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迷信？没有呀，噢，你们都没有见过‘做迷信’。那道士先生捉鬼，手里拿着剑从三张八仙桌上跳下来，是翻跟斗呀！我哪儿行？还有那‘连通三界’的‘弯弯法号’。道士说，就算用番薯把我的屁眼堵住，我也吹不响哩。再说，我不识字，怎么能念经？嘿嘿！这些我都不会，你叫我做迷信，我也做不来咧！”
大部分红卫兵都感到，跟这没文化的人讲“文化革命”，简直是对牛弹琴，但谁也不敢把这话说出口。有个聪明一点的就找个容易答的问题：“你为谁扫墓？”
“阿海。你们识字，那墓碑上写着。我年年来，不识字也不会找错地方。”
“王阿海、林依妹是你什么人？”
“阿海是我最好的结拜兄弟！”
“是旧社会搞的拜把兄弟吧！”
“是旧社会，民国年间。过年大家轮流吃饭，当然还喝酒……”
“谁是老大？”
“我。”
“那你是座山雕？”
“我没坐过山‘吊’（福清人称竹轿为‘吊’），但我扛过吊。”
“算了算了，说你也不懂。那王阿海是什么成分？”
“没成分。”
“怎么会有没成分的人？”
“他是民国年间被枪毙的，那时还没土改。”
“你怎么老是民国民国的，那是反动的，该说公元……”
“公园？我没去过。听说福州有，但那年我去福州，找了两天才找到监狱，第三天就送阿海棺材回来，哪能去看公园！”听阿土这么说，有个女红卫兵掩嘴偷笑。
“王阿海为何被枪毙，谁枪毙他？”
“说他是共产党，当然是国民党枪毙他。”
“那他是烈士！”
“不是。我们老十二牛弟，干部名字叫做郁什么的来着，他那时就共产党了，他说阿海没入过党，没参加革命，因此不叫做烈士。”
红卫兵小将们认定此人不是专政对象，再谈下去仍然纠缠不清，不如劝他两句算了。因此领头的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因此，我们认为你来为王阿海扫墓，阶级立场是正确的。但日期不对，清明是封建迷信的鬼节，不能再提倡这日子了。今后可选他的诞辰纪念日也就是他的生日来扫墓，比较有意义。”
“阿海的生日，连阿海自己也不知道。每年正月十五，外婆在的时候，就为他煮一碗蛋面，说是过生日兼过元宵节。但阿海知道那是外婆为省钱，哄哄他的。你们读书人当然知道，这生辰一定要准确，不能错。错了，算命算不准，就是花钱算了，算出的也是别人的命。祭奠也白祭，因为不是他的生辰，这一天他不来。只有清明节统统都来……”阿土只吃掉一个“鬼”字，对其余的知识，确是知无不言，真心实意地教给这般革命小将。
红卫兵小将们出现分歧：有人说，这死老头在宣传迷信，该押他去游街；但大多数人认为，把贫农押去游街，立场不对，如果他满街骂粗鲁话，我们又不能动手打阶级兄弟，也堵不住他的嘴，那就很糟糕。算了吧，把他赶回去就是。于是领头的说：“不要再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了，赶快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你懂不懂？”
“懂，我懂！风水轮流转嘛，过去一直是‘抓反革命’，现今流行‘抓革命’。头水货当过地下党和游击队的老革命先抓，再抓二水货土改入党的，我村里的书记已经抓过了，听说区里、县里的书记都抓过了，你们说，我回去该抓谁？”阿土这套“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的说词，让小将们不知从何批驳起。
有人叫道：“他搞不清，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快走吧！”
望着这些离开墓山的毛孩子们，阿土不服气地说：“我搞不清？我看是你们搞不清！这样没完没了地抓下去，总有一天轮到要抓你们这些新革命呢！”
还好老五大锣今年来不了。如果他在，伪镇队副郁大乐难逃游街批斗的下场。阿土有贫农成分这张护身符，不止一次地省掉了许多灾难。
郁阿土第一次遇到的麻烦是“大跃进”那年。先是各乡农民带铺盖去开大会，人山人海，好几盏汽灯照得夜空跟白天一样亮。有人上台敲一下鼓，大声喊道：“我队保证年产一千斤！”
阿土还没弄清这千斤指的是番薯、麦子或稻谷，又有人上台击鼓了。
