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没有哪件事比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去奔忙甚至去牺牲，更让人敬重的了。人生在世，这样的机会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看到平凡岗位上也有杰出人士层出不穷，我又多了一层认知：其实，有时真的不在于做的是什么，而在于做什么时持有的心态与境界。于平凡中彰显的人格魅力，也同样会赢得众人的尊重。能不能把高度的责任感或使命感扛在肩上，这才是会不会取胜的关键。
——作者手记
1.第二代总设计师书写新篇章
1976年秋天，对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个美丽的季节。
“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中国历史掀开了一个新篇章。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作为深受这场劫难迫害的科学工作者来说，更是百感交集。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们忍受了太多的伤痛，有的把头发等白了，把眼睛望花了。但是，它还是载歌载舞，带着人们深切的期盼与厚望姗姗而来。
由于十年浩劫，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遭受到极大的破坏，百废待举，百业待兴。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提出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战略决策，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会上，表彰了先进集体和个人，奖励了优秀科学成果。王永志参与研制的中程火箭项目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第五章使命在肩大梦飞天王永志传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充分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是中国当代科技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航天史就此翻开崭新的一页，开始研制中国的第二代战略导弹。
一天，钱学森和国防科委、航天部的领导来到火箭技术研究院视察。在决策新一代导弹立项的会上，钱学森意味深长地说：“第二代战略导弹，应该由第二代人挂帅了！我建议让王永志担任这个型号的总设计师！”在座的陈彬主任和郑天翔部长马上表示同意。
在这之前，如此总揽全局的要职，都是由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担当，45岁的王永志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一般应任副职。钱学森如此大胆地使用后起之秀，是基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及薪火相传的考虑，以保证我国航天事业的后继有人和持续发展。
所有的辉煌业绩已成为过去，第二代战略导弹研制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
王永志不负众望，上任后从技术方案到研制管理，制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在1980年11月，王永志被任命为研究院副院长后，更有利于将这些举措付诸实施。他在深入、系统地总结了第一代导弹研制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订了体现技术更新换代要求的第二代液体远程机动导弹总体技术方案。
在总指挥冬春副院长、王永志和全体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有关研制人员在短时间内突破了研制第二代导弹的关键技术，如制订落实了机动发射方案，研制了新型结构材料，进行仪器设备小型化设计并研制了全数字化的控制系统及高性能液体火箭发动机等等。
在质量管理上，王永志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制定的有效措施，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他开拓性地将可靠性指标列入火箭的研制技术指标，把可靠性及发射成功率的指标层层落实，以期研制出高可靠性、高实用性，性能优良的火箭。这些新举措，在过去都是从未有过的。这是对整个研发团队提出的要求，也是王永志给自己制定的目标。
可靠性，对导弹的研制尤为重要，要使用新技术，又要做到安全可靠，谈何容易。但是王永志就是要向自己挑战，从源头一步步一环环抓起，决不姑息任何质量隐患。王永志先从这块最硬的骨头啃起，为了便于操作和管理，他亲自撰写了《设计守则》。在《设计是生产的第一道工序》中，他指出：设计决定产品的固有质量，所以首先要从设计抓起。把“可靠性指标”列入战术技术指标中，把可靠性和突防能力提高到重要位置。
