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上了大学。我们哥仨托着碗，蹲在石凳上吃饭。二哥问：“你怎么打算？”我说：“去。”二哥说：“家里不能给你寄钱。”我看他一眼：“嗯。”二哥说：“路费那么多，一下子怎么拿得出？”我央求他了：“就要半费……”二哥说：“上中学，把牛卖了。这节，卖什么？”我知道家里难，没吭声。大哥说：“不会不去，这么大了，刚会干活，用你的时候，你走了。没路费，你怎么走？”“我走着去。”我停下筷子，泪水在眼圈里转。阿母出来了：“去，怎么不去？全中学，考上北京的就两个，家里变卖，也得让他去。这不全是政府好，选上他，要供他上学，你们谁有那本事？”二哥吸了一口气：“这下更没指望了，他这一走，就不是咱这达的人了，给政府当儿子去了。咱家，就奶奶有点儿本事。她，一个女人，还盖了房。阿爸那辈没盖成。到这一辈，大哥，文不文，武不武。我一个人，俗话说，一人难担五口。唉，房子，连这老房，大门破成那样了，换个新的都拿不出钱……”房子，是怎样刺激一个庄稼人的心啊！但我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召唤。阿母能感到我的心跳：“去吧，不一定老守着这个家，你外婆他们也都是走南闯北的人。”乡里人，冰啊雪啊，全没见过，谬传，北方人睡觉钻鸡毛；烧滚水，得放几个龙眼干才知道滚不滚；小孩子撒尿，马上变成一个塔……就这，叫阿母有点儿放心不下。我离开家乡，背着十三斤重的大棉被，还有阿母出嫁时，外婆给的一条红毯子，现在用红布打了几个补丁。我带着幻梦、寻求，上路了。
阿母在一次来信里，寄来了外婆的地址，让我能给外婆写一封信：“你上了大学，外婆高兴坏了，只要来个亲戚朋友，都要请她屋里去，讲你上大学的事，说：‘我女子熬出来了，我女子熬出来了。’那么大岁数了，她还到处串亲戚，就为了说这句话：‘我女子熬出来了，我女子有出头日子了。’你快给写封信吧。”舅舅也没让所有的孩子上大学。有个女儿上大学，一年得花好几千，而我上了大学，外婆当然震惊了。她决心要拯救这个家，雄心勃勃，却一败涂地。以我上大学为标志的“女子熬出来了”，再次摇憾了她的心！
阿母认定我的信一定能写好。她一辈子除了去烧香还愿，没出过远门。我的信肯定回回叫她感到新奇、满足，爱不释手。家乡有一条车路，小时候，我去给牛拔青草，总站在路边数汽车。半天，要是能数上二十多辆，就兴奋得不得了。有时，我们几个孩子比赛，看谁在汽车离得最近时冲过马路，这些庞然大物引起我们怎样的好奇心啊！司机急刹车，探出窗口，脸红脖子粗地骂：“死孩子！”我们悻悻地走开了。去番的人回来说，站在车路中间，让汽车在身子两旁不断线地跑。我们似懂非懂，感觉像做梦一样。上北京，懂了，车水马龙有了依据。红灯，就是筑起堤坝；绿灯，就是开闸放水。在家乡，过年过节、办喜事才宰猪，宰一头猪，轰动一半个村子。大学里，天天有肉吃，一人一天少说一两，一万多师生员工，就是天天吃掉十几、二十头猪，这是什么气派呀！学校里吃炸鱼更新鲜，一人一条，端到饭厅边的小树林里吃，内地的学生竟然不会吃鱼头，也不爱惜，把鱼头都掰下，码树根上，一堆一堆的。饭后，清洁工拉走好几车！经过饥饿，来到的好像是另一个世界，我真是感叹不已！
给外婆写什么呢？我的笔顿住了。开始寻找外婆的思想轨迹……她在我们的赤土地上没有找到出路，去了异国他乡。没把女子都带走，那是她脑子里的传统观念，这是故土，是根。女子的遭遇，使她对这土地更失却信心，形成一个观念，只有去番，才能拯救危难。阿爸、大哥却没有如她预感的有出息，又使她迷茫、痛楚……我上了大学，对她来说，真如石破天惊，蓦然回首，才从这古老、贫瘠的土地上，看到女子新的希望……但我终于没写下去，我看到外婆给阿母陪嫁的红毯子。冰雪的北方，我没有褥子，夜里冷了，在薄薄的破毯上抗不住寒冷。我把阿母让我带来的大棉被卷成筒，钻进去。阿母没熬出来，家里的日子还很拮据，一年里，只能偶尔寄点钱，一回三块、五块。有时，有顺路的，让捎来点儿龙眼干，信里又告诉我，把那袋龙眼干的小口袋拆了，去做条裤衩。想起阿母，我眼里涌出了泪水。我不想打碎外婆的梦，也不愿意向外婆要这要那，不仅海外关系是极麻烦的政治包袱，我身上还有着阿母那股咬牙的劲头儿。没有路费，整整七年，上大学加上再教育，我没有回一趟家乡。我知道，阿母望眼欲穿！
在我的隔壁房间里，住着一个归国华侨，据说他写了好几本反动日记，成了右派，毕业后，分配没有单位接收，就这样搁浅了。我们吃饭的大饭厅，只有桌子，没有凳子。他吃饭时，把饭碗放好，离桌子一尺远，立正，左手搁到背后，右手拿勺，躬下身去，九十度，舀一勺，放嘴里，而后挺直了身子。嚼完了，再弯下去，还是九十度……真叫人忍俊不禁。看了阿母信中所说的外婆，不知怎么，我马上想起他，举止是那般的可笑！
