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乌鲁木齐上市葡萄特多，或是小摊坐售，或是推车叫卖，市民们随处都可买到。乌鲁木齐邻近还不是大量出产葡萄的地区，如在盛产葡萄的南疆、吐鲁番盆地和伊犁地区，葡萄当然会更多了。
小时读古书，见其中提到葡萄的美妙，心中十分向往。如魏文帝曹丕在一篇诏令中说：“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葡萄说。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绢，脆而不酢，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照曹丕看来，葡萄是比南方的龙眼荔枝更好的果类。他说：“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葡萄石蜜乎？”对葡萄的评价是很高的。《神农本草经》上则说：“葡萄益气强志，令人肥健，耐饥忍风寒，久食轻身延年。”照这样说来，葡萄不仅味美，而且营养价值很高。无怪乎内地有人把葡萄当作一种补药来服用。
新疆是葡萄的故乡，《史记》和《汉书》对此都有记载。以后，诸史西域传和到过新疆的人在他们的游记中，也都提到新疆出产葡萄和葡萄酒的情况。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断定，西汉时西域的葡萄已经输入到了内地，开始在皇宫苑囿和贵族王侯的园林中种植。《汉书·西域传》中说：“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葡萄、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葡萄、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但并未见提到一般群众种植葡萄之事。到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除皇宫别苑种植葡萄外，一般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在他们的园林别墅中也种植葡萄。晋《宫阁名》中提到：“华林园葡萄百七八十株。”钟会的《葡萄赋》中说：“余植葡萄于堂前，嘉而赋之。”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提到寺院种植葡萄的情况：“（白马寺）浮图前奈林、葡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籽实甚大。奈林实重七斤，葡萄实伟于枣，味美殊美，冠于中京（即洛阳）。帝至熟时，尝诣取之，或复赐宫人，宫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异。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京师语曰：白马甜榴，一实直（值）牛。”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窥见汉末至魏晋南北朝间皇宫内苑和封建士大夫的园林中种植葡萄的一般情况。
丰收的葡萄（王德全摄）唐代以后，新疆的葡萄继续向内地输入。《唐书》上说：“太宗时，叶护献马乳葡萄一房，长二丈余，子亦稍大，其色紫。”由于在唐代，新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地密切起来，新疆人之入居内地者也比以前增多，内地之种植葡萄也一定在这个时期逐渐普遍。向达先生提到如下的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这种情况：“长安、洛阳两地出土之古镜甚多，其中有一种上镌海兽、海燕以及葡萄花纹者，最为精美。前人称此种古镜为海马葡萄镜，以至属于汉镜一类，近始知其为唐镜。海马葡萄花纹图案，传自西域，以至铸镜，唐代始盛，是亦唐代两京盛行西域文明中之一小例也。”唐代人知道在镜上铸以葡萄花纹，这说明，在当时，葡萄逐渐地由稀见之物变为常见之物了。
自唐太宗以后，内地开始知道酿制葡萄酒，而葡萄酒也就渐渐成为中国的名酒之一种。过去的诗人们，歌颂葡萄和葡萄酒的诗句很多，唐代诗人王翰的《凉州词》是最为脍炙人口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酒呈绿色，所以诗人们也用它来当作一种形容词。如“遥看漠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发醅。”（李白《襄阳歌》）“春江绿涨葡萄醅。”（苏轼）。
《本草经》上说：“葡萄生五原、陇西、敦煌。”《秦州记》中说：“秦野多葡萄。”可见起初葡萄的种植是盛行于西北地区。南宋时吴自牧在他写的《梦粱录》一书中记载当时杭州的物产，其中提到葡萄说：“葡萄，黄而莹白者名珠子，又名水晶，最甜。紫而玛瑙色者稍晚。”（《梦粱录》卷十八）元代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在安徽做官的时候，写了《农桑衣食撮要》一书，其中详细地谈到种植葡萄的方法，可知葡萄的种植在宋元间已经传到了长江流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