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拼音化”是一个十分缓慢而艰巨的发展过程。这一点卢戆章低估了。卢戆章以后的许许多多拼音化运动者也低估了。在历史上曾有千年封闭背景的中国，必然更加缓慢而艰巨。
五百年一次飞跃
日本的假名字母，在成熟以后五百年，才进入正式文字，成为汉字和假名字母的混合体。朝鲜的谚文字母，在正式公布以后五百年，才进入正式文字，成为汉字和谚文字母的混合体。中国要想实现汉字和拼音字母的混合体，或者同时用汉字和拼音文字，所谓“双轨制”，也必须等待很长的时期。如果现代的速度加快到只需要古代五分之一的时间，中国要等一百年。在历史长达五千年的中国，一百年只是一瞬而已。
急于求成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锲而不舍、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一步一步走向最后的目标。“拼音”在今天虽然只是一种文字的辅助工具，可是它的用处不断扩大。扩大实际应用，是“拼音化”运动向前推进的唯一方法。
日本的假名和朝鲜的谚文，在长时间都曾经被看作是低级的“妇女文字”，可是今天成了文字的主体。“英雄不怕出身低”。新生事物，只要本身的确是有用的，并得到切实地不断利用，就一定会慢慢成长起来，最后，“附庸蔚为大国”。从世界文字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没有例外。中国也决不会是例外。
卢戆章：切音字运动的开创者
现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小学里，孩子们都先学拼音字母，利用拼音字母给汉字注音，方便学认汉字，方便统一读音。语文教科书和字典一律采用拼音字母注音，几乎没有例外。这种注音识字的方法，从大城市到穷乡僻壤，已经普遍推广，不足为奇了。
可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这件不足为奇的事情又是十分新奇。字母起源于西亚的地中海东岸，时间跟甲骨文差不多。上下三千年，东西十万里，字母跟汉字向不往来，真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也”，怎么会走到一块儿来，相互依傍在一起的呢？是谁开创了这件新奇的工作？是卢戆章。
或许有人会说：是明末意大利人利玛窦，不是清末的卢戆章。
利玛窦的确最早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但是，他不是为了方便中国人学习汉字，而是为了方便外国人学习中文。他完全没有改革汉字的思想。他的罗马字注音没有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
在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被淡忘了三百年之后，卢戆章在清末国家危亡之秋掀起切音字运动，得到越来越多的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响应，这才开始了中国语文的现代化运动，这才终于创造出中国的字母，用字母给汉字注音，代替反切。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是到了切音字运动走向高潮之后，才重新被人们记忆起来的。
字母的形式是次要问题。改革的本质是认识到中国需要有一套字母。字母形式在中国经过了一再变化。民国初年创造民族形式的“注音字母”。后来兼用国际形式的“国语罗马字”。最后中国大陆对内对外统一使用“拼音字母”，台湾仍旧使用“注音字母”，改称“注音符号”。不论字母形式如何变化，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有一套字母以补汉字之不足，首先的创议者是卢戆章。
卢戆章所以能提出这个划时代的创意，是受了历史和地缘两个条件的刺激。他创意切音新字的时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年代。这时候，国事动荡，人心震撼，使他“思入风云变态中”。这是历史条件给了他刺激。他的家乡厦门是当时中外往来的一个重要门户、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他接触到了厦门白话字，但是不满意外国传教士的越俎代庖。他学习过英文和日文，先后到过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他有条件比较中文和外文的异同和优劣。比较是革新的催化剂。这是促进他“思入风云”的地缘条件。他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正是由于他没有坠入故纸堆里，所以他能够提出革新的创意。
