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云：“西安的乱弹，河州的少年。”
“花儿”也叫做“少年”，是一种以歌唱爱情为主要内容的民歌。“花儿”的歌唱采用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方式。除独唱外，对唱、合唱常见于庙会、物资交流会等群众集会场所，成为山区人民独特的一种文化活动，人们在这里访亲会友，结交新知，而爱情、婚姻也往往由此发芽、开花、结果。
“花儿”因其与流传地区的密切联系和演唱曲调的不同，分河州型“花儿”和洮岷型“花儿”两种。河州型“花儿”最盛行的地区主要有甘肃的临夏、东乡、积石山、和政、永靖和青海的循化、化隆、民和、乐都等地。
兰州虽非“花儿”的故乡，但正如秦腔在兰州的传播一样，“花儿”同样与兰州有着扯不清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如“花儿”研究专家郗慧民在《西北花儿学》中所论述的那样：“一般地说，文化的影响总是以经济的、政治的等方面的影响为先导的”，“花儿”的流布也不例外。它是随着最早歌唱“花儿”的各族人民基于经济、政治等原因四处奔走的足迹，飘向西北各地的。
黄河上游的两大支流湟水与洮河流域是“花儿”的两大类型河州型花儿和洮岷型花儿的发源地。生活在这里的回、汉、撒拉、东乡、保安等各族人民是“花儿”的创造者，在从事农业之余，大多兼营小商、小贩，其中从事筏子水上运输和赶脚陆上运输的较多。据《撒拉族简史》：“撒拉人普遍从事副业生产，有大批农民从青海同仁、门源、互助、贵德和甘肃临洮去伐木，或扎筏顺黄河而下，往兰州、包头运送木头、羊毛等。”正如“花儿”所唱：“放筏的阿哥们走包头，尕妹哈扯的个盖头。”当时沿黄河经兰州的水路有两条，一是从莲花一兰州一宁夏；二是从循化一莲花一兰州一包头。20世纪30年代，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来西北采风，详细记述了从兰州前往内蒙的见闻：“兰州以下黄河，在离城六七十里以后，有长六十里的大峡，险水最多，故普通水手不易通过，于是应运而产生一种专门驾驭大峡一段险水为职业的水手，名峡把式。”他说：“记者所乘之皮筏，乃由120个牛皮袋组成，筏子上载运着羊毛、水烟等货物，一筏大可载数万斤之多。”并记述了峡把式在浆声搏击浪涛之际，引吭高歌的“花儿”有遏云响谷之妙，内容为“阿哥的肉呀，阿哥来时你没有，手里提的肥羊肉”。这半首花儿在当时的报纸上刊登了出来。
“花儿”在兰州的传播除了水路，陆路同样是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民国十四年（1925年），来甘肃各地进行地质勘探的袁复礼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介绍“花儿”时，涉及到它的流行范围，“话儿（即‘花儿’）的散布很普遍，在东部平凉、固原，西北部凉州、甘州都听见过，由兰州至狄道，沿路所闻的尤多。此外，尚有西宁同河州商人，秦州、秦安的脚夫都会唱。”可见，“花儿”是它的创造者因经商谋生或因战争被迫迁徙等原因在向四面八方传播的。
兰州作为西部的交通枢纽和古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西北货物集散地的重要角色，就像一处众水交溶的回水湾，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既是这儿的主人，又是这儿的过客，你来我往，熙攘不宁。历史上兰州曾经出现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是一个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在相互的交流和认同中，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在兰州，大大小小的客栈中，常常会飞出高亢悠扬的“花儿”；街头维吾尔族的民歌让人流连忘返；土生土长的兰州小曲舒缓绵长，随处可闻；茶园戏楼中上演的秦腔声震屋瓦，是那么的痛快淋漓……这儿，所有西部民歌各具特色的曲调共同奏鸣，争奇斗艳。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来兰宣传抗日的王洛宾和他的恋人罗珊、作家肖军、诗人塞克等一行人在宁夏六盘山下的大车店内，生平第一次听到了当地歌手五朵梅所唱的“花儿”。它忽而高扬忽而下滑的旋律充溢着一种率真自然的山野气息，挟带着西北边民生存的悲凉和惆怅，是那样不加掩饰地透露出生存本真的价值和内涵，撞击着王洛宾狂喜不已的心扉。王洛宾第一次把“花儿”用曲谱记录下来。来到兰州后，他在黄河岸边又听到了筏子客的即兴演唱：
千万年的黄河水不干，万万年不塌的青天。
口里的山歌辈辈传，白勃鸽扑楞楞下到了岸边。
