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
前几天于伶于伶，原名任禹成，一九○七年生，江苏宜兴人。戏剧家。当时在重庆“中国艺术剧社”工作。代表作有《夜上海》、《七月流火》等。本文提到的四个剧本均为其抗战期间的作品。兄三十七岁的诞辰，有好几位朋友为他祝寿，即席联句，成了一首七绝。
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
至今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说大明。
这是一首很巧妙的集体创作。妙处是在每一句里面都嵌合有一个于伶所著的剧本名，即是《长夜行》，《花溅泪》，《杏花春雨江南》，《大明英烈传》，嵌合得很自然，情调既和谐，意趣也非常联贯。而且联句的诸兄平时并不以旧诗鸣，突然得此，也是值得惊异的事。
不过有一个唯一的缺点，便是诗的情趣太消极，差不多就象是“亡国之音”了。这不仅和于伶兄的精神不称，就和写诗诸兄的精神也完全不相称。诸位都是积极进取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便是“中国不会亡”。怎么联起句来，就好象“白头宫女”语出唐代元稹《行宫》诗：“廖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样，突然现出了这样的情调呢？
或许是题材限制了吧？例如《长夜行》与《花溅泪》都不免是消极的字面，《大明英烈传》虽然写的是刘伯温刘伯温（1311—1375），名基，浙江青田人。明初政泊家、文学家。着有《诚意伯集》。于伶的《大明英烈传》，写于一九四○年，描写刘伯温在当涂地区的活动，及其配合朱元璋领导农民起义、消灭元兵的事迹。，但因为是历史题材，而且单从字面上看不免总要联想到明末遗事。有了这些限制，也就如用菜花、豆苗、蘑菇之类的东西便只能做出一盘素菜的一样，因而便不免消极了。这是可能的一种想法。
或许也怕是形式限制了吧？因为是七绝这种旧形式，运用起来总不能让作者有充分的自由，故尔不由自主地主至表现出了和自己的意识相反的东西。所谓“形式决定内容”，这也是可能的一种想法。
但我尝试了一下，我把同样的题材，同样的形式，另外来写成了一首。
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
春雨江南三七度，杏花溅泪发新枝。
这样写来似乎便把消极的情趣削弱了，而含孕有一片新春发岁、希望葱茏之意。这在贺寿上似乎更要切合一些，就对于我们所共同怀抱的信念也表现得更熨贴一些。
这本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但我觉得很有趣。我在这儿发现着：文字本身有一种自律性，就好象一泓止水，要看你开闸的人是怎样开法，所谓“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语见《孟子·告子上》。。只要你把闸门一开了，之后，差不多就不由你自主了。
人的一生，特别是感情生活，约略也是这样。一个人可以成为感情的主人，也可以成为感情的奴隶。你是开向生路便是生，开向死路便是死。主要的是要掌握着正确的主动权以善导对象的自律性，对于青年有领导或训育任务的人，我感觉着这责任特别重大。
1943年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