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读书》主编沈昌文在今日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句众所周知的流行语：“南有《随笔》，北有《读书》”。前者飞扬文采，后者遍播书香，二刊之名，誉满儒林。这里，我要向读者诸君介绍的《读书》主编沈昌文，就是当年的“向阳湖人”。
作者和沈昌文1969年秋，沈先生下放到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时，已近不惑之年。他和妻子白曼颐带着母亲及女儿，举家南徙向阳湖，连北京的房子都卖了。干校总部设在“四五二高地”，即甘棠上祝吴门口山处。他所在的人民出版社编为十三连，驻汀泗烧制砖瓦；夫人是位医生，住校部医院。这种夫妻同一干校，两地分居的奇观，在那时却司空见惯。承蒙组织信任，他在连队担任了通讯员，负责和校部的联络。从汀泗骑自行车到甘棠需40分钟，这样公私可以兼顾，和家属见面的机会多一些，竟也令人羡慕……
时隔20余年，沈先生在家中热情接待了我的来访。谈起咸宁，他饱含深情：“我觉得鄂南是个好地方，而且老乡们对文化人都不错……”
我问何以见得？他答道：“尽管干校搞阶级斗争，并没有怎么妨碍我们和当地群众的交往。白大夫还给不少农民看过病，更是受到不少照顾，附近湾子的农民过春节，还热情送来糍粑拜年。尤其到了后期，‘五七’战士和当地人接触增多，返京后还有联系。如汀泗邮局有位叫王祖喜的同志，曾给我不少帮助，我从干校回来后，他还上北京看望过我。”
我们随意聊天，显得十分轻松。坐在一旁的白大夫（现任北京阜外医院门诊部主任）也说起笑话：北京图书馆有位同志姓孙，在向阳湖作广播员，预报天气老是不准，有次开一个场面较大的会，几个连队的人都参加，问了气象员，说那天晴转多云，结果还是下了雨，许多人坐在露天地里，淋成落汤鸡，于是“天气预报、胡说八道”的顺口溜不胫而走，传遍了干校。
往事如昨。沈先生又谈起昔日难忘的人和事：“我社编辑朱南铣，是位红楼梦研究专家，身体虚弱，生活清苦。有个礼拜天休息，他非常兴奋，因离婚后连里批准再婚，便一人上街喝多了酒，回来时头重脚轻，不慎掉进塘里淹死了。他是我们这个系统最有成就的人之一，怪可惜的。至于荒唐的事就更多了。有一段时间，上面下指标，要求一个晚上挖出一个‘五一六’分子，搞逼供信，不讲假话交代所谓问题，就要受体罚。北大毕业生唐一国，不幸成了怀疑对象，被逼无奈，只好逃跑，抓回后受到加倍处罚，斗了9天9夜，以后却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回忆是苦涩的。我转移话题，问沈先生：“您所知道的向阳湖文化人还有哪些？”他稍加考虑，历数起几位近些年读书出版界有影响的人物：宋木文、刘杲、薛德震、范用、林尔蔚、李侃……
我听说王蒙先生的父亲也曾下放到向阳湖，便请沈先生方便时也帮忙打听一下。真是凑巧得很，这时，住在附近不远的王蒙打来了电话。谈完工作上的事情，沈先生马上接着在电话里说：“我这里来了位咸宁地区的同志，不知听谁说你的父亲在向阳湖干校呆过，我好像没听说，啊？是有这事呀？那好极了，你能不能在电话里稍微说几句呀？”我接过话筒，简明扼要介绍了咸宁地区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进展情况，王蒙先生闻之欣然，回答说：“我父亲王锦第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在向阳湖劳动了3年多，回京后已于1983年病逝……”
搁下电话，沈先生补充说：“我们经常通电话。刚才，他对我们近期刊物有点想法，找我聊聊。”我早有所知，王蒙先生对《读书》杂志特别感兴趣，曾称赞它带来的不仅是书的信息、知识，带来的更有一种清明和冷静，一种科学和理性的自信。诚哉斯言！
言及《读书》，我情不自禁也谈起与此刊的缘分。自它1979年创刊至今，我一直坚持订阅，印象最深的是丁聪的漫画，冯亦代的“西书拾锦”、王蒙的“欲读书结”等专栏，还有近年由沈先生主笔的“编辑室日志”和“阁楼人语”，满纸玑珠，耐人寻味。见他不时地点点头，我插话道：“《读书》编辑部寥寥四人，您的手下只有3位女编辑吴彬、赵丽雅、贾宝兰，工作量够大的。”沈先生谦虚地说：“我主要是帮他们筹划筹划，这3位女同志都四十上下了，工作都很努力。”我又顺便问他是否写过关于干校生活的文章，他说自己老老实实、一心一意做编辑，所以无暇他顾。我敬佩之余，顿生感慨：《读书》杂志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恐怕是许多专著所不能及的！
沈先生继续叙述道：“1971年初，周总理指示要出学术著作，北京方面才想到向阳湖这批人了。我被奉命召回，担任了学术著作编辑室主任。不料想没多久又被戴上‘复旧’的莫须有罪名，再度下放干校，然后又再度返京重新工作。别的不多讲了，单说我们这个刊物。这是在陈翰伯先生倡导下办起来的，第一任主编是陈原。1980年我接手编《读书》，1986年以后兼任三联书店总编辑，1993年退居二线后又专职编刊。截至1995年11期编到200期，我本人编了188期。”
我感叹道：“可以说，假如没有这些向阳湖文化人的努力，就不可能有《读书》杂志今日的辉煌。”他表示同意：“文化部系统去了那么多精兵强将，回城以后大都是从事文化工作，自然执牛耳的多。”说着，我们扳起指头数了一下，仅以文坛几家有影响的大报刊为例，像《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中国作家》、《当代》、《人物》的主编或副主编，都有“向阳湖人”。
与君一夜话，其乐也融融。我又问道：“《读书》杂志以文化品位高著称，能否请您再谈谈自己编刊的独特主张？”沈先生不假思索，潇洒作答：“《读书》能办到现在这个样子，主要是坚持和发扬了老前辈的一些主张，像陈翰伯、陈原。陈翰伯先生曾经说过，《读书》不应只是办刊物，更不是教训读者的地方。我当初写文章，有一篇学‘两报一刊’的口气，告诉读者我们应该如何如何，陈先生把我找了去，说编辑和读者地位平等，怎么能说应该怎样。你要是编《人民日报》，代表党中央，可以这么说。而《读书》不是机关刊物，不能那么讲。我听了很受教育。还有陈原，最早提出把《读书》办成‘不是什么的什么’，不是评论的评论，不是书评的书评，形式上看不出，实际上是这样，这才算得好文章，才耐读。陈原还提出，《读书》可以畅所欲言，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可以批评各种各样的人，就一条，不能打棍子。在他们的影响下，我近年也提出‘三三四四’的主张，即编刊物要做好两条：一是‘说三道四’，议论事情有感而发，有时甚至看似与自己未必相干之事，也不妨说长道短，文章观点要突出，把道理讲透。二是‘不三不四’，文章要有吸引力，形式必须灵活，没有一定之规，不照搬照套，所以《读书》发表的文章往往是不成体例的……”
沈先生的宏论，我听了如夏日饮冰，畅快无比。只是因时间关系，我们的谈话匆匆结束。离开沈家，我不禁想起他很欣赏的一副对联：“潇洒送日月，寂寞对时人”，暗自思忖，从向阳湖走出的文化人培养了多少读书种子啊，这也正是沈先生任何时候都可以感到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