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志同曾在一个研究室工作过的黄作义研究员，精心地合计此事，以前他们就捆绑火箭的可行性不止一次探讨过。经过缜密研究，他们终于下决心推出一个大胆方案——以长征火箭系列中有着不败业绩的“长征二号”为芯级，在一级箭体上并联4台液体助推器，再加长芯级箭体，使发动机总推力和运载能力大大提高，从而满足国际卫星市场的需要，使我国运载火箭技术跨上一个新台阶。
这边，王永志组织精锐的科研力量，在“长征二号C”火箭基础上捆绑4个助推器，形成新型大推力火箭——“长征二号E”方案设计工作的同时；那边，受他委托，副院长王德臣一行只带着“长二捆”火箭设想的草图，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开始了“纸上谈兵”似的宣讲。
想当年“阿里安”公司以两次免费发射作市场诱饵，而中国火箭研究院竟拿着火箭图纸找合同，看似一个高科技含量的天方夜谭，却创造了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推销火箭，外商感到新奇，问道：“你们的火箭整流罩是用竹子做的吗？”当他们听王德臣说中国的运载火箭是独立研制出来的，才恍然大悟，“是啊，中国是公认的古代火箭的故乡嘛。”
王德臣在进行技术推销时，逐渐摸清了商用火箭的特点——用户发射卫星的目标是赚钱，关心的是火箭性能是否可靠，价格是否合理，而不是有多少新技术，美国人甚至认为，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把一次性运载火箭搞得过于尖端精致是一种浪费。所以王德臣特别注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长征二号E”是对高可靠性火箭的继承，风险并不大，且性价比非常高。面对无数苛刻的提问他回答得自信而又轻松。
休斯公司副总裁听了王德臣的演讲后，当即表态：“如果我做主，会选用‘长征二号E’，我要向休斯公司推荐！”
代表团赴美之前，黄作义先行去做了一番情况了解，带给王永志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美国华人社团代表听说我国想发射美国的卫星，都非常高兴，说如果中国能发射美国的卫星，那我们在国外的华人可以扬眉吐气了！经费上如果有困难，在美的华人帮你们集资，支持你们完成这件能扬国威、振民心的大好事！
1987年，中央领导同志前往运载火箭研究院视察工作。王永志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谈到火箭基本型、系列化和自筹资金开发出口航天产品的设想，中央领导听后表示赞许。这使王永志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设想，不遗余力申请立项，积极请求准予对外洽谈合同。
成功总会青睐有志者。经过不懈努力，1988年6月16日，中国“长征二号E（长二捆）”火箭发射两颗“澳星”方案一举中标，被休斯公司采用。这是中国航天技术真正走出国门的第一步！
“并不是中国的火箭好，而是有人把长征火箭的故事讲得好。”当时争风吃醋的外国未中标公司的人员不服气地说。不管他们怎么说，这个故事却演绎出了中国火箭商业发射史上神奇的开端：拿着火箭图纸签合同，拿着合同找贷款，拿着贷款搞研制。
然而，这个故事的始作俑者王永志，对于中标的甜蜜也只是浅尝辄止。因为，他力主使用“长二捆”发射“澳星”，安全可靠的成品并没有出来。运载火箭还只是一纸方案，研制时间紧迫，技术难度很大，前路漫漫，他的内心充满了压力。他知道，这只是种下的一粒大有希望的种子，要让它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还需要带领自己的团队殚精竭虑地耕耘，才能让这段美妙的中国传奇在国际航天业的大舞台成功地上演，赢得鲜花和掌声。
4.军令状
“长二捆”的诞生颇具浪漫色彩，但国际航天的舞台却是非常严酷的。
1988年11月，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澳星”发射服务合同。主承包商美国休斯公司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中方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对“长二捆”进行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并有充分证据证明能够按时发射，否则用户有权终止合同，并赔偿违约金100万美元！
中国航天又一次面临着严酷的挑战。成功了万事皆好，若不成功要掏100万美元的赔偿金，还搭上庞大的研究经费，可不是个小数目。中国航天界系统内部，干与不干的议论争执不断。
在院领导的专题会议上，力主研制的王永志慷慨陈词：“抓住机遇，我们就能冲出困境，走向世界。一个机遇就是一个胜利的台阶，丧失了这个机遇，中国航天又将在低迷中不知要徘徊多少年。我建议同志们，研究院不能再徘徊观望了，下决心背水一战，我们要带着‘长二捆’火箭走向世界，打进国际卫星市场。”
王永志的一席话，在全院引起了强烈反响，几万名员工都在纷纷谈论此事。
国内外同行，听说王永志和他的团队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都为他捏了把汗。有的说：“要在没有现成产品、没有成功先例的情况下，18个月内拿出全新的‘长二捆’火箭，难以想象！”有的人甚至说：“老百姓都知道‘量体裁衣，看米做饭’，就凭中国航天业的现状，哪能跟国际市场抗衡啊，一时头脑发热只会以失败收场！”
