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观点以中医不能“根治”为理由，不支持以中医为主来治疗癌症，我也曾深受影响。但这些年来，越来越感到，既然现代医学至今尚不能科学地解释癌症的成因并根治癌症，那么，它又怎能用“根治”来要求中医呢？
我是在一篇随笔中读到奥伊肯这句话的，它使我认识到，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而导致了所谓科学对中医“疑团”的束手无策。任何科学的结论都具有相对性，不能被现代科学证明的，并不一定就是不科学的。事实上，无论从“道”的境界体悟中医的整体观、过程观，还是从“术”的层面学习中医的辨证施治、攻扶兼顾，中医对癌症的诊治都是极有价值的，尤其在癌症治疗的某些阶段和领域，中医更具有西医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中医是个好东西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不断繁衍壮大，中医功不可没。如前所述，肿瘤不是现代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诸病源候论》等医学专着中就有了类似于肿瘤的“肠覃”、“石痈”等的记载，并开始了对其成因的探索，提出了“气滞”、“血瘀”、“痰凝”、“热毒”、“湿聚”、“正虚”等病因、病机，相应地有了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益气养血、养阴生津、化痰软坚、理气散节、滋阴补肾等十余种常用治法。
我学的是西医，几十年来都是靠“一把刀”与肿瘤周旋，但出于治疗中时常的无奈和遗憾，出于对中医的敬畏与期望，近年来我开始关注中医，并发现中医整体论的思想、辨证施治的观点与西医关于癌症是全身性疾病，需要个体化治疗的认识，不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因其之“玄”而比西医更具前瞻性。于是我有意识地在治疗中运用中医理论，并以中药配合外科治疗，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有了对中医治癌的一些粗浅认识。
1.从“道”的高度理解中医治癌的价值，其整体观、过程观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西医治癌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分科细。现代医学是西医的天下，现代医学认为癌症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同时主张要“个体化”治疗。但在诊治实践中，检查不说，光是治疗上，外科、内科、放射科，门诊、住院部，即使在肿瘤专科医院，或者一般医院的肿瘤科，一个病人也往往要接受多个医生的治疗，而每个医生都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结果，不同医生对病情、对治疗方案缺乏共同的理解，也没有人对这个病人全面负责。不能不反思的是，癌症治疗像工业的集约化、标准化一样，分工越来越细到底对不对头？人不是机器，按中医理论，人与自然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黄帝内经》不仅认为季节、气候与疾病有关，“五脏应四时”，“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疴疾不起……”还认为同样的病，治法不尽相同，“地势使然也”。中医不仅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体内部各组织器官间也是个有机的、相互协调的统一体——“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黄帝内经·灵兰秘典》）。传统中医没有内外科之分，医生必须对这个病人的病情通盘思考、全程负责，而这恰恰是癌症治疗所需要的。同时，西医由于分工过细，每个医生都只关注现时的肿瘤这个“点”，而忽视这个“点”在肿瘤发展过程这条“线”上的位置及其对“线”的发展的影响。而中医是将治疗作为一个“扶正祛邪”的过程来对待的，如同下棋，孰先孰后、孰保孰弃总是带着一种前瞻性。显然，中医在这种理念上的优势是值得西医学习，并在癌症治疗实践中加以借鉴的。
2.作为一种“术”，中医“攻扶兼顾”的原则对癌症治疗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无论手术，还是化疗、放疗，西医治疗癌症大多“做减法”，目的很清楚，将肿瘤以及癌细胞消灭掉。然而，实践证明，这一指导思想是有问题的，因为大量的研究证明，癌细胞是赶不尽、杀不绝的。于是，国际肿瘤学界达成共识，21世纪肿瘤治疗的指导思想从20世纪的“寻找”、“杀灭”转变为“控制”，这与中医历来主张的“攻扶兼顾”开始接近了。中医治癌是“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强调调动人体本身的“正气”来与疾病抗争。《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正”“邪”气相互斗争、消长的过程，因此，在治疗中始终将“扶正”放在与“祛邪”同等重要的位置，从西医理论来看，也就是在切除肿瘤、消灭癌细胞的同时，注意保护、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肿瘤病人在中晚期时大多免疫功能低下，各种脏器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损，这时“扶正”尤为重要。“攻”应该看患者的整体体质和肿瘤大小、期别，在免疫功能低下的情况下，过度的化疗、放疗会适得其反，尤其在晚期癌症的治疗中，以“扶”为主，以“攻”为辅才能有效地控制癌细胞的发展。