“我保证年产一万斤！”
“我十万斤！”
阿土对一道去的老六说：“这只打鼓不敲锣的戏，没味，我还是睡一会儿好！”说着，他靠在背包上，很快就睡着了。因此，他并不知道本队喊出的是多少万斤。
那时候，由城里下放的干部来教农民怎么种地。下放干部老胡为落实每亩田年产万斤粮的保证，到生产队来开会，并指示：一亩地下三百斤麦种。阿土当场跳起来，脖子涨得通红地叫喊：“下三百斤种子，到时有收获，我当街从你胯下爬过！”
“你，你这是‘大跃进’的绊脚石！要搬掉你这块绊脚石！”老胡大声嚷道。
“搬，你搬搬看！”
粮食跟阿土性命交关，他决不让步，摆出要拼命的架势，被大伙儿拖住。
十几户人家在队长家里开会，本来就够挤的了。大人一吵，孩子就哭，屋里乱哄哄的，会开不下去了，生产队长只好宣布散会。散会后老胡找大队支部书记说要开全村大会，为“大跃进”扫除障碍。支部书记有点犹豫，大队长老郁坚决反对。老郁就是阿土当年结拜的老六。但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不再提那结拜的事了，特别是在这“大跃进”时期，一天等于20年呀，共青团员们还破旧立新，大年初一集体捡猪粪去，哪有闲工夫轮流吃饭呢！再说，也没啥好吃的。因此，老郁并非“卫亲遮故”才反对批判郁阿土。他认为，地主、富农不参加会议，中农一般不说话，敢说话的都是贫下中农。这种子的事，老农多半会赞同阿土的意见。这样，开起会来收不了场。但老胡说，怕什么！他可以到龙田中学去找几百个学生来参加会议呼口号。可是支部书记还是不赞同这个做法。最后，老胡说他要告到中央去。
老胡是否将此事告到中央去，没人知道。但识字的人在闽侯地区的农民报上看到了点名批判“大跃进绊脚石”郁阿土的文章。阿土不识字，不在乎报上说他什么，但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都感到郁家村大队被点名了，压力很大。因此，下种的事就照老胡的意见办。可是整个大队想尽办法，只弄到六百斤麦种，因此，就播种两亩地作“试验田”，老农民们把它叫做“老胡田”。
老胡田的麦苗，一片碧绿葱青，长得逗人喜爱。客观一点说，整个龙田天下，还不曾有过这么好看的一片绿草地！老胡每天一早就到他的试验田忙碌。他在田埂上来回地走，想象着社员们因高产而丰衣足食的情景，心中十分快乐。不幸没过几天，一场雨让麦苗统统倒伏在土地上。第二天太阳一照，麦田到处冒水汽，不过两三天，麦苗全都霉烂掉了。
人们以为阿土可出一口气，该高兴了，没想到他反而坐在田头痛哭一场！
“作歉（孽）呀，这六百斤麦做成光饼，全村人嘴吃歪了也吃不完哪！”
村里人再也没见到老胡同志。农民报上再也没出现郁阿土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件事，还不知谁是谁非呢。但村里的“作田猴”们还有支书和大队长，心中本来就很明白。
因为支部书记对阿土没有偏见，所以，省城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到郁家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他推荐出的几位农民老师，郁阿土就是其中之一。当支书逐一介绍完每个贫下中农的情况后，师生们一致认为，郁阿土是他们首选的老师。理由再明白不过：他是贫农且当过三年长工，过去穷，现在还是最穷的“超支户”；他过去不识字，现在还是一字不识。有决心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都懂得两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越穷越革命；书读得越多越蠢。因此，郁阿土无疑是大学师生们的学习榜样。
有一天晚上，郁阿土家的灶间地上坐满了来听课的大学师生们。阿土清了好几次嗓子才出声说：“我没上过学，不知说什么好。支书说了，你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这就叫上课。那么，就请各位问，我照懂得的答。”
“人民公社好不好？”有位老师先提问。
