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林汉达先生一同看守
高粱地的时候
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
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教育家林汉达先生（当时七十一岁）和我（当时六十五岁）两人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这是“犯法”的。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眼观四方，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二人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守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家，没有人的影儿。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儿。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语文大众化
林先生仰望长空，思考语文大众化的问题。他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拔苗助长”，“揠”（y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
停了一会儿，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我开玩笑地回答。
他忽然大笑起来！为什么大笑？他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林先生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先生补充说：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儿，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你查过词典了吗？”我问。
“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他肯定地告诉我。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叫人钦佩！
乐观主义
我问他，你的乐观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我信教，也就是信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告诉我，历史总是前进的，后退只是暂时的曲折。
他问我：你不也是乐观的吗？
我照抄他的说法：我信自然规律，等于信教。
那一天，天上没有云，地面没有风，宇宙之间似乎只有他和我。他断断续续地谈了许多有哲理的笑话。什么“宗教，有多神教，有一神教，有无神教……”。
“先生之成为右派也无疑矣！”我说。
“向后转，右就变成左了。”他笑了！
三化和三性
谈得起劲，我们坐了起来。我们二人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口语化就是要能“上口”，朗读出来是活的语言。人们常写，“他来时我已去了”。很通俗，但是不“上口”。高声念一遍，就会发现，应当改为“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去了”。规范化是要合乎语法、修辞和用词习惯。“你先走”不说“你行先”（广东话）。“感谢他的关照”不说“感谢他够哥儿们的”（北京土话，流气）。“祝你万寿无疆”，不说“祝你永垂不朽”！
林先生进一步说：“三化”是外表，还要在内容上有三性：知识性、进步性、启发性。
我们谈话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对着一万株高粱在讲演。
太阳落到树梢了。我们站起来，走回去，有十来里路远。林先生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在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立志把社会推向更进步的时代！
（《群言》，一九九○年五月号；《之江校友》，一九八七年六月《特刊》）
怀念敬爱的张寿镛校长
光华大学张寿镛校长的公子张芝联教授来访，嘱张允和和我写文章纪念我们敬爱的张校长。张允和和我都是在张校长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当然立刻答应。我们商量，两人各写一篇，因为我们夫妇两人是先后同学，得到张校长教诲的时间不同。可是两人都迟迟没有动笔，因为越是想把文章认真写好，越是难于动笔。不幸，在二00二年八月十四日张允和去世了！这个晴天霹雳把我打击得呆若木鸡！她临终前没有来得及把她想要写什么告诉我，十分遗憾！日前张芝联教授来催我的文章，希望我代替张允和写些回忆，并且给我看俞信芳先生的《张寿镛先生传》的书稿。使我感到既惭愧又紧张！
