学界的承认。直到1928年他到上海经朋友介绍拜见鲁迅并得到后者支持后，才算是正式进入文坛，标志之一就是他的作品此时第一次有了版权和版税收入。有意思的是，在去上海之前，柔石曾经在北京寻找过自己的文学之梦，却是以破灭告终。1925年2月中旬柔石去北京，入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英文两科，也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这应该是他最早认识鲁迅的时期，但两人当时没有直接交往。此时柔石生活极为困顿潦倒，有时竟然窘迫到了“没有早餐的钱”，只好打一些短工以补生活之用。在北京时的柔石，曾有冯雪峰、潘漠华、王鲁彦、姚蓬子等一批共同奋斗、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曾创作了不少小说、诗歌等，却始终没有引起文坛的注意。除却个人的文学才华和经济因素外，这与当时北京的政治气候紧张和文坛之封闭不开放也不无关系。在失望之余，柔石写了这样一首小诗，流露出对北京的绝望和对上海的向往：黄昏落日如苦油，空中满是烟雾气。
榨我身如泥，挖我心如腊，苦闷的北京城，苦闷的世界。
我去、我去，那绿色的海滨。（《我去》）
穷困再加疾病，使他极为悲观绝望，甚至在他写给好友陈昌标的信中还出现了这样的话：“自己时想投北海以自决者。”最终，1926年春天，柔石离开“苦闷的北京”来到那“绿色的海滨”——上海，但这一次他只待了很短时间，因为他尚未找到开启上海文坛的钥匙，只好转到杭州参与创办私立中学。后又回到家乡，一边养病一边读书。可以说这段时间（包括其病愈后参与教育工作的时间）为柔石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如果柔石只是留在浙江而没有去上海的话，则其文学事业成功的可能性依然不大。因为在那个时代，除却北京，只有上海才能为一个无名作家提供最大的可能和机会。而此时已在上海定居的鲁迅，作为在上海的浙江文人，已成为上海文坛和中国文坛的代表人物。如果柔石能够得到他的认可，也就意味着在上海文坛有了立足之地。
柔石是幸运的——他与鲁迅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鲁迅的好感，除却两人是老乡和当年在北京的师生关系因素外，柔石的诚恳和质朴是一个重要因素。今天已没有人能够知道鲁迅在上海第一次见到柔石时的内心活动，也许当时他的心情很好，也许柔石给他的第一感觉很不错，也许他当时正渴望有一个来自家乡的年轻人和他谈天……看似偶然的背后有很多必然的东西，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只有在上海，才会有柔石的机会和最后的成功。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当时中国几乎有一半文学杂志在上海发行。据说从19世纪末到1956年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转化时，上海先后共有各类出版社约六百家。民国时期的上海聚集了中国最多最有名气的文人，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都可以在上海找到落脚之地。辛亥革命爆发不久，郑孝胥急急忙忙地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就是很好的例证。整个民国时期，在中国再也没有一座城市像上海那样出版自由、文化繁荣。许多浙籍文人来到上海后，其中的名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仅凭稿酬收入就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例如郁达夫当时的版税收入每月就有200大洋，鲁迅自然更多。当时一名熟练工人的月收入仅仅30元左右，而这些收入已经足够养活一家人。自然，鲁迅等属于作家中经济状况较好的，而那些刚刚来到上海的青年文人如柔石、殷夫等，因没有名气，其写稿收入可能还不如一名技术熟练的工人，因此他们只能居住在上海弄堂的亭子间里。
按照今天的话说，那时的柔石就是一个刚刚来到上海的文学青年，上海文坛的大门尚未对他打开。幸好在上海他碰上也为找不到工作犯愁的浙江一师同学汪静之，两人才合租了一间小屋，同时寻找谋生机会。此后，柔石和几位老乡曾试图创办一所学校，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不过转机总算是来临了。1928年9月27日，柔石（赵平复）的名字首次在《鲁迅日记》上出现。这天晚上，鲁迅邀请林语堂、周建人、许广平、王方仁等八人往“中有天”晚餐，柔石也在被邀之列。更重要的还在于鲁迅答应看柔石的一部长篇。结果鲁迅看后非常满意，称之为“优秀之作”，并介绍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以鲁迅当时的身份，这就等于为柔石进入上海文坛打开了大门。我们很难估量与鲁迅的老乡关系在这件事上究竟起到多大作用，但毫无疑问，乡情、乡音等是促成此事不容忽视的因素。
