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光
望着父亲手书“道南理窟”最后一笔镌上九曲岩壁，马应壁长长地舒了口气。父亲马负书乾隆元年中了武状元，可一辈子敬仰理学大家。提督福建陆师镇守闽疆二十余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在武夷山勒刻“道南理窟”四个大字。谁知平常军务繁忙后来疾病发作，理想却无法实现。事有凑巧，天遂人意，乾隆四十四年，马应壁任职崇安（今武夷山市），终了父亲遗愿。这方擘窠石刻确属非同一般。马应壁在题跋中说：“窃念先大夫欲以理学渊薮，发山川之秀灵，非寻常题咏岩泉者，此何可弗镌，而遗山灵憾！”儿子认为，父亲这方大字不得不刻，否则武夷山灵都会遗憾。因为它揭示了理学的渊薮。
“道南理窟”里的“道南”，指的是孔孟之道向南传播；而“理窟”，说的是理学荟萃之地，有如当年送江淹之梦笔的郭璞所云“京华游侠窟”的窟之意。更耐人寻味的，是马家父子题跋的位置。“道南理窟”题刻在五曲之西，晚对峰东麓，与此隔溪遥遥相对的是当年游酢的“水云寮”和朱熹的“武夷精舍”。
游酢于公元1099年到武夷山，筑寮五曲云窝铁象岩上，潜心研究经史，刻苦著书立说，广为聚徒讲学。专家知道，程颢、程颐是理学创始人“二程”。游酢、杨时以“程门立雪”的行动就学于大师门下。程子望着他们归闽的背影说过“吾道南矣”。他们载道南归闽北后，真的担负起儒学新发展的重任，而武夷山是道学南传第一站，游酢则是“道南”第一人。大概一百年后，游酢的后裔游九言也像马应壁一样，怀着十分的崇敬在崖壁下刻下了“水云寮”三个大字。
中国文化由北向南转移有其深刻的原因。人们常把唐宋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前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经历了大唐盛世后，五代十国给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带来几乎毁灭性的打击。数十年间，帝王几易十姓，兵举不息，生灵涂炭。南方成了向往之地。虽然交通闭塞，关山阻隔，但却成为避乱苟安之地，更是文人士大夫理想的“世外桃源”，及至到了南宋，东南一带更成了人们理想向往之处。有词云：“安莫安于福建。”大理学家邵雍当时就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南方地气至矣。”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收拾了五代十国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权更迭的局面，宋太祖踌躇满志地吟唱“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和残月”，自比普照神州六合的太阳。但史学家们认为他建立的宋王朝更像“阴晴圆缺”的月亮，而且是到不了满月的月亮，如同钱钟书所喻：宋太祖设想的那张不容他人酣睡的卧榻，“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虽然他常常夜不能寐，还总是惦记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到了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国大军南下，1126年虏徽、钦二帝北去，北宋王朝结束。南宋王朝也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和中国军事版图变化相同的是文化地理也发生深刻的变化。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说，西汉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风光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隋唐愈发壮大，佛教中国化产生了禅、华严、天台等宗派，几乎倾国信奉佛教，大有与印度一样成为佛教国家的趋势。而在东汉产生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与佛教斗争中也逐渐发展起来，加上人们错误认为老子与唐皇同宗，因而道家势力也十分强大。原先儒释道三教鼎立成了佛道压倒儒学的形势，当时一流学者几乎都出入佛道，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文化思想的儒学奄奄一息，卫道士们大声疾呼儒家道统已到了中断的紧要关头，唐朝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在北方着手建立新儒学。北宋之后，新儒学又岌岌可危，道统再一次面临覆灭的危险。文化落后的金国承担不了发展儒学的重担，中华民族文化存续兴亡的地理坐标只能向南转移。
江南不乏名山胜地，何处方是中华文化涅槃之所？南宋大理学家张栻断言，“当今道在武夷！”历史怎么会这样青睐闽北的武夷山，将华夏文明继往开来重任空降于此？让我们先来看看闽北的地理区位。水路未开之时，中原进入福建非经闽北不可。陆路入闽主要是三条路径：一是翻过闽赣交界的杉岭，从今日的光泽进入；二是越过闽浙交界的仙霞岭，从今日的浦城进入；三是跨过闽赣交界的分水关，从今日的武夷山进入。值得注意的是分水关与江西铅山相邻，到其河口码头仅八十里。当时它是江浙闽粤货物、人流的重要集散地之一。由河口转上饶便进入信江航运。通过这条水路可通浙江常山、江山，然后沿钱塘江往杭州，直抵南宋的首都。王世懋在其《闽部疏》中说，“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关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既然有货北运，自然有人南来。一方面福建“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足以避乱，安下书桌做学问。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形势发生变化，闽北又是北客返回中原最近最易的地方。南唐之后掀起一拨又一拨移民福建的浪潮，而闽北武夷山一带则是他们落脚的首选之地。
