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挫折和压抑
我们不能说生活是不自由的，但由于上述原因又必须承认，现实生活给予人的自由度相当有限，机会空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某个时候甚至出现恶性化。在时间的一维性、现实的条件性和他人自由的不可侵犯性面前，人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愿望打折扣，最终能够梦想成真的能有十之二三就算是成功人士了，十之七八以上的情欲愿望都胎死腹中，梦想付诸东流。而且，生活还会强暴我们，把一些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塞到我们怀里。
就拿我来说吧，我的人生如今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在生米还没有煮成熟饭之前，原本是可以做成糕点、馄饨、面粉等其他别的东西的。在我像你们一样年轻的时候，可谓豪情满怀、心潮澎湃、热情沸腾，我曾经想到要当毛泽东、林肯那样的伟大领袖，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和历史的方向，重新修订千百万人的命运；我也曾经想到要当一名将军，在国家危难的时刻慷慨悲歌、出生入死、驰骋沙场；我还曾经想到要当一名机智勇敢的警官，去跟黑恶势力做斗争，捍卫人类的正义；我憧憬中的爱情也不是我现在这个淡泊如水的样子。但我最终沦为一个玩弄文字的人、一个整天被老婆数落的丈夫。如此把白花花的大米煮成一锅稀粥，完全不是我的本意，也完全不是我的过错，但我必须接受。不知不觉之中，我过上了一种我不愿意过的生活，成了我不愿意成为的人。对于我，这跟流放有什么不同？生活深深伤害了我，但从不对我说声抱歉。我成了一个伤痕累累的罗拉，我的苦痛向谁倾诉？
我算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了，对于欲望膨胀、想法越来越多的人来说，现实更不可能充分表达他们张狂的内心。人的情欲、愿望被生活拒绝，是一种内在的挫折，会导致心脉的不顺畅和心理能量的郁积。除了极少数智慧具足、修养高尚的人能够很好地抚慰自己，通过真心的妥协与命运签约达成谅解，将胸臆间的精神垃圾清理干净，从而获得心性的空明之外，凡夫俗子免不了有不良情绪的积累。就像被砍伐的树枝会留下伤疤，经受生活挫折的人也会留下许多创伤记忆，甚至心里还有一只杜鹃在啼血。
对于有的人来说，得不到自己渴望的事物，头发就会竖起来，眼睛也会喷射出火焰；对于有的人来说，失去自己珍惜的事物，眉头就会锁紧，眼睛流出泪花来。愤怒的积累最终将前者变成一个碳火一样的黑李逵，悲哀和无奈的吞没也会把后者塑造成一个窦娥。还有更多的人会悲愤交加，兼具李逵和窦娥两种心理原型。
不良情绪的积累，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都是灾难。对于个人而言，不良情绪会郁积成胸中的块垒，纠集成为潜意识中的情结，阻滞心灵的通畅，毒化人生命的体验，导致身心的不健康和幸福感的缺失，让人活得痛苦、焦灼、没有意义和慰藉感，甚至生不如死，还会导致生理疾病的发生。虽然欲望的未遂源自时间的法则，源自机会和资源的有限，也源自人们过分的要求。但人们倾向于将责任推给社会来承担，把社会当成控诉的被告。愤懑和悲哀在国民胸臆间的滞留，对社会而言是一种暴力的积蓄，威胁着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果一个社会里，男人都成了黑李逵，女人都成了窦娥，这个社会就是地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接下来必然是一个如火如荼的动荡时代。
川壅必溃，伤人必多，把洪水猛兽和妖魔鬼怪堵截在人的内心是危险的。不论出于对个人身心的健康，还是社会安定的考虑，不良情绪都需要清理、抒发和排泄。而写作是清理、抒发和排泄不良情绪的一种温和而有效的方式。
写作者的自由
与生活中的人不同，进入写作状态的人是完全自由的。或者说写作状态是一种充分自由的状态，人可以超越时间的维度、现实的条件和他人自由的限制，随心所欲地构造生活的情节和场景。在生活中，人们通常都有一个确定的身份，置身于某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在某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安排自己的活动。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得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也不一定能够如愿，至于改变时代背景那就更难了。但在写作中，这算不了什么，都只是一闪念的事情。
