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说：“动人心者，莫先乎情。”沟通如果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缺乏真挚的感情，也许能欺骗别人的耳朵，却永远不能欺骗别人的心，只有炽热真诚的情感才能使“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周恩来在与别人沟通的时候，特别注重以情动人，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其建议，答应其要求。
温情服人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这种温和的批评，让郭沫若找到了如知己般的感觉，他终于答应出任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厅厅长。
老子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够驰骋于天下最坚硬的东西之中。列子则说：
天下有常胜之道、有不常胜之道。常胜之道曰柔，常不胜之道曰强。
沟通的玄机也是如此。一味地盛气凌人，只会让人产生排斥心理，反而达不到目的；但若能适时温情，低调处事，则能让人含愧而接受你的建议。周恩来说服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厅厅长的故事就向我们揭示了这一道理。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再度合作。
193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抗战发展的形势，公布了经过修正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取消分管政治工作的政训处及军委第六部，恢复政治部的编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部长，同时邀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为此，陈诚亲自登门相请。
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同意派周恩来参加国民政府，就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职。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设四个厅，第三厅是管宣传的。蒋介石想请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出任厅长。他觉得，有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通过郭沫若延揽大批文艺、学术界着名人士，再将第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让周恩来当空头副部长，郭沫若做空头厅长，既装潢了门面，又羁縻了人才。
而周恩来则打算把政治部第三厅建设成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用来推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识，以利于发动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突破国民党的片面抗战。
但郭沫若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在国民党领导下工作是耻辱之事，所以他借口听力不好，不适宜做宣传工作，执意不肯就职。
郭沫若和周恩来可以说是老朋友。他们在1926年3月相识，当时阳翰笙、李一氓建议郭沫若见一见周恩来，他欣然同意。这之后郭沫若就毅然投笔从戎，先是参加北伐，后又参加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在日本10年期间，郭沫若在历史学、文学、古文字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同党组织中断了联系。
在郭沫若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一棵擎天的大树”。在郭沫若给周恩来的赠诗中有“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的诗句。他把周恩来比作疾风中的“劲草”，岁寒时挺拔的“松柏”，可见郭沫若对周恩来品格的崇敬之情。
但是，遇到没有想通的问题，郭沫若却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哪怕提建议的是自己最崇敬的人。
怎样说服郭沫若这位老朋友不感情用事，而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大局为重，出任这一职务呢？
周恩来找到郭沫若，先以轻松的口吻说：“怎么？不敢到国民党里去做官啊？”
郭沫若以鄙夷的语气说：“什么不敢？我是不愿做国民党的官！这么多年来，国民党当局的顽固，我领教得够了。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他们卖狗皮膏药，欺骗群众，是收不到推动抗战实效的。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而又不能收实效，不但得不到青年们的谅解，还要受到历史的谴责，我图什么啊？”
周恩来马上收起笑容，严肃地说：“这样一来，你当然清白了，但是，你有没有为国家利益、抗日大局想一想呢？要知道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要求政府改组，政权公开。国民党就是寸权不让，死不公开。为什么？它就是要一党专政嘛！我们如果有一个政府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做许多事情。目前是要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现在许多人想到前线去工作，去拍新闻片，国民党就是不允许。如果没有他们司令长官的同意，他们就可以说你是汉奸，把你枪毙或活埋了。我们拿着第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民众，也可以宣传士兵。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意义就在这里。大家应该热情又很清醒、很有警惕地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
有时候就是这样，尽管你的道理讲得很明白，但对方就是不接受。周恩来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面对周恩来的苦口婆心，郭沫若的回答是四个字：“考虑考虑。”
对此，周恩来并不急于奏效，而是十分体谅地对郭沫若说：“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时，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看得太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面对周恩来的诚恳，郭沫若已经没有办法不动心了。
但是郭沫若的顾虑和牢骚，也是不无道理的。国民党当局在各厅的人事安排上进一步显露了鼠肚鸡肠的小人心理。第一厅、第二厅的厅长和第三厅的副厅长全都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干将，特别是后者的安排，明明是想要把郭沫若架空，当个傀儡摆弄。不久，政治部部长陈诚撇开周恩来，下了一个圈套，企图让郭沫若接受既成事实。郭沫若三言两语道破了陈诚的花招，当即离开武汉，避走长沙。周恩来理解并批准了他这个边斩边奏的行动。