至此，他完全被这一“劳人思妇冲口而出，殆天籁也”的民歌夺人心魄的异域情调和独特韵味征服了。彻底改变了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师从外籍教授学习西洋音乐对他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歌曲不抒情、表现力不强的错误认识。“花儿”给王洛宾带来的震撼和巨大的冲击力使他内心潜藏已久的创造力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住在兰州炭市街民教馆的王洛宾和他的战友除了组织辅导业余戏剧、音乐活动外，业余时间在茶摊、烟摊和牛肉面馆里，和下苦人混在一块儿，了解各种各样的民歌小调。王洛宾结识了许多流落在兰州的新疆商贩，从他们口中搜集了许多维吾尔族民歌，但他并不满足依葫芦画瓢，他整理的民歌既保留着原生态的特质和音乐元素，又充溢着个性的色彩，使其更清新活泼易于传唱。脍炙人口的《达板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两首歌曲就是他在兰州搜集整理而最后定型的，并由他的恋人罗珊第一个演唱，给他们单调、艰辛的羁旅生涯平添了几许快乐和浪漫色彩。从此，王洛宾把他的心灵放逐在人类文化的旷原上尽情地游弋，亲身感受着天地之间往往被人们忽略但无法被时光淹没的部分。虽然他的音乐生涯大部分从青海和新疆度过，但兰州之行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兰州给他打开了一扇走向民间创造民族艺术珍品的大门，他走进去了，再也没有回头，历经坎坷而无悔。
民国三十年（1941年），王洛宾从青海回到兰州不久，因其在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经历被国民党当局投入兰州河北大沙沟秘密监狱。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书记罗云鹏的妻子樊桂英被捕，她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力力，也被关押在这座监狱里。有一天，在监狱内唯一能自由活动的力力学着看守向犯人训话的口气问：“你们说，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大家“苹果”、“牛奶”、“肉”地敷衍着孩子，力力摇摇头尖声尖气训道：“傻瓜！真笨，告诉你们——”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蚕豆高举着宣布：“看，是大豆！”力力的母亲哭了，王洛宾激情难抑，当晚写出一首《大豆谣》：
蚕豆杆，低又低，
结出的大豆铁身体；
监狱里的力力夸大豆，
世界上好吃数第一。
小力力，笑咪咪，
妈妈转身泪如雨；
街头叫卖着糖板粟，
牢房中大豆也稀奇。
小力力，有志气，
妈妈的哭声莫忘记；
长大冲出铁大门，
全世界的大豆属于你。
王洛宾将“大豆谣”谱成浓郁民歌风味的曲调，质朴自然，易于传唱，并由他亲自唱给全监狱的囚犯听，鼓起了他们生活的希望和勇气。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美的事物在丑恶的环境中，会显得更美；丑恶的事物与美相比，会显得更丑。一个艺术作品，应该渲染前者，对于后者，我不愿拿它污染人们的眼晴。”这一审美立场主宰了他此后半个世纪的音乐创作，对美的炽热情怀和执著追求赋予他超越和升华苦难和丑恶的能力，就像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因此，他所创作的歌曲，抒情性极强，格调高雅迷人，动人心弦。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为西部民歌的代言人。过了整整四年，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王洛宾在马步芳的多方干预下获释，从此踏上了探寻西部音乐的漫漫长路。
正是王洛宾在兰州起步的艺术活动，为中国西部民歌获得世界性的声誉做出了巨大贡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7月，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应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将军的邀请来兰演出。为广大市民举行的一场独唱音乐会，地点选在五泉山东龙口八卦亭上。据亲历者柴木兰回忆：“某晚，当皋兰山巅还在夕阳霞光辉映之时，群众已开始涌向五泉山麓，万头攒动，摩肩接踵”。当晚，她除了唱西洋歌曲，最叫座、最受欢迎的还是经过重新处理而美化的各地民歌。其中就有王洛宾仿青海民歌创作的脍灸人口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西部民歌进入了广大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兰州舞台上出现的歌舞《花儿与少年》、大型歌剧《向阳川》、歌剧《牡丹月里来》、京剧《夏王悲歌》等剧（节）目，在其音乐创作中成功地借鉴和吸收了“花儿”的音乐元素。