做好质量控制，必须从元器件进货源头抓起。否则，设计的性能再好，元器件不过关，也无法保证火箭的可靠性。
过去，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产品竞争可言，设计员在选用电子元器件时没有可比较和选择的余地，往往受到很大制约，产品的可靠性难以保障。为彻底改变火箭的质量隐患，王永志从全国请来40多个厂家的代表，与火箭研究院的专家一起协商，对各种电子元器件一一筛选，择优挑选出高性能、高质量的各款电子元器件，亲自主持编写《电子元件选用手册》及《原材料选用手册》，严格规范选用的范围。在质量控制、标准化要求等方面，制订了一整套规范化、标准化、系列化的组织管理方案。这些办法一直沿用至今。
王永志把经济管理的理念引入研制之中，最先实践了研制经费包干体制。比如，过去出差都是实报实销，人们常常不会精打细算。王永志把一切型号研制项目都纳入预算，按项目规定经费，再出差时人们也都像过自家的日子一样，有了节约经费的意识。既为国家节约了宝贵的资金，又极大地激发了研发团队的积极性。
在型号发展上，王永志率先提出并实践了“基本型、系列化”研制思想，做到有序发展。
王永志在挂帅第二代战略导弹在技术、管理及思维方式上都有前所未有的突破。具体的技术工作中，都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处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在发展规划及宏观决策等管理工作中方法独到，形成了独有的特色。
王永志用继往开来，勇于开拓的精神，在第二代战略导弹研制中，带领自己的团队实现了技术上和技术管理、质量控制理念上的更新换代，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气魄、胆识和能力，印证了钱学森这位伯乐没有选错心爱的“千里马”。
2.站在锐意改革的潮头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全面展开，国际形势平稳，国家的战略重点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84年，航天部提出了转轨变型的要求，明确指出不能再靠吃“皇粮”过日子。1985年，国家实行了百万大裁军，军品任务及划拨的经费大幅削减，火箭研究院在经济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1986年，航天工业部领导，想把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的重担交给王永志。与一个众人仰慕的要职相比，王永志看重的却是技术工作，一心想的是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科研上，踏踏实实地做些实事。于是他表态说，自己是搞技术出身的，还是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为好，婉言拒绝。
部领导选中王永志，是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与慎重考虑的，他们看重王永志的才华与能力，觉得如此重要的职务非王永志莫属。面对王永志的拒绝，部领导决定在全院实行民主推选，当场开票，谁当选就把谁报到中央，由国务院任命。结果王永志得到的总票数是第一名。
当选火箭研究院院长部领导再次找到王永志说：“你看，这个院长岗位可是全体群众民主推选出来的，是大家对你的信任，你就挑起这副重担吧，这是全院职工对你的期望！”
王永志只得顺应民意。国务院任命后，他带着部领导的重托和大家的厚望，走上了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的岗位。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王永志清醒地意识到，火箭研究院只有充分利用历届院领导打下的良好基础并顺应当前形式锐意改革，才能闯出一条生路。与此同时，他也看到“文革”以来造成的院内设备陈旧、人员老化、技术落伍，即使有了好的项目，这些根本问题不彻底解决，会成为严重制约火箭研究院发展的瓶颈，要想发展就必须先着手这些最棘手也是最应该尽快解决的大问题。
参观美国休斯卫星公司后，王永志受到了很大触动。世界航天技术早已进入信息时代，我们的火箭设计手段仍停留在原始的人工绘图阶段，就像人家都已坐着飞机远行，而我们还靠双脚步行，如此搞研发会远远落后于人。计算机的应用是大势所趋，是到了向传统意识挑战的关键时期了！
他的想法得到了部领导的大力支持，王永志对面临的难点问题全面出击。把技术改造纳入科研计划，每年从科研经费中拿出10%用于技术改造，先解决火箭总装厂等几个主制生产厂的设备更新。
面对设计理念上的落后局面，他打破陈规，让计算机室完成了CAD编制三维图形设计软件，成功地将计算机辅助设计应用于型号设计，为全院各有关单位推行计算机辅助设计准备了实践依据。随着数控加工设备的普及，CMD计算机辅助制造在各生产部门大力推广。
在队伍建设上，王永志非常重视对年轻技术人员的培养，出台了多渠道人才开发规划。不仅在研究院办好大学分校——北航三分校，还开展横向办学，让北京航空学院及其他院校代培本科生和研究生。充分挖掘经验丰富的老一辈航天专家的潜能，激励他们做好对年轻一代的“传”“帮”“带”。