张允和是光华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女生中的一个。那时候是上海各大学实行男女同学的开始时期。光华大学建造了女生宿舍，女同学组织女同学会，在选举第一届干事和会长中，张允和被选为会长。当时的学生会要参与学校的校务工作，张允和于是跟张校长就有许多接触的机会。
有一件事，张允和念念不忘。光华大学每年举行学生演讲比赛。在某次比赛中，张允和得到的评分跟另一位男同学相等，两人并列第一。在这种情况下，担任评判委员会主席的张校长将投最后一票决定谁是冠军。张校长经过退席考虑之后投了张允和一票，于是张允和成为冠军。一个女同学成为大学演讲比赛的冠军，不仅轰动了光华大学，也轰动了当时上海的大学界。这是张校长提倡女权的一次模范行动。一枚金质冠军奖章，成为张允和的传代之宝。
有一年，女生宿舍忽然起火，幸亏发生在白天，没有人受伤。但是，楼房烧毁，行李和书籍付之一炬，造成生活和学习的许多困难。张校长亲自前来指导救火，并为每一个女生解决具体的困难。张校长借此机会，教育学生要临危不惊，镇定应付，理智处事，先重后轻，使学生受到一次为人处世的教育。女同学感受深刻，都说张校长爱生如子。
在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之后，要为圣约翰大学离校师生创办一所私立大学，这是一件非常重大而又万分艰难的事业。启动这件重大事业，首先要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来担任校长，这位校长既要能得到学术界的尊重，又要能为创办大学筹划经费。上海各界一致推举张寿镛先生，他是清代学者，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当时担任淞沪道尹，张寿镛先生临危受命，知难而进，应承了这个时代的呼唤。
创办私立光华大学有三大问题：生源问题、师资问题和经费问题。生源问题不大，因为有离校学生作为基础，再添招一些新生就可以了。师资问题比较难。著名学者不一定肯来新办的大学。张校长首先聘请到当时威望最高的两位教育家——朱经农先生和廖茂如先生，通过他们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壮大离校教师的队伍。不少著名学者出于爱国心，欣然前来光华任教。光华的教授阵容光辉夺目，胜过圣约翰大学，成为当时全国大学界的翘楚。最难的问题是筹划经费。张校长是理财能手，在全国爱国气氛中，捐款终于源源而来。张校长动员离校同学，劝自己的家长踊跃捐输，得到离校同学家长王省三先生捐助上海近郊地皮一百亩，又得到菲律宾等地华侨留学生家长捐建三座堂皇的教学主楼。这样就立刻兴工建筑新的校园。光华大学建校比较顺利，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勇气。可是如果没有张校长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是不会得到如此成功的。
当时有一个紧急的大问题：不能等待新的校园建设完再开学，必须立即开学，继续学业，不使弦歌中断，否则离校师生就会离散。这时候，张校长有两位得力的助手，一位是陈训恕，一位是史乃康，他们都是离校同学。在离校时候已经毕业，没有来得及拿文凭。他们是筹备光华大学紧急开学的两位重要助手。于是，在上海霞飞路租用民房作为临时宿舍，租用空地建设几个芦席篷临时大课堂，使教学工作立即开始。我就是在芦席篷临时大课堂里聆听当时多位著名学者的教诲的。张校长也时来芦席篷临时大课堂对学生讲话。这一幕筚路蓝缕的悲壮场面，希望不要被历史遗忘了。
史乃康是我中学的先辈同学，他听到我经济困难，付不出学费，就告诉我：校长室需要一个文书员，将在同学中招考，半工半读，你可以去报考。考试结果，我被录取，免除学费，每月还有三十元津贴，这就解决了我上学的经济困难。我的工作是按照规定书写往来中英文的书信。在工作中，我学到许多张校长的办事方法。
我们青年同学常常议论张校长。大家认为，张校长以清代科举出身的儒家学者，能自学成为理财能手的现代人才，这种自学精神非常值得学习。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国民党北伐节节胜利，江南人民大都寄希望于国民革命。国民政府任用高官，首选英美留学生，张校长能在这个环境中得到重用，因为他有别人难于企及的才能。他弃官办学，不是官员下台，寄生于学校，而是认定教育事业比政治工作更有远大的建国作用，然后决心改变任务的。
张校长的办学原则是，按照当时公认为先进的英美教育方法，实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校中行政人员很少。校长、教授和学生打成一片，亲如一家。直到一九四九年，光华大学的附属中学还是上海各中学中的优秀典型。