难能可贵的是他认识到了当时很少人认识到的一个真理：文字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时代而变化的。这个“变”的哲学是他的指导思想。今天我们纪念卢戆章、学习卢戆章，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学习他的“变”的哲学。
《切音字运动开创者卢戆章》这本书，全面介绍了卢戆章的生平事迹和著述内容，以及后人对他的研究和评论。这是研究卢戆章和中国语文问题的一个可喜成果。作者许长安教授，长期从事汉语汉字和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教学和研究，创见颇多，特别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有深入研究。本书是他这方面的又一力作。今天中国青年阅读这本书，可以了解过去语文运动的历史，展望未来语文工作的前景，扩大语文知识，扩展语文视野，对走向信息化时代，有学术的和实用的意义。
（一九九二年）
蔡元培：现代新教育的开创者
蔡元培先生（一八六八—一九四0），清光绪十五年进士，一九0五年参加同盟会，一九0七年留学德国；一九一二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一九一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他是跨越“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两个时代的新思想的桥梁，新教育的主帅，新文化的先驱。他对中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只谈他的“新语文”思想。
提倡国语和白话文
一九一九年开始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思想史由古变今的转折点。它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清算封建的传统思想。这种新思潮酝酿于清末，这时候如怒涛澎湃，势不可当。新思潮的中心在当时的北京大学。蔡先生担任校长，罗致有新思想和新学识的学者，把北京大学建设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花园，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场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思想革命运动。日本的侵略是“五四运动”的催生剂，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接生婆。
把“文明古国”改造成“文明今国”，有干头万绪的工作要做。首要工作是实行现代化的教育，使愚昧无知的群氓，变成知识开明的人民，使人民自己来建设国家，而不是由官僚来包办国家。要实行现代化的教育，必须有现代化的语文作为工具。这就是“新语文”在“五四运动”中占先行地位的道理。
一国人民，如果语言彼此不通，那是一盘散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共同的语言，无法实行全民的义务教育。国语的建立和普及是国家意识形成的第一步。国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到一九二四年才定下来的。在这以前，国语以什么为标准，众说纷纭。
蔡先生认为，国语不能在各种方言中选取一种，只能以接近书面语的语言作为标准。他说：“用哪一种语言作国语？有人主张北京话，但北京也有许多土话，不是大多数都通行的。有主张用汉口话的（章太炎）。有主张用河南话的，说洛阳是全国的中心点。有主张用南京话的，说是现在的普通话就是南京话；俗语有‘蓝青官话’的成语，蓝青就是南京。也有主张用广东话的，说是广东话声音比较的多。”“国语的标准决不能指定一种方言，还是用吴稚晖先生‘近文的语’作标准，是妥当一点。”（《在国语传习所的演说词》）
当时“读音统一会”采取每省一票、多数决定的办法，审定汉字的读音。这种被称为“老国音”的人为标准，在试用以后，觉得很不方便，终于改用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被称为“新国音”。不过，发音取北京语音，而词汇不取北京土话，这就是所谓“近文的语”。
说话要说“近文的语”，文章要写“近语的文”，这就是“言文一致”。拉丁文是西洋的死语言。文言是中国的死语言。这都不是实用的语言。蔡先生说：“西人常称中学校中之希腊、拉丁为死语，以其不通行于今人之喉舌也。吾国之所谓国文，其与普通语之接近，尚不及拉丁语与英、法等语之密切。故吾人之学国文，本已难于西人之学死语矣。而西人之学死语也，仍以治活语之法治之，有适当之读本及文法，有适当之教授法，如解剖尸体而佐以种种之图说，尚不难于领悟。若吾人之治国文，则教者之所授，学者之所诵，模范文若干首已耳。”“学者不知其所以然、而泛泛然模仿之，教育亦不知其所以然，而泛泛然评改之，直如取埃及木乃伊而相与为表面之赏鉴，又奚怪乎中学毕业而国文尚在似通非通之境也。”（《中学国文科教授之商榷序》）这里把“文言”的“死语”性质，说得形象而透彻。这种议论在当时是“晴天霹雳”。
