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内容，具体到宫室、服饰、车马、音声，皆有定数。制度章明，百官不可逾越。这就是在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礼制的具体内容。而桓公竟将郜鼎放在太庙，违礼灭德，必然带来国家的衰败。晏子与臧哀伯的论述有一个特点，即将礼的内容具体化，转化为切实而又便于操作的制度内容。
《左传》对礼与仪的不同加以区分。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这一段话，说明“礼”与“仪”的区分，在于“礼”已不应只是一套人所遵循的外在仪节形式，而应有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礼是维系上下的纲纪，协调天地人的准则，因此它是制定一切统治秩序的依据，包含经国济世的内容。礼又是从以食色声味和喜怒哀乐等人性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人们遵守礼，也是必然的。天地万物，包括五味五色，君臣父子，政事刑罚，以至民之喜怒哀乐，皆包含礼的内容。所以礼应该成为明确的社会规范和统治秩序，而不是揖让周旋应酬这一类琐屑的仪节。所以，昭公五年，鲁昭公如晋，揖让周旋皆无失礼，但女叔齐仍然批评其“鲁侯焉知礼”，谓之“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昭公五年）。礼之本质在于维系国家权力，鲁国此时政在三家，昭公已失去了权力，虽然“屑屑焉习仪以亟”，亦不可谓知礼矣。
既然在理论上把“礼”提高到“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的高度，所以《左传》对于礼给予再度的强化。隐公七年陈国大夫五父到郑国参加盟会，“歃如忘”，即歃血盟誓时心不在焉，是为无礼，泄伯说：“五父必不免”。到了桓公六年，五父果然为蔡人所杀。成公十三年，成肃公在社庙接受祭肉时不恭，亦为无礼。刘康公预言“成子惰，弃其命矣”（成公十三年）。同样的，僖公十一年，周王派召武公、内史过赐命于晋惠公，惠公“受玉惰”，内史过告周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后来晋文公返国，杀了晋惠公儿子晋怀公，果然应验了内史过之预言。凡此种种，都说明《左传》有意识地把礼上升到维护宗法制度、维护国家存亡、社稷安定和个人死生的高度上来加以强化。同时，又企图将礼变成为一种人们自觉的内心追求，所谓“敬，礼之舆也”，所谓“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成公十三年），就是这个意思。《左传》作者记载许多违礼之人和事的预言，而后无不一一应验，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恰恰反映了作者强化这种已经遭到激烈冲击和破坏的礼制与礼文化的态度。
礼作为“国之干”和“身之干”，还体现在外交往来、朝聘盟会和战争之中。“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襄公元年）。朝聘会盟都应依礼而行，此不待言。诸侯国内政淫乱“无礼”，他国可以讨伐，“无礼，无以立”。襄公九年，晋国纠集鲁、齐、宋等国伐郑，并要挟郑人求和以立盟约。晋知说：“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襄公九年）无礼不可以主盟，要有礼，则应先有德，所以知要求诸侯“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必获郑，何必今日”（同上引）。知强调的是修德以成礼，申叔时则强调守信以成礼。楚国的子反不守信，欲背晋约，申叔时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成公十五年）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子反果因战败自杀。修德成礼也好，信以守礼也好，突出的都是一个“礼”字。
战争中也要讲礼，这在《左传》中亦有多处的记载。宣公二年大棘之战，宋人狂狡倒戟而救出落井之郑人，自身反而被擒。作者借君子之口曰：“失礼违命，宜其为禽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兵戎之礼，在于发扬果毅精神。狂狡姑息敌人，违礼，活该被捉。在《左传》众多的战争描写中，我们常可以看到即使在激战方酣之时，敌我双方亦不忘礼制。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晋韩厥紧追齐顷公不放，顷公却因韩之君子风度而不射他，说是“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这似乎与“杀敌为果”甚矛盾。可见在杀敌与守礼有矛盾时，守礼已比杀敌更为重要。再看韩厥追上齐顷公时的情景：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属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茷为右，载齐侯以免。（成公二年）
多么雍容儒雅！敌我双方都要优游有礼一番，结果韩厥幸免于死，齐顷公也因此脱逃，韩厥只逮住了一个假冒齐顷公的逢丑父而已。再如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晋新军主帅郤至多次与楚共王相遇，双方亦都礼让三分：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释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
在双方厮杀搏斗、你死我活的战争中，竟然有如此的彬彬有礼、谦恭敬让，似乎双方不是敌人，而是恭敬有加的贵宾。这里却全然不讲“杀敌为果，致果为毅”，而是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动，遵守礼所规定的秩序。类似这样的描写，除了说明在春秋时期礼制并没有完全衰亡外，不能不说与《左传》作者有意识地对礼制思想的强化有关。
今人蔡尚思先生认为：“《左传》以礼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中国礼教思想史要目》）此话可能过于绝对，但从《左传》中表现出来的崇礼隆礼倾向来看，亦不无道理。