“祛”与“扶”都是手段，都要以人体的阴阳平衡为目的。《黄帝内经》说，“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是相对平衡的。而中晚期癌症患者因为癌细胞的过分发展而引起人体衰弱，免疫功能下降，出现阴阳寒热失调的现象。我之所以在“慎用化疗”一章中明确提出，化疗一般以2~4次为宜，就是从中医“阴阳平衡”的理论出发对数十年经验的总结。癌症患者大多郁火邪热郁结，火毒炽盛，属于阳证。而化疗、放疗杀癌细胞是一种“以毒攻毒”、“热上加热”的过程，过度治疗易导致阴阳寒热更加失调，结果反而引起癌细胞的提早复发和转移。必须认识到，癌细胞在体内是不可能完全杀灭的，再杀，癌细胞也是藏起来，而不是杀灭，用《黄帝内经》的说法叫“阳杀阴藏”。因此，中晚期癌症患者大多应当通过“滋阴”来“扶正”，从而改善生存质量，延长生命。
当然，“扶”也不能过分，过分的“扶”病人同样接受不了。“壮火之气衰，少火气之壮”。大补只能促使元气衰弱，而微补却能使元气旺盛。大补连带“补”了癌细胞，加快癌细胞的增长，加重了病情的发展。因此，在虚不受补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不能过度。
3.辨证施治是中医的精髓，也是治疗癌症必须坚持的科学方法
这些年，国际肿瘤界也开始主张“个体化治疗”。所谓“个体化治疗”，就是在准确把握病情的前提下，采取有针对性的、与众不同的治疗方法，这是很科学的。其实，中医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中医治病从来就讲究辨证，对每个病人都要辨阴阳、辨寒热、辨标本、辨虚实，然后才是对症施治。
中医的这一方法在癌症治疗中是很管用的。
曾有一位年仅41岁但已是晚期肝癌伴肝硬化的患者，手术、放化疗已经不可能实施，全身情况较弱，除AFP指标高以外，还伴有肝功能多项指标异常，腹部伴有少量腹水。当地医院认为插管化疗的条件已不具备，建议中医加免疫治疗维持。于是，患者就找到一位比较有名的老中医，老中医就诊后要他树立信心，表示会尽力治疗。患者在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后来我这里会诊，我见中药是以“健脾益气，扶正固本”为主，治疗效果看来不错，就建议在此基础上，加用分子靶向治疗。患者同意这个方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中西医配合治疗，患者病情稳定，但他总感到起色慢，于是急于求成、想彻底根治的思想抬头。这时，他打听到某县有一位专治肝癌的中医，说他的中药比较好，就轻易放弃了正在服用的中药，全部换成那位中医开的药方。一周后，病人自感不适，疲乏，胃口差，每天泄4~5次，腹胀还不断加重。再次来我这里会诊，我一看，那张处方完全以“攻”和“泄”为主，也就是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治疗。与前面服用的“健脾益气，扶正固本”的中药大不相同。“以毒攻毒”要看患者的体质和全身情况，在肝脏已经受损、排毒解毒功能衰退的情况下，再以“毒”来攻癌细胞是不科学的，只能加重肝脏解毒负担，其结果是病情恶化。在我的建议下，他还是回到原来那位老中医处接受治疗，预后相当不错。
《黄帝内经》说，“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治疗晚期癌症时，要按照病人的整体情况区分标本、轻重、缓急来用药。病情轻的时候用药可以重一些，但病重时用药则要轻。要在辨证施治的基本思想指导下，强调“治病留人”，而不能指望“除癌留人”，只有通过辨证施治，调节机体内环境的平衡，才能达到稳定病情的效果。
说中医是个好东西，还因为他的价廉物美。中医对经济上有困难，用不起分子靶向药物或者其他昂贵西药的患者来说是非常适合的。中医的治疗同样可以缓解和改善症状，让晚期癌症患者看到希望，在心理上得到安慰，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当然，中医师的选择非常重要，最好请正规医院的医生诊治，以免上当受骗，耽误治疗。
中医是个好东西，但现在是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的天下。中医玄之又玄的道理没有多少人说得清，在这浮躁的社会中，也没有多少人会静下心来，将中医放到它所处的“一个更大序列中”，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认认真真地加以研究、实践，这正是中医的尴尬。
二、中医的尴尬与患者的选择
手术、化疗和放疗是西医治疗癌症的传统三大手段。癌症患者在首次治疗中不大可能选择中医，往往是在经过西医治疗后想得到进一步的效果，才想到中医。于是，给人形成一种错觉，治好了是前面西医的功劳，治不好是中医无用，怀疑中药的疗效，认为中医只是一种给癌症患者的安慰剂。晚期癌症，西医已经束手无策了，找到中医，治不好的当然是多数，你能说中医无用吗？中医治疗就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
目前，中医在癌症治疗中有一种依附性，仅仅起到配合西医治疗的作用。当然，这种配合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与西医的“攻”相配合，中医以“扶”为主的治疗，一是减少了放化疗的不良反应，二是有助于免疫功能的恢复，这些都是有数据和相关报道证明的。然而，中医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大部分患者和西医医生所重视，只有当患者在西医的治疗中出现明显不良反应时，或有的西医想到中医能减轻放化疗的不良反应时，才提出请中医会诊。极少有人在首治方案中，主动提出请中医配合治疗的，除非是在中西医科研合作项目时中医会比较主动外，其他情况下，中医的参与治疗都处于从属、被动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