“不对不对，‘人民公社好’是毛主席说的，这不是问题。我们要知道的是，怎么个好法？你是有切身体会的。”一位十分敏锐的学生，立即纠正老师的严重的原则性错误。阿土注意到那位老师额头冒汗。
“每天一大早，喇叭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人民公社好’！这我知道。但要问我切身体会，怎么个好法，我不知怎么答。”阿土从来没想过要编造故事哄哄客人。
“好与不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它是比较出来的。这样吧，你在旧社会当过长工，作个对比就知道人民公社好在哪里。”物理老师原籍福清县，他为阿土着急，企图把话引导到贫下中农拿手的“忆苦思甜”中来，以免老乡亲下不了台。
“做长工起早摸黑，偷懒不得。懒了，东家叫你卷铺盖走路，没二话可说。当社员起得也不晚，每天评工分，每天吵架！”阿土并非为结论铺陈故事，他只照你问的答复而已。但这无疑不合怎么个好法的要求。
大家沉默良久之后，有个老师启发道：“请你比较一下，做长工与做社员的生活，有什么不同。”这位老师无疑是用话套出“长工苦”的现成结论。
“比生活？那时我未成亲，吃、住在地主家里，再加上每月付我旱烟钱、剃头钱。吃的是麦糊番薯钱，不用粮票，吃个饱。年终我挑六担番薯钱回家给父母。现在当社员，我两夫妻都是全劳力，工分是队里评上最高的。每年我家领六口人粮食，也是麦糊番薯钱。过年才买油酱醋，平时只向供销社赊欠盐。但我家年年超支。超支就是欠债。说实在的，有孩子了，我不敢吃饱。噢，对了，那年吃大锅饭，每顿都站着吃个饱饱。虽然天天挑灯夜战，累！但多吃一顿夜宵，到底长肉呀！只是没多久就吃倒灶了。”
这算什么忆苦思甜？简直是右派言论！思想进步的学生激动地责问道：
“照你这么说，新社会不如旧社会了！”
“这是你说的，我没这么说！”
“那你说，难道解放后反而没有好日子过吗？”
这简直是批斗会了，老师们有点紧张，不表态怕有立场问题，但批判贫下中农也是立场问题，真是左右为难。
还好郁阿土高亢地说：“有，当然有！土改后的那几年，真是翻身作主人哪！自家有土地，种什么都由我们做田猴自己定。嗨，历来最缺粮的三、九、五月，青黄不接哟！可是那几年我家缸里番薯钱、大麦都满满的。过年了，我老婆和大儿子他俩每年都做好衫好裤穿。嗨，那时田边屋角种些蚕豆、花生什么的，孩子有零食，客人来了也不叫人干坐着。老婆回娘家，挑一篮芋头一篮番薯去孝敬父母。大年夜，买个猪蹄炖得满屋香喷喷。那日子想起来，真像做梦一样……”
“这是小农经济思想！”
“这是山西牛四喜的思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位老师回忆道。
“牛四喜？知道，知道。合作化那年，干部一开会就数落他。我们这里三十亩地就是大地主了。地主我可不愿当，我只要三亩地，跟别人合一头牛，那日子该过得多好呀！”
“那你只顾你自己过好日子，国家呢？”
“国家？交公粮呀！每家每户交好公粮，其余归自己，谁不愿多生产呢？现在这么做法，作田猴自己也没吃饱，公粮也打折扣。我们牛田人都说‘读书人易会（觉）悟’，这道理你们读书人只要在村里住上两天，就会很明白。”
老师们都在想，怪了，这贫下中农也懂得“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把戏。带队老师心中很明白，他其实是在说“公社化不如单干”。但如何与他辩论呢？他说的都是他自己的事，我们没法说他是非，不如先休会吧。
师生们回到大队部，为的是要统一思想，莫叫郁阿土搞得思想混乱。这两天支书到公社开会，郁大队长晚上也不回家，就睡在会计室里。思想进步、行动积极的学生对郁阿土是否当过长工，十分怀疑，莫非他是地主狗腿子？
但郁大队长斩钉截铁地说：“不，绝对不是什么狗腿子。他是跟我一起长大，一起熬过来的人。这样吧，明天支书就要回来了。他也是长工出身，公社化那年，到处请他作‘旧社会我们农民是路边草，新社会我们社员是个宝’的报告。我看还是请他给你们上课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