在长沙老朋友的宴席上，郭沫若醉了。满腔的愤怒乘着酒兴爆发出来，大骂了一通政客，把自己也骂做“政客”，还打了这个姓郭的“政客”三记耳光。
一代文豪郭沫若仰天长啸：“若与吕伊同际遇，何缘憔悴作诗人！”这是咏屈原、贾谊，也是他的夫子自道。在异国漂泊了10年，“别妇抛雏”，回国参加抗战，却竟然要同国民党的党棍混在一起，屈居其下做官！他委屈极了，冲口而出的牢骚失去分寸：“中国对不起我！”在这场下意识的宣泄中，郭沫若的心灵袒露无遗，既有崇高的理想、革命的义愤，也有过分的自尊和自负，炽烈的激情使他失去自控的力量。
周恩来了解这个诗魂。他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
沫若同志：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这在周恩来与郭沫若的书信来往中是不同寻常的。过去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信，都是很亲切随便地称“沫兄”、“沫若兄”，落款自称“弟豪”、“弟恩来”。而这封信短到只有一句话，开头却称“同志”，落款写了全名。这一切都是向收信人表明：我的信是正式的，态度是严肃的，回答是郑重的，看法是确定的，我对你是了解的。希望你摆脱思想上的矛盾和苦恼，不要胡思乱想，不要过分自责，更不要任性，要用革命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
在信中，周恩来说郭沫若：“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这是一种婉转而含蓄的语言，这里含有批评的成分，但不是严声厉色地训人，明明是说郭沫若动起感情来就有些失去理智，可只是说“太感情了一点”。是“太”感情了，但只是“一点”。这种温和的批评，是用“洗温水澡”的办法使对方认识到了自身的毛病。
郭沫若面对这封只有一句话的短信考虑再三，最后终于答应走马上任，担任第三厅厅长。
但是，郭沫若提出了条件：“要我担任第三厅厅长，可以，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地、痛痛快快地工作。”
周恩来不同意，他对郭沫若说：“你要服从党的需要，还是以非党人士身份忍受住内心的‘寂寞’为好。”
郭沫若听从了周恩来的建议，仍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
有周恩来的领导和郭沫若的声望，第三厅广泛团结了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爱国和有识之士，“以笔杆代枪杆”，为抗战救亡而呼喊，高效率地展开了有声有色的宣传、募捐、慰劳活动，不仅在武汉，而且遍及各战区，深入到最前线，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里最活跃和最有成绩的部门之一。
适当恭维
“在北伐时，白先生赢得了‘诸葛’的名誉。”适当的恭维，白崇禧的心被打动了。
林肯说过：“一滴甜蜜糖，比一斤毒药所能捕获的苍蝇要多得多。”因为不论男女老幼，不论职业，人们都喜欢适乎其类的称誉。“荣誉感和成就感是人的高层次需要。”因此，恰当的颂扬，适当的恭维，可以给对方带来积极的情绪、提升彼此的友谊；可以满足对方的虚荣心，让对方产生优越感，消除警戒心，从而拉近彼此的距离，获得对方的善意与合作。
所以，幽默善良、富有创意而又内行、不动声色的恭维，是沟通中必不可少的，是创造双赢和打造成功的一个上佳手段。恭维的高手，就是沟通的高手。
1938年10月，武汉陷入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并开始命令武汉外围部队撤退。
10月24日，白崇禧送蒋介石到飞机场，等蒋介石的专机起飞后，他乘车撤离武汉。
第二天，车子驶至荆门，突然出了故障，白崇禧下车等候司机修理，沿途车水马龙，全是从武汉撤出来的。正当白崇禧焦急等待修车的时候，突然有一辆汽车停在他的车旁，车上跳下一个人来和他打招呼：“白副总长，车坏了么？”
打招呼的是周恩来。周恩来对白崇禧说：“你还在这儿！敌人的骑兵先头部队已经离这儿不远了。你上我的车一块走吧。”
经周恩来再三诚意地邀请，白崇禧上了周恩来的车子。
白崇禧自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与周恩来相识以来，始终对周恩来怀有倾慕与崇敬之情，尽管他不赞同周恩来的信仰。白崇禧曾预言过，周恩来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周恩来出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战的民族利益，对这位北伐时的着名将领也颇为赞赏。
两人同车畅谈，很是惬意。
在车中，白崇禧问：“你精力真旺盛，年纪不到40吧？”
周恩来回答说：“今年刚满40，按老历我是光绪二十四年生的。”
周恩来听白崇禧说自己是光绪十九年出生，便笑着说：“你是兄长了。”
白崇禧以敬慕的口吻说；“周先生才智过人，早在黄埔开创时，健生就十分敬仰。西安事变中，周先生高瞻远瞩，化危为安，对事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促成了全国抗战，更是深得国人敬重。我和德公（即李宗仁）都深为佩服。”
周恩来谦虚地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是毛先生和我们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我不过是出面执行罢了。记得当时在各省军政领袖中，你和李先生是最早通电支持我党主张的。”
交谈中，周恩来回答了有关自己身世的提问，最后还是回到抗战的问题上来。
周恩来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形势。他说：“美英两国虽然担心日本侵华威胁其在远东的利益，但它们都不愿直接与日本人发生军事冲突而大力支援中国抗战。
同时，汪精卫等一些对抗战无信心的国民党投降派也就是主和派人物随时都有向日本妥协的可能。而德、意法西斯势力正密切加强与日本的勾结，支持日本侵华政策。”
接着周恩来又谈到了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他说：“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国内部一定要团结起来。我党愿意与所有坚持抗日的党派团体和部队合作抗战。
我们希望与广西的军政当局和五路军的部队合作抗日。”
谈到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国共两党过去分裂过，但我们愿意今后共同合作到底，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白先生是北伐时着名的军事家，我们希望你协助我们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这是为适应武汉失守以后的形势需要而办的。我们是你们的朋友，办事处将与广西军政当局做正常的联系工作，不干涉广西内政，不挖墙脚，为团结抗战，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白崇禧十分赞同周恩来的见解和做法，他对周恩来说：“我将把你的意见转告给省主席黄旭初，要他和驻桂林的部队保护办事处的安全，给予一切便利。”
周恩来还谈到蒋介石接受白崇禧的意见，在南岳成立游击训练班的事，说：“这是广州、武汉沦陷后长期抗战需要马上准备的工作，希望在你主持下西南各省的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民团、民兵都能懂得游击战的战法。”
白崇禧说：“我们对游击战的知识和经验都很缺乏，蒋委员长已经同意请贵党派一军官来衡山讲授游击战。”
周恩来与白崇禧还谈到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问题。当白崇禧谈到自己研读过《论持久战》并十分欣赏毛泽东的分析和高见时，周恩来高兴地说：“白先生，你是军训部部长，你能欣赏毛泽东先生这一军事着作，我一定把你对他这本着作的评价告诉毛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