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原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汪轶千在图书发行家汪轶千先生的记忆里，有两段经历最难以忘怀，一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留苏岁月，另一段便是“文革”中期下放咸宁向阳湖的日子。
汪轶千话当年1953年秋，年方23岁的汪轶千通过选拔考试，被新华书店总店派往苏联莫斯科普列哈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学习图书贸易专业，为期4年。在这期间，成绩优异的他担任过学院中国留学生中共支部书记，并被推选为参加世界第六届青年联欢节中国代表团代表。1957年11月17日，是“定格”在汪轶千脑海中的永恒日子，前来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的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等中央领导亲临莫斯科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满面春风的毛主席即兴发表了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你们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属于你们的……”有幸坐在会议礼堂第三排的汪轶千聆听了领袖教导，激动不已，从中吸取到奋斗拼搏的力量。不久，他获得了苏联高等院校学位和“全优”毕业证书。
回国后，汪轶千先是在文化部图书发行干部学校、文化学院当教员，并于1960年翻译出版了《苏联出版事业40年》，后来又调任新华书店总店研究室调研员，直到“文革”中期下放咸宁“五七”干校……这天下午，汪先生在家中接受我采访时，开口便笑道：“因为有这么一段经历，你近年寄来《咸宁日报》上有关向阳湖的文章，我每篇都仔细看。很高兴见到你这位研究向阳湖文化的专家！”
我对汪先生的过奖表示不敢当，一边介绍说：“文化部咸宁干校有五个大队二十六个连队，大部分单位的人我都采访过，并且写到了，但到目前为止，新华书店总店还是一个‘空白’，因此，特地前来拜访您。”善解人意的汪先生热情招呼家人递上茶水，然后开始讲述往事——1969年4月，新华书店总店已属被“砸烂”单位，业务被迫停顿，仅留两人守摊子，其余31人全部下放向阳湖。作为3个先遣队之一，他们被编为第一大队二连，初期住甘棠公社群众家里，主要任务是为即将到达的大部队勘测选址、规划建设。过了几个月，其他单位的人陆续来到干校后，二连又改编为第三大队十一连，由总店、外文发行所、中印公司、中印器材公司等四个单位组成，这个工业连队担负的是为校部建房烧砖瓦的重任。此外，总店的两个下属单位北京发行所和储运公司分别被编为十二连和二十六连，奔赴双溪公社挖煤。对知识分子来说，整天干些既脏又累的体力活实在是勉为其难，可是在荒唐的年代里，还得咬紧牙关珍惜这“重新学习的好机会”。尤其令汪轶千和同事们感到痛心的是，总店办公室副主任蔡尔颖时任食堂管理员，有一天为了改善集体伙食去湖里捕鱼，回来不慎掉入湖堤旁的深河坑中，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1岁。他下干校尚不满一个月时间，不幸成了第一位因公殉职的“五七”战士！
汪先生说着，起身从书柜中找出一本精装《新华书店总店史》（1951—1992），告诉我里面的“人物篇”中有蔡尔颖同志的简历。我打开一看，马上准备摘抄下来。汪先生见状，爽快地说：“这本书里面还有你想了解的王景以及郑士德、梁天俊等人的资料，送给你吧！”
汪轶千重返咸宁没等我来得及道谢，汪先生又拿出自己的专著《中国图书发行的昨天和今天》，赠给我留作纪念。我看了看扉页上的作者简介，才知道他从事图书发行工作已40余年，1983年至1993年担任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现任总店特约顾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副会长和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接着，我请汪先生再谈谈干校生活的体会，并对鄂南开发向阳湖文化作个评价。他稍作思考，回答说：“向阳湖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页。我们之所以能在干校较顺利地度过几年艰难时光，与当年咸宁地区党政军领导的关心是分不开的；当地群众对我们也非常热情，让人感觉到温暖。由于下放到咸宁的名人很多，向阳湖文化无形中成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可以传之千秋。你们现在组织老同志回忆过去，抢救了许多珍贵史料，从而使年轻一代懂得历史，珍惜今天，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番话说得人心头一热，我不禁为自己在京城又遇到新的“知音”而感兴奋。告辞前，我热情邀请汪先生重返向阳湖一游。他满口应允，约好适时一定和我联系。果然过了不久，汪先生和83岁高龄的著名出版家王仿子以及江秉祥、陆本瑞、李廷真等老“五七”战士乘赴汉参加中国版协老出版工作者委员会一届五次会议之便，相邀来到咸宁，他们寻访到30年前劳动、生活的地方，终于了却一桩共同心愿。
我在陪同过程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向阳湖文化村”的现状及面临的困难，汪先生诚恳地说，今后咸宁应加强和北京文化人的联系，需要他们做什么，只要办得到，一定尽力为之。其他几位老同志也围绕“如何把好事办好”提出一些高见，我在切身感受“好事多磨”的同时，更进一步坚信：规划好了蓝图，只要脚踏实地，一笔一笔地描绘，总有实现目标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