因此，将王洛宾视为对西部民歌进行再创作的拓荒者和开路先锋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在这里我们还不应忘记中国西北第一位系统收集研究“花儿”的人——张亚雄。是他，第一次把我国西北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口头文学变成了文字资料，为海内外“花儿”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张亚雄，兰州榆中人，民国十六年（1927年）在省城兰州求学时，经甘肃早期共产党员、同乡张一悟的指点，开始了对“花儿”的搜集研究。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成为《甘肃民国日报》的一名记者后，利用业余时间节衣缩食写信征歌。据说参与张亚雄搜集“花儿”工作的有365人，其中有后来中国社科院民族问题研究所所长牙含章，土生土长的语言学家、学者谢润甫、李白虹、张慎潮等。特别是出生在“花儿”家乡临潭的谢润甫对张亚雄搜集的数百首“花儿”一一考证，将一些失传的服饰、土话、民俗等发微钩沉，逐一描述。民国十八年（1929年），张亚雄在北平私立平民大学新闻系求学期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花儿序》。民国二十年（1931年）回到兰州以后，因在报上征集宣扬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花儿”，张亚雄备受失业之苦，但他没有放弃对“花儿”的搜集、整理，始终以一贯之，矢志不移。
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积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张亚雄怀揣着他搜集到的三千余首《花儿集》手稿辗转来到重庆，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曾任甘肃省主席贺耀祖的支持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
张亚雄编著该书时，正值民族神圣抗战的大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笔头随炸弹的爆破以涂鸦，墨色共烈焰之烧夷以渲染”，在“警报频传，丈思正乙乙而若抽，案犊劳形”之际，他虽然不能“操纵战机与敌机周旋于九霄碧落之间”，但他的一腔爱国热忱，促使他依据“花儿”见景生情、即兴演唱的特点，编创“抗日少年”十二首，在出版《花儿集》时，一并收录其中，这里选登几首，以飨读者。
飞将军飞在了半云端，
日本机打落在民间。
锄田的尕妹站一站，
听阿哥唱一个抗日的少年。
一个铁鹰往上旋，
它带着得胜的哨子。
一个冲锋往上钻，
阿哥是人里的梢子。
凤凰展翅的三万里，
神鹰儿飞到了东京。
日本的寡妇们上新坟，
孟姜女哭夫者在长城。
尕马儿拉的血缰绳，
尕日本领的是败兵。
带信给尕妹者你放心，
阿哥们是三国的子龙。
《花儿集》的出版是“花儿”研究史上的大事，也奠定了张亚雄研究“花儿”第一人的地位。他本人好像完成了其人生使命似的，此后为名利所驱使，当上了国民党的甘肃省新闻专员，学会了抽烟、喝酒、打麻将，新中国成立后在历次运动中浮沉，志难伸而意未平，郁郁而终。
《花儿集》全书342页，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题为《西北山歌“花儿”集叙论》，是他关于“花儿”的介绍研究，共八万余字；下编为《“花儿”选》。上编选引“花儿”170首；下编选编483首，全书共汇集“花儿”作品653首，是一部提供了大量“花儿”作品和有关资料的内容丰富的著作。以曲子贞、郗慧民、柯扬、卜锡文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无不从中吸取养料，取得了“花儿”研究的新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著名“花儿”歌手朱仲禄、王绍明、马占祥先后被邀请进省、上京演唱，“花儿”登上了大雅之堂。1956年，“穷尕妹”丁如兰、马秀兰、蔡发鸿、张生彩一起上省、进京演唱，使山野演唱的莲花山的“花儿”第一次登上了正规的文艺舞台。1986年，被誉为“太子山下金唢呐”的回族“花儿”歌手杨赛尔吉，在甘肃省举办的“花儿”歌手大奖赛中荣获一等奖，他的音质圆润、纯净，真假噪结合自如，演唱声情并茂。1959年，撒拉族“花儿”歌手苏平进入甘肃省民族歌舞团担任歌唱演员以来，一直活跃在兰州的舞台上。她演唱的“花儿”不仅从民族民间歌唱中汲取营养，而且从外国民歌中获得灵感，逐渐形成了既含蓄细腻，又奔放激越的演唱风格。因此获得了西北地区以外的广大观众的欣赏和喜爱，而且在随团出国访问演出时，让外国观众领略了“花儿”的魅力。
如今，“花儿”不仅在民间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常常是一些重大节会演出中让人耳目一新的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