比如你们，只是一个学生，每天上课下课、吃饭睡觉、做作业应付考试，日子过得重重沓沓、平平淡淡、波澜不惊。但是，当你在夜深人静时进入写作，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可以到一个阿拉伯的山洞里去探宝，跟一帮匪徒狭路相逢、刀兵相见。这时，你不再是一个瘦弱的学生，而是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当你三下两下把这班恶棍解决掉的时候，竟发现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你。那是你们学校的校花，你几年来苦苦思念却不敢表白的恋人（平时她是多么冷漠啊）。当然你还可以到一些从来没有去过的陌生的地方去流浪，跟瞎眼的巫师、拐腿的骗子、浑身都是虱子的乞丐等许多古怪、神秘的人物发生关系，进入他们迷宫一样的世界。你还可以到南极甚至到火星上去考察，拣些发光的石头回来送给你的朋友当项链。你可以到喜马拉雅山上去闭关修行，练出一些出神入化的本领。
《西游记》中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写作中的人何止是一个孙悟空，他简直就是上帝。他的变身不只是七十二变。就拿我来说，只是一介文人，但在写作中，我就不仅是一个书生了。我可以成为国际刑警组织一个胆气过人、足智多谋的缉毒英雄，或是缅甸边境一个诡计多端的毒枭，或是活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上海街上的一个小阿飞，戴着鸭舌帽跟妓女们打情骂俏。我可以成为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女，进入十七世纪的英国，与莎士比亚一起同台演戏，并成为他的秘密情人；我可以参加美国总统选举，把小布什赶下台，手里紧握着核武器的密码，谁也不敢惹我不高兴。我还将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名义，命令美国军队在十二月中旬前全部撤出伊拉克，官兵们通通回家和亲人一起点蜡烛过圣诞节。
只要我愿意，在写作中，我想成为什么，就能够成为什么；我想做什么事情，就能做成什么事情；我想爱谁我就爱谁，我想踢谁一脚就踢谁一脚，谁都拦不住我。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必须遵守党纪国法，遵守组织纪律，还有伦理道德，但在写作中，你大可不必有那么多顾忌。你是法律和道德的立法者，你就是上帝，对于笔下的人物，你有生杀大权，你要他发达，他一夜之间就能飞黄腾达；你要他骄傲，他就不会谦逊；你要他死，他就活不成；你要他死于什么灾病，他就死于什么灾病；你要是杀人放火，警察也不会管你。你做的这一切用不着跟谁商量。
总之，在写作中，人可以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翔起来，离开地面，进入另外的生活空间。虽然写作通常只是生活的副产品、复制品，但是比起生活本身来，写作还是要自由得多，因此也丰富、浪漫得多。写作的自由几乎是没有边界的。
写作提供的自由以虚拟的方式达成人们的愿望，实现他们的梦想，从而转化生活不自由所导致的情绪沉淀，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内心的紧张和壅塞，净化灵魂，使之明朗乃至灿烂起来，起到疗救的作用。有了这种自由，那些被生活删除的愿望都可以完成，人生的种种缺憾和遗恨就有了补救。那些在生活中失去的爱，可以在写作中找回来，旧梦可以重温，那些失之交臂的机会，也可以从头再来。譬如上面提到的，你错过的那个暗恋的情人，还可以跟她在你的作品中重逢，那将是世界最辉煌的时刻，可以用“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来形容。还有那个你痴心地爱着她，她却另有所爱的女孩，你用不着跟她急，以你的自由去歼灭她的自由，更不用因为她另有所爱而自寻短见。你可以写诗，用诗歌来抒发那份美好的情感，把它升华成为一种永恒的悲剧，去感动许许多多与你一样的人，一起抱头痛哭，从而互相慰藉。还有，你肚子里吞进去的被公司老板打掉的门牙，在写作中你都可以吐出来，并且给自己镶上一嘴闪闪发亮的金牙。
作为不自由的现实生活的补偿，写作这项事业能够净化人的心灵，减少许多在街上晃来晃去的疯子的数量，从社会层面讲，写作也在悄悄地化解不安定因素，减少一些街头暴力和人体炸弹，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在这种意义上，写作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当然，写作者之所以拥有如此充分的自由，是因为在写作中，你的自由妨碍不了别人。写作的自由是虚拟的，它对世界图像的改写从心灵的隐秘处开始。对于写作者而言，这种虚拟的自由就已经足够。试想，如果写作能直接改变现实世界的面容，那这整个世界不就变成乱码了！
排解性写作和升华性写作
悲愤出诗人，中国古话说得好。当生活的跌宕和命运的乖戾把一个人倒腾得差不多，在他的胸腔里燃起怒火，在他的肚子灌满苦水，使他的心中有千言万语又无处诉说的时候，写作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甚至是迫不及待的事情。和公文写作不同，文学的写作需要情绪的积累、酝酿和铺垫。如果没有情绪的推动，不仅写出来的东西不能打动别人，就连写作者本人也无法将写作持续。因为所写的东西调动不起作家自己，他没有足够的热情去投入，这时候硬着头皮干写，只能是无病呻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