三、崇霸思想
时代进入春秋，王室陵夷，群雄虎争，王权衰落，霸权迭兴。面对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左传》一书表现出鲜明的崇霸思想倾向。
《左传》对于霸权与霸主的崇尚，首先体现在全书中对争霸战争的大量描写和对战胜者的态度上。《左传》全书记载了大大小小五百多次的战争。这些战争，大部分为争霸战争，或是与争霸有关的战争。以最著名的六大战役——城濮之战、殽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柏举之战来说，均与争霸斗争紧密相关。这些战争的叙述，材料丰富，结构严密，描写生动，是作者用心最著、写得最为出色的部分。在这些战争描写中，作者对战争思想的阐述、对战争胜负的预测、对战争气氛的渲染，都可以使人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对以武力攻伐征服的霸道与霸权的肯定。
在描写战争时，作者总是站在战胜者或霸主的立场上，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在城濮之战和邲之战中，作者明显地站在霸主晋文公和楚庄王的立场，调动了多种叙事手法，对两位霸主进行颂扬，并从人物言论、鬼神与天象的暗示等方面预言两人的胜利。如对晋文公的称赞：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僖公二十七年）
宣公十二年，则借楚国的敌对之国晋大将栾书之口称赞楚庄王：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这样的描写，给人的印象是，晋文公取威定霸，楚庄王一战而霸，势在必然。
其次，作者对春秋时期的霸主，全然持十分欣赏和赞美的态度。清人冯李骅认为《左传》中写得出色的晋文公、晋悼公、秦穆公、楚庄王数人（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都是叱咤风云的霸主。前面所举两段对晋文公、楚庄王的评价，已可以说明作者的态度。即如对“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作者是以贤君之楷模来描绘他的。尽管作为历史人物形象，齐桓在《左传》中不如晋文、楚庄、秦穆诸人详细生动，但是作者仍不忘竭力地加以赞扬。齐桓公兼并他国，是因他国“无礼”；其“存亡国”，“以让饰争”，则是所谓的“惠施”。齐桓公死后，诸侯仍“无忘齐桓之德”，“盟于齐，修桓公之好”（僖公十九年）。以至昭公十三年，叔向仍称赞齐桓公是“从善如流，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对于秦穆公，作者则多次赞扬他善于自责，不以一眚废人，“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文公三年）。这些对霸主的颂扬，无疑与作者的崇霸思想有密切关系。
第三，《左传》中的崇霸思想，还表现在战争观念与对武力的态度上。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对春秋时期的武力征伐采取了一概排斥的态度。然而《左传》作者却认为天下纷争，战争无法避免，只有用武力才能阻止战争、消弭战争。宣公十二年邲之战以后，楚庄王论“武”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楚子曰：“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
这是楚庄王回答潘党筑武军京观以炫耀武功时说的一番话。楚庄王从字形上来解释“武”字，文，即字，甲骨文“武”字像人持戈而行，楚庄王的意思是，只有用武力来阻止武力，用战争来阻止战争。武功，是用来禁止强暴，消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调和大众，丰富财物的，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止戈为武”，原非“武”字造字的本意，楚庄王只是借以阐述他的以战争抵御战争的思想罢了。战争虽不是目的，但武之“七德”中，禁暴、戢兵，即指消弭战争。所以战争只有靠武力来消弭，然后才能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巩固霸业。
兵威的作用可以维护霸业、安定国家、保获小国的生存，也见于子罕的言论（详见第五章第一节）。按照子罕的观点，战争是威慑不法行为、伸张正义、安靖国家的工具，无兵威，天下终将出乱子，所以兵不可弃。春秋时期，诸侯大国为维护其霸主的地位，是不会放弃以武力相征伐的手段的，《左传》作者记载了楚庄王、子罕等人的言论，反映了作者尚武尚战的倾向。
谈到《左传》的崇霸思想时还应提及，尽管王室陵夷，大树飘零，但作者始终没有忘记“尊王”这一面旗帜。从《左传》中的第一位枭雄郑庄公开始，虽然他已不将周王放在眼里，却仍然高举着“尊王”的大旗，“以王命讨不庭”，横行天下。嗣后，齐桓公也高举着“尊王攘夷”的大纛。当其时，周王室虽日渐衰弱且位同诸侯，然而毕竟保留着天子、共主的尊号，借天子之威可以震慑诸侯，也可以团结诸侯。“尊王”的实质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从郑庄公到齐桓、晋文，无不深谙此道。楚庄王尽管狂妄地问鼎之轻重，却也不敢过于造次。就连南方的吴、越两国，也总要做出一些尊王的姿态来。打着“尊王”的旗号，更有利于称霸，这与《左传》作者的崇霸思想并无矛盾。
总之，《左传》的思想倾向是比较复杂的。它具有鲜明的民本思想，代表着当时的进步思想潮流。它崇扬礼制，把礼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又与儒家的传统思想吻合。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对霸道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而左氏崇扬霸业，称颂齐桓、晋文之事，可见非仲尼之徒。所以对《左传》的思想倾向，不要机械地划归于哪一派，还是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才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