在不久举行的中国宇航学会大会上，质疑和反对声异常激烈。有的专家认为，此事难度过大，毕竟不是儿戏，一定要慎重。有的专家反对说，根本搞不出来。
有人好心地暗中劝王永志：“搞捆绑式火箭，中国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外国的技术又是保密的，你何必受累不讨好呢？你不搞，你还会是一院之长，万一搞不好，你一生的声誉及以往所有的功绩就都毁了。”
航天部领导看到专家们的分歧如此之大，为慎重起见，决定对此专门召开决策研讨会。与会的人员有航天部全体领导、航天部科技委的老总、航天部各研究院派出的代表及“863”计划专家委员会参与论证载人航天的三位专家。阵容如此强大，又有如此之强的代表性，目的只有一个：用集思广益的方式，商讨搞“长二捆”研制对未来载人航天是否有积极意义，此次“澳星”发射是否可行，到底该坚持还是放弃！
经过分组讨论，大家的态度非常明确：捆绑式火箭能否如期研制成功，是“澳星”是否发射及航天事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王永志的耳边充斥了各种声音。他就像最优秀的运动员面对风波迭起的赛场，总有一根经得起摔打的坚韧的神经，此举对中国航天的意义太大了，他顾不上别的了！坚持到底的信念在他心中巍然矗立。他坚信研究院的干部和全体职工有打赢这场硬仗的能力和决心，也会得到全国合作单位的大力支持。
决心已定，面对仅有18个月期限的合同，王永志以雄才大略、敢冒风险的非凡气魄，毅然决然地在这次决策大会上立下军令状。他说：“只要部里帮我们筹措贷款和打通协作关系，我院保证在1990年6月30日前，将‘长二捆’火箭竖立在发射台上！”
会后，航天部迅速向国务院提交了立即启动“长二捆”火箭研制的报告。
1988年12月14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李鹏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批准了航空航天部关于研制大推力火箭“长二捆”的请示报告，并给予了类似国家重点工程的优惠政策，责令国家银行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满足研制经费。姚依林副总理在会上发言说：“国际市场不是进不进的问题，而是要挤，不往里挤，永远也进不去。”
“长二捆”发射成功后，林宗堂部长才在发射现场告诉王永志，李鹏总理和姚依林副总理在那次会上还说过，“18个月若搞不出来，28个月也要干！”但是，为了使大家不产生懈怠情绪，他把这半句话给“贪污”了。
1992年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与林宗棠、刘纪原、王德臣等领导在发射现场国务院决策后，有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以王永志为总指挥、于龙淮副院长担任副总指挥、王德臣副院长任总设计师、屠守锷院士为技术顾问的领导小组成立了。而留给他们的时间，也只有屈指可数的18个月！
澳大利亚和美国休斯公司，组成了联合代表团来到中国。休斯公司专门聘请了在美国航天界德高望重的火箭专家史密斯先生，作为评估中国火箭计划的总顾问。当代表团了解到中国的火箭还只是一张草图时，史密斯不相信地说：“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又吃了鸦片，产生了幻觉？”
这话被王德臣听到了，他自信地说：“不，我们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和能力！18个月后，请你在发射时来见证！”
难怪这位美国雷神·德尔它火箭总设计师难以置信，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美国研制这种火箭需要三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当时在场的中国人，其实心中也埋着深深的忧虑。没有火箭，没有发射场，没有与之配套的工程设施，甚至连发射塔的设计图纸都还没有！
从中美双方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合同上的那时起，一把明晃晃的商业利剑，已经悬在了王永志及所有与此有关的中国航天人头上。
5.攻坚战
“长二捆”的研制，是研究院建院以来面临的又一场硬仗，也是王永志人生中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近3万员工如“长二捆”一样，捆绑着国家使命、民族尊严和经济风险，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创造奇迹的征程。
为解决“长二捆”工程急需的物资，国家有关部委召开专项物资紧急订货会，一天半就签订了90％的订货合同。7000多项物资、2000多吨金属材料、1000多种机电产品和近60万个电子元器件，从全国各地会聚到北京。
研究院召开了大战18个月，攻下“长二捆”的动员大会。摆在大家面前的这张时间表意味着：设计部门要在100天内，解决火箭捆绑连接等20项技术难题；工厂要在400天里设计生产出5000多套特殊工艺装备，制造出几十个部段和十几万个零件；试验单位要在180天内做完大小300多项地面静力和动力试验。而按常规，完成这些任务至少需要四五年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