鲁迅对柔石的推荐自然使得后者生活境况大变，柔石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福（赵平复，原名赵平福）已将小说三册（《旧时代之死》上下集和《二月》）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运命，不愁蹇促矣……”信中还说：“福近数月来之生活，每月得香港大同报之补助，月给廿元，嘱福按月作文一二篇。惟福尚需负债十元，以廿元只够房租与饭食费。零用与购书费，还一文无着也！……不能不请西哥为我设法五十元，使半年生活，可以安定。”
此后柔石不但常常见到鲁迅，而且还常到鲁迅家中吃饭。柔石曾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在鲁迅家吃饭的感受：“好几次，我感觉到自己心底是有所异常的不舒服，也不知为什么，可是在周先生（家）吃了饭，就平静多了。”
1928年10月，柔石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由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20%（当时上海各书局所订的版税通常为15%—20%）。对于柔石来说，这样有版权又有版税的收入，还是第一次。他给哥哥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了“卖版权”还是“抽版税”的情况：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元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彼辈云，吾们文人生活，永无发财之希望。抽版税，运命好，前途可得平安过活，否则一旦没人要你教书，你就只好挨饿了。抽版税是如此的：就是书局卖了你一百本的书，分给你二十元。如福之三本书，实价共二元，假如每年每种能卖出二千本，则福每年可得八百元，这岂非比一时得到八百元要好？因此，福近来很想将此三部书来抽版税，以为永久之计了。
柔石还把那一时期的经济状况报告如下：“福现今每月收入约四十元。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廿元。又一家杂志，约廿元至卅元。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抽去廿五元，书籍每月总要十元。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钱多。”为了维持在上海的生存，显然仅凭一部书的稿酬是不够的，柔石不得不拼命写作。在他给哥哥的一封信中说：“近日生活亦好，每天可写二千字。”以柔石那时的稿酬标准千字2元计算，每日可得国币4元，如能顺利发表，则每月收入可达120元，收入应该基本达到作家中的中等水准了。
柔石与鲁迅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记载有近百次，在不完整的《柔石日记》中，也有一百多次。就连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也看出了鲁迅对柔石的格外关爱，多年后她回忆说：“其中有一个以前曾当过教员叫柔石的，恐是鲁迅朋友和学生中最能干最受他爱护的了。”
据柔石日记，1929年的除夕他是在鲁迅家里过的：“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此刻是夜半后二时，从吃夜饭起，一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1929年2月9日）
据《中国劳动问题》（光华书局1927年版）的资料，1920年代上海市民一般生活水平为：一个典型的市民五口之家（相当于四个“等成年人”的消费）生活水平，以每月200银元为中上等之分界线；每月66银元为一般市民经济状况；每月30银元以下为贫民的下等生活分界线。一家月消费66银元，也就是每年800银元，这样水平的家庭，在当时上海工人里大约占4%，而在普通的知识阶层和职员中占多数。这也是当时上海一般文化人的经济状况。
但柔石的稿费收入并不稳定，好在经济拮据时都有鲁迅的帮忙。从《鲁迅日记》中查知，鲁迅曾五次借款给柔石，合计270元。照鲁迅的行事方式，这些钱柔石即使不还，鲁迅也不会开口索还。
我们可以把另一位浙籍文人，同为“左联五烈士”的殷夫与柔石做一个比较。殷夫在上海的生活始终较为窘迫，只因为他不愿意接受其身为国民党高官的大哥的资助——这资助有前提：就是从共产党一方转投国民党一方。幸好，殷夫也与柔石一样幸运，多少由于同乡的缘故，他也得到鲁迅的青睐，登上文坛的道路也就比较顺利。假如他和柔石没有牺牲的话，则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文学成就不会比萧军、萧红差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