王永志在人才开发计划中，增设了自培研究生项目，对技术尖子进行重点培养。虽然工作非常繁忙，他自己亲自带研究生。而出国深造、在职进修、继续工程教育、技术比武等活动的开展，使火箭研究院充满了浓郁的学习氛围，一支正在向年轻化转变的科技人才队伍在火箭研究院逐渐形成。
随着改革步伐的深入，火箭研究院及所属单位进入军民用产品市场已见成效，产值占全院工业总产值的一半。王永志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开拓性地把目光投向国际市场，搞外向型经济，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让自己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边是民品这个稳定的产业，一边是高技术高投入的火箭研制；“军品抓住管好，民品放开搞活”，“军民结合，走向世界”的战略思想，显示了王永志率领的这个领导班子站在勇于改革的前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决心。
王永志按部领导的要求，全面推行的领导体制改革，即院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任期目标负责制，及制定的一整套考核指标，使每个人职权明确，任务明确，便于监督与考核。在企业管理中，全面推行了型号研制任务合同制，根据需要又细化出承包经营责任制、任务经费承包责任制、单项任务承包合同制等措施。奖惩分明，极大地调动了全院职工的积极性，生产效益大幅提高，火箭研究院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此时的王永志，并没有显现出多少喜悦，老一辈的殷切期望他无时无刻不铭记在心，中国航天事业一定要走向新的辉煌，他为此一直殚精竭虑。他意识到，当前航天产品国内市场萎缩，中国航天必须打开国门，走出国门；必须与世界航天技术接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承揽外星发射任务！
如何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如何让我国的运载火箭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为此王永志陷入了沉思。
3.“纸上谈兵”
1986年上半年，可以说是世界航天史上的多事之秋：美国“挑战者号”升空失败，机毁人亡；“大力神”火箭爆炸；麦道公司“德尔它”火箭坠毁；欧空局“阿里安”火箭发射失败，被称作世界航天史上的黑色灾难年。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国际航天界，许多想发射卫星的公司如惊弓之鸟，谈“发”色变。尤其是美国卫星公司的管理层，他们有刚研制的卫星，却苦于找不到能信任成功发射它的客户，开始把目光转到曾向世界发出过“以优惠的价格，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的中国。对于正急于走向世界的中国航天业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王永志联想到，我国有关决策部门早已向全世界庄重宣告，中国将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国外用户，为发射外星服务，回应者却寥寥无几。原因是国际上的几个航天大公司都在竞相制造更大的卫星，而我国仅有发射小型卫星的“长征二号”、“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已经越来越满足不了国际竞争的需要。我国过去那种一种卫星研制一种火箭的做法，是典型的“自给自足”思想。一定要打破这种落后的“小农经济”思想，广开思路，拓展眼界，下功夫研制出既可面向国内又能走向国际市场的航天产品。
大推力捆绑结构火箭，又一次闪现在王永志的脑海中。这是他早在苏联留学时期，跟米申老师作毕业设计时已萌生的想法。
“从总体上看，我国航天运载技术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到了实现四个历史性突破的时候了。一是突破‘捆绑’技术；二是突破3.35米直径；三是推进剂换代；四是研制可以重复使用的运载工具”。1987年11月，在火箭研究院建院30周年的科技论文报告会上，王永志高屋建瓴地阐述了航天是立院之本的指导思想及航天技术的发展思路。
王永志的讲话，引起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普遍赞誉。有的说：“王院长上任才一年，已把院里的管理、发展规划做到了清晰可见的地步。”还有人说：“王永志决意发展大推力捆绑火箭，一定是看到了国际市场上初露端倪的商机！”……
经济是有杠杆作用的，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的作用调动和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使之按照最大的经济效益，向最符合生产目的的方向运动。机遇又总是留给有能力抓住它的人。多年来王永志之所以能在事业中孜孜以求，攀上一个又一个高峰，都是在机遇从身边一闪而过时，他不但用敏锐的目光发现了它，而且还伸出有力的双手抓住它，再凭过人的聪明才智让其尽出其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