蔡先生明白提出，提倡白话文是“文体改革”。他说：“窃维吾国今日欲图教育之普及，必自改良教科书始。欲改良教科书，必自改革今日教科书之文体，而专用寻常语言入文始。”“夫教育不普及，语言不统一，实吾国今日之大患。”（《发起国语研究会请立案呈》）
他又说：“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和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他认为，全国人民学习文言是极大的浪费。“我们偶然看见几个留学外国的人，写给本国人的信用外国文，觉得很好笑。要是写给今人看的，偏用古人的话，不觉得好笑么？”“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现在应学的科学很多了，要是不把学国文的时间腾出来，怎么来得及呢？而且从前学国文的人是少数，多费一点时间，还不要紧。现在要全国的人都能读能写，哪能叫人人都费这许多时间呢？”（《国文之将来》）
他把中国跟外国相比。欧洲的文体改革比中国早三百年，日本比中国早一百年。“欧洲十六世纪以前，写的读的都是拉丁文。后来学问的内容复杂了，文化的范围扩张了，没有许多时间来模仿古人的话，渐渐都用本国文了。他们的中学校，本来用希腊文、拉丁文作主要科目的。后来创设了一种中学，不用希腊文。后来又创设了一种中学，不用拉丁文了。日本维新的初年，出版的书多用汉文（汉语文言）。到近来，几乎没有不是言文一致的。”（同上）
蔡先生批驳反对白话文的意见：一种是“文言简短说”。蔡先生说：“有人说，文言比白话有一种长处，就是简短，可以省写读的时间。但是脑子里翻译的时间，可以不算么？”另一种是“白话分裂国家说”。蔡先生说：“有人说，文言是统一中国的利器，换了白话，就怕各地方用他本地的话，中国就分裂了。但是提倡白话的人，是要大家公用一种普通话，借着写的白话来统一各地方的话，并且用‘读音统一会’所定的注音字母来帮助他，哪里会分裂呢？要说是靠文言来统一中国，那些大多数不通文言的人，岂不摒斥在统一以外么？”（同上）
白话文运动，由于胡适等人提出“文学革命”的有力号召，成为“五四运动”的旋风中心。蔡元培说：“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当时对白话能否写“美术文”，有争论。蔡先生的主张是：“美术文大约可分为诗歌、小说、剧本三类。小说从元朝起，多用白话。剧本，元时也有用白话的。现在新流行的白话剧，更不必说了。诗歌，如《击壤集》等，古人也用白话。现在有几个人能做很好的白话诗，可以料到将来是统统可以用白话的。”（同上）但是，他主张不要废除文言的美术文，可以作随意科。“旧式的五七言律诗与骈文，音调铿锵、合乎调适的原则，对仗工整、合乎均齐的原则，在美术上不能说毫无价值。”“高等师范学校的国文，应当把白话文作为主要。至于文言的美术文，应当作为随意科，就不必人人都学了。”（同前）
在传声技术发达的今天，“言文一致”更是重要了。广播和电视都要求“放送语言”容易为群众听懂。文章不仅要叫人看得懂，还要叫人听得懂。文章口语化，语言规范化，是文化发达国家共同的语文原则。
提倡注音符号和拉丁化
汉字在三千年间，积累到将近六万之多，可是缺少一套字母。一九一八年公布“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是我国文字史进入现代的开始。在注音符号尚未规定以前，蔡元培提出如下的意见：
“我个人意见，国音标记，最好是两种方法：一是完全革新的，就是用拉丁字母；一是为接近古音起见，用形声字的偏旁（声旁）。”（《汉字改革说》）他说明，用拉丁字母的理由是：一、便于旁行（横写）；二、便于夹入西文；三、“国文拼音的字母与西文相同，学西文就容易得多”；四、可以利用英法的打字机。（同上）
汉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一向流行英国人设计的“威妥玛式”。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大学院（教育部）公布“国语罗马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采用西方的罗马字母作为中国的法定字母。这件事是当时担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的大胆行动。
他在晚年，积极支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九三六年日本全面侵华的前夕，他在有六百三十人签名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上，领衔具名。其中说：“新文字好比是飞机；坐上新文字的飞机来传布民族自救的教育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新文字不但不阻碍中国的统一，而且确有力量帮助唤起大众挽救我们垂危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