但有时，我心里又有些惶惑。阿母，她也觉得，自己是熬出来了。在知道我考上大学的那些日子里，邻里来向她祝贺，她总是满脸生辉，那是出自心底的喜悦，她感激政府，感激新社会。儿子到北京上大学，从她一个人拉扯六个孩子的时日起，哪曾有过这样的奢望！外婆是天真，不也抓住了明证？……我终于没给外婆写信，却也一直攥着她的地址……
经过一番苦难的历程，我三十多岁才结婚。一年多后，妻子为我生了一对双胞胎。那是号召独生子女的那一年，也是有事业心的知识分子，赶上可以搞事业的年代，我真发愁了。这回，阿母来信，又提到外婆，说是外婆百十来个子孙里，就这么一对双胞胎，她很喜欢，问孩子需要什么，还有就是，想要一张孩子的照片。我心里笑她：又是老天真，她总是不合时宜。不过，这回倒是想给她寄张照片去，不管怎么说，外婆已经是九十高龄的人了，我应该满足她这点愿望。可那会儿，我和妻子忙得连轴转，不夸张，我们每天也就能睡四五个小时。给孩子照相的事，也就老拖着。
过不久，阿母却来信告诉我，外婆在新加坡去世了。这时，我心里忽地一动。我怎么拖拖拉拉，我有些对不起外婆。细细地想，我是对外婆没感情。
我回了一趟老家。家乡，是全国有名的侨乡，这些年有了惊人的变化，鳞次栉比的全是新房。家乡，历来有个传统，去番，就是为了挣钱回来盖房，光宗耀祖。早年里，有个华侨盖了一幢小楼，走廊的墙上全是字画。楼顶女墙上，有雄鹰展翅、鲤鱼吐水，还有一组戏装人物，一个个小人是灰泥捏的，安在弹簧上，在风中微微抖颤着。家乡烧各种纯色的小细瓷碗，匠工把小碗打碎，用一块块碎片贴在那上边，盔是盔，甲是甲。整幢楼房是个艺术品，那时尤其触目。这会儿不是个别的几家几户，而是连成了片，有不少是颇为考究的三层小楼，不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雕琢，都比较规整，方方块块，但仍有家乡特色，都有天井。侨乡竟然有很多这样的小楼群……
阿母显老了，不过身子骨还硬朗。我一到家，她就忙着张罗给我做吃的，而后就坐着看我吃，那眼神就像小时候，看我吃烤鸡蛋一样。好吃的真多，我吃了这样，吃那样，我吃东西总是那么香。阿母看着看着，笑了，笑得那样满足。
夜里，我还和阿母睡一张眠床。我们靠在床上，阿母身上搭着毯子，我们说话儿。于是，又说到外婆。阿母说：“外婆躺在病床上，最后那几天，还说到你，外婆说：‘我这辈子对不起女子，她可真不容易，自己熬出来了。三的有出息，不知怎么，有出息的孩子，我就特别疼他。可他恨我，没给我来过一个字。’”阿母在这些问题上历来全由着我，她怕我违反了政府的规定，影响我的前途。她是极真诚的，没有政府，你哪上得了大学？不过，这回，她这么说，显然是认为我做得不妥。我低着头。阿母从床边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包，慢慢解开，里边是对金镯子。她说：“外婆其实是喜欢你的。她临终时说，这是留给你的，一个孩子一个。”噢，这老天真！我没说出来，摸了摸那对金镯子。阿母又说：“外婆家也盖房了，过两日给外婆做‘忌’，你去看看吧！”我说：“舅舅家回来人了？”阿母说：“外婆的骨灰送回来了。外婆留下话，要盖房，没人回来，就让亲堂们住。就在老房那地方，翻盖了，三层楼。”最后都是老天真，没人回来，她还要盖一幢楼。
我终于又上了一趟外婆家，确实是幢挺漂亮的三层小楼。我寻找那丛竹子，可惜，它已经全无踪影。在厅堂里，我看到了外婆的大相片。彩色的，她从镜框里冲我笑着，这回不知怎么，觉得她跟阿母不怎么一样，比阿母舒展，好像骨架大一圈。她显得很独特，是个有血有肉的外婆了。我终于理解了一个远离故土的老人的心。但我已经让她抱憾而去了。我为她流了泪，并按传统的习惯，为她烧了纸。
临走时，外婆家的亲堂陪我走走，里里外外看看小楼。在围墙的一角，我发现有几块青草石雕的竹筒，都是两三节竹子，还有竹枝竹叶。枝叶全贴在圆圆的竹筒上，是高浮雕。我说：“这是……”亲堂说：“这是你外婆那间房的窗栏，盖小洋楼，没用了，就扔在这儿。”我说：“这好，我要。”他笑笑：“要，你就带走吧！”我把它们捆在自行车后架上。他突然又说：“你二哥上回来时，说，这得花多少工？钱多了，就瞎花。有什么用？这能供起来吗？你知道，他不喜欢，我们也都不懂。这，你还能带到你做事的地方去？又笨又重。”“噢……”我不知怎么回答他，只是知道，我必须把它带走，首先要穿过那片方圆几里，已经栽活了几片松树的赤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