一种伟大的思想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能够诞生，离不开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黑格尔的“合理内核”，离不开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同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更是“脱不了关系”。一代又一代的贤哲总要站在伟人的肩膀上才能继往开来探索真理。新儒学不是凭空出世，她不仅要梳理完善自家的道统学说，还必须从道教、佛教以及自然科学中汲取营养，集各种思想的先进因素之大成，而这些条件武夷山恰恰都能提供。武夷山自古以来便是三教同山，儒释道各呈异彩。道教起于东汉，但武夷山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就举行过准道教活动的盛典，“干鱼祭祀武夷君”和“幔亭招宴”的传说就是证明。五代十国之前的著名道士杜光庭在创立的华夏道教“三十六洞天”体系时，就把武夷山列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洞天，几乎与朱熹同时期的白玉蟾以武夷山为基地，把北方的道教神仙系统和原武夷山的道教神祗武夷君、皇太姥结合起来，成为道教南宗五祖。历史上武夷山的道院、道教活动场地有数十处。南宋前期，武夷山一带是国家道教文化的重心之一。武夷山佛教初兴于唐朝，至宋已成鼎盛之势。当时佛教已经中国化了，继慧能禅宗南宗之后的“五宗七家”直接和间接的创始人三分之二是闽籍僧人，他们大都云游过武夷山，且与理学人物过往甚密，像临济宗下的杨岐方会派的代表人物大慧宗杲，在朱熹著述中反复被提到。其弟子道谦曾为朱熹问禅之师，两人经常一起吟诗、赏帖、论学，道谦圆寂，朱子亲自撰文祭之。至于武夷山本土得道的扣冰古佛更为闽王之师，千余年来纪念他的民间“蜡烛会”光焰不灭，南方诸多寺院都供奉着古佛塑像。与扣冰悟道有关的“天心永乐禅寺”，有五象朝圣之形，又处武夷群山中心，被人称为掌握山外青天的枢纽，赢得“华胄八名山”盛誉。至于散落在群山中以崖居形式建成的佛寺更不计其数，宋朝的武夷山佛教香火甚是灿烂。武夷山与儒教更具有不解之缘。历代皇帝任命武夷宫的主管提举多达82位，其中有刘子翠、朱熹、吕祖谦、张栻、辛弃疾、陆游、叶适、黄幹等硕儒圣贤，他们也是当时全国最知名的学者。理学南传后，杨时授徒罗从彦，罗又传道李侗，李侗再教朱熹，薪火相传，蔚为大势。武夷山中有据可考的书院就有48所，密度为全国之冠，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五曲溪畔朱子亲自擘划和创建的“武夷精舍”，董天工在《武夷山志》中称其为武夷之巨观。南宋前期，武夷山已成为中国文化基本形态的荟萃之地。
思想与山水无涉却有关。那年文学大家余光中回闽南拜祖省亲，顺便游览武夷山，在这里他似乎寻找到了中国文化之根，临行前为武夷山写下了“千古灵山，九曲溪水”题词。著名的复旦大学学者蔡尚思教授说，他研究了中国自然美的山水已达两百多个，认为武夷山超过了徐霞客最赞美的黄山，因为黄山山奇而不如武夷山的山水俱奇；而九寨沟则水奇而山不奇；桂林江水可游而小山不可登，也比不上武夷山既可登又可乘筏；庐山的水在山之外，也不如武夷山的水在山之中。武夷山的山水俱佳，在国内外都是难比的。所以，我有小诗一首：“朱熹是先贤，武夷为名山；人地两相配，唯有此间全。”厦大研究理学专家高令印教授也认为，武夷山水陶冶朱熹既仁且智，从观赏武夷山水动静中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还是回到马应壁目光聚焦的五曲山水。公元1184年，朱子在溪边隐屏峰下建成武夷精舍，开门讲学授徒，论道著述，下学上达，致广大、尽精微、格物穷理。他不无自信的在其《九曲棹歌》中吟道：“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林间有客帝王师，万古之心是天地之心，是理学之心、中国文化之心。朱子和他的同道借着这方仁山智水，伴着棹船声声，倾心营造笼罩百代的理学大厦。他曾自谓“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吕祖谦来过，辛弃疾来过，袁枢来过……朱子和他们上下几千年纵横求索，终于“集大成而续千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万世一定之规”。然后，精舍里走出了黄幹，走出了蔡元定，走出了朱熹两百多个弟子，载道前往八方，四处点燃真理火炬。
立在五曲隐屏峰下，极目山水之外，遥想当年游酢、杨时载道南来，播下理学的种子。历史选择了朱熹，朱熹选择了武夷山，他用九曲活水、灵山云雾，他用毕生心血和学达性天的智慧，培育出理学的参天大树，从而数百年来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天空中呼风唤雨。武夷有幸，拥有朱熹，便拥有中国文化的标高；朱子有幸，怀抱武夷，才能够为天地万民立心。他们都有幸，天地人三才生辉。“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