在抗日战争中，张校长请会计界元老谢霖先生为代表，到成都去开办一所成都光华大学分校（成华大学）。这件事说明张校长的远见。他不主张战时暂时到后方躲避一下，战后立即撤回原地，在后方不留痕迹，而是要把大学教育扩大到教育落后的中国西部，作为开发西部的长远打算。这在今天高呼开发西部的时候，值得怀念。
光华大学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激起的“五卅运动”而创办，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战争中被炮火毁灭。一九四九年后，所有私立大学一概收归国办，光华大学的光辉历史未能再呈现于中国。历史不会忘掉张寿镛校长创办光华大学的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张寿镛先生一生做了三件大事：一、从清代学者自学理财，成为现代理财专家，树立自学成才的典范。二、收集、编辑、影印《四明丛书》，成为考据文献专家，为弘扬传统文化做出具体贡献。三、在艰难危急中创办光华大学，伸张民族正气，培植建国人才，为建设现代化中国树立根基。张校长说：“莫为一身谋，而有天下志；莫为终身计，而有后世虑。”张校长的言行，我们应当好好学习。
俞信芳先生的《张寿镛先生传》，是一部多年心血、广收博引、实事求是、慎重下笔的精心著作，有历史和文献价值，对今天想要了解不久以前真实历史的读者，是极有价值的读物。
二00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时年九十八岁
切音字运动百年祭
一目了然初阶
卢戆章（一八五四—一九二八）的“中国切音新字”厦腔读本《一目了然初阶》在一八九二年出版，到今年整整一百周年。这是中国人民自觉地提倡“拼音化”的开始，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拼音化”的重大缺陷。在《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公布、汉语拼音教育一天天扩大的今天，我们深深体会到一百年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首创功劳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从“中国切音新字”的发表到“注音字母”的公布，这一阶段的拼音化运动，被称为“切音字”运动。“切音字”运动的特点是：创造民族形式字母、声韵双拼。“注音字母”最后从声韵双拼发展为“声介韵”三拼，仍旧没有全部音素化。民族形式字母不便在国外流通，于是又公布国际通用字母的“国语罗马字”。《汉语拼音方案》是“国语罗马字”的改进，并使国内国外统一用一套字母。这就是“拼音化”运动一百年来已经走过的历程。
“思入风云变态中”
一八九二年是甲午战争的前夜。这时候国事动荡、人心震撼。《初阶》里面有一幅插图，画着一个人，一手按书、一手执笔，正在苦苦思索。旁边写道：“思入风云变态中。”“思变”是当时的时代思潮。
值得注意的是：一百年前的卢戆章，已经认识到汉字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汉字的发展是“字体代变、趋易避难”。他说：“字体代变：古时用云书鸟迹，降而用蝌蚪象形，又降而用篆隶八分，至汉改为八法，宋改为宋体字，皆趋易避难也。”这里有三个“用”字和两个“改”字。“用”就是“利用”；“改”就是“改革”。既然历史上一再“利用”过、“改革”过，今天为什么不可再“利用”、再“改革”呢？
有人对他说：“子真撼树之蚍蜉也！汉字神圣，一点一画无非地义天经，岂后儒所能增减？”卢戆章“一笑置之”。他何以能“一笑置之”呢？因为在他的思想里，文字“神圣”观念已经被文字“发展”观念所代替了。
两个发展层次
“拼音化”有两个发展层次。第一层次是，各国采用各自的民族形式字母，不求相互流通。第二层次是，各国采用国际通用字母，也就是“拉丁字母”，便利相互流通。“二战”以后，世界各国进一步实行“拉丁化”。战前有六十多个国家用拉丁字母，战后用拉丁字母的国家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个。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无例外地都实行了“拉丁化”。采用民族形式字母的国家越来越少了。
汉字在历史上传播到越南、朝鲜和日本，以及古代和近代的中国国内许多少数民族，在东亚形成一个“汉字文化圈”。“二战”后，越南废除汉字，正式改用拉丁字母。朝鲜北方废除汉字，完全用本民族的谚文字母。朝鲜南方用汉字和谚文字母的混合体，但是“教育汉字”减少到一千八百个，而小说一般全用谚文字母。日本用汉字和假名字母的混合体，但是规定常用汉字一九四五个，法律和公文用字以此为限，其余都用假名字母。完全用汉字的国家只有一个中国了。“汉字文化圈”不断缩小。汉字不是在扩大流通范围，而是在缩小流通范围。汉字所让出的地盘都由拼音文字占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