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佳编着
评说与应用
《尉缭子》是我国古代着名的兵书，历来受到军事家、思想家和学者的重视，书中包含了很多宝贵的战争策略和军事指挥思想，是一个用兵计谋的宝库。这部书在总结古代军事思想方面有很大作用，而且在今天对于从事经营管理、提高领导艺术和增长智慧等方面也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以下分五个小节，浅淡一下这部着作的实用价值和应用，这五个题目是：一，成书年代和作者；二，流传和真伪问题；三，战争观和正确决策；四，军事指挥和攻守战术；五，策略智谋和领导艺术。
一、成书年代和作者
《尉缭子》一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杂家类有明确记载：“《尉缭》二十九篇。”班固原注：“六国时。”《汉志》的兵书略兵形势类又着录：“《尉缭》三十一篇。”
班固明确说明《尉缭》作者为六国人，是同今本《尉缭子》内容相符的。今本《尉缭子》开篇《天官第一》一开头就说：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
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
同时在《尉缭子》全书中始终贯串着这种君臣对话的语气，如《制谈》篇：“试听君臣言其术”、《将理篇》：“听臣之术，行臣之言。”直至最后一篇《兵令下》仍说：“臣闻古之善兵者。”
据此，多数研究者认为：《尉缭子》作者尉缭是战国时代梁惠王时人。梁惠王即魏惠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69一前319年。当时他力求改变魏国军事上被动的局面，谋求恢复其先人魏文侯时代国富民强的局面，故《史记·魏世家》载：“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这是公元前314年（即魏惠王后一年）的事。之后，各个学派的人物云集大梁（今开封市），故《史记》又载：“邹衍、淳于肆、孟轲皆至梁。”很有可能，熟知用兵谋略的尉缭即在这时候见魏惠王，而这部兵书即是根据他与魏惠王的谈话着成的。故《尉缭子》成书时代即在战国中期，但不排除其后在传抄过程中有所增益。
《史记·秦本纪》还载有尉缭见秦始皇事，时为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6年）。此年距魏惠王卒年已有83年，故这位到秦国游说的尉缭与对魏惠王讲兵法的尉缭不可能是同一人。更重要的是，《尉缭子》在陈述政见和用兵主张时，反复强调农战和“修号令”、“明刑赏”、“审法制”等思想，反映了包括魏国在内的山东六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力求在本国内实行变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要求。这些政见拿来献给力求改变国势不振、招贤纳士以图中兴的魏惠王，是比较适时的；如果献给国力已强、对山东六国已展开兼并之势的秦始皇，则属无的放矢。而那位劝秦始皇用三十万金贿赂各诸侯国权臣的尉缭的主张，在《尉缭子》又不见提及。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尉缭子》一书的作者和《秦本经》中所记的尉缭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那么，《汉志》中两次着录的《尉缭》互相有无关系，今本《尉缭子》应是其中哪一种流传下来的呢？《汉志》中杂家类《尉缭》与兵形势家《尉缭》，不是互不相干的两本书。根据在班固对杂家类的说明，说：“有杂二十四家，四百二篇。入兵法。”（按，后三字为班固原注。）而且同编入杂家中谈兵法的书，还有“《子晚子》三十五篇”，班固自注说：“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那么，何以兵家着作的《尉缭》又编入杂家呢？这是因为《尉缭》除谈兵法外，还有许多讲治理国家，勤于改事、实行农战、任用贤能等主张，这些有浓厚的法家色彩；书中还讲兵以道胜、诛暴乱禁不义、无夺民时等，则又吸收了儒家的思想。《汉志》是根据刘向总校群书之后所撰《别录》着成的，刘向恰好对尉缭的学术特点作了说明，见《汉志》杂家“《尉缭》”下所引颜师古注，说：“刘向《别录》云缭为商君学。”此处即说明尉缭是兵家又兼有法家思想的人。先秦典籍在流传中往往有所增删变动，同一着作常有不同版本。《汉志》中分别着录的杂家类和兵形势类的两部《尉缭》，应该就属于内容基本相同的两种版本。
等后代学者，宋代郑樵、宋末元初的马端临，都想极力辨明流传下来的《尉缭》即是《汉志》中的杂家类，而兵家已失传。明代的王应麟则相反，他认为兵家的《尉缭》传而杂家已失。双方各执一词，实际上却又未能拿出足够的证据，究其实，即未充分考虑到古籍流传中出现不同版本这一状况，而把问题绝对化，因而发生分歧。
我们的看法是：合本《尉缭子》流传下来，则汉代兵家类和杂家类《尉缭》的基本内容都可以见到，二者本来就是同一着作的不同版本。这部典籍没有佚失，这是文化事业的一大幸事。我们应该深入地分析发掘书中的宝贵思想财富，而不应该重复前人的不恰当做法，陷于证据不足、毫无意义的争论。
二、流传和真伪问题
继《汉书·艺文志》之后，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中，又在子部杂家类中着录：“《尉缭子》五卷（原注：梁并录六卷。尉缭，梁惠王时人。《隋书》总纂者是魏微，在他主修的《群书治要》中，又收入有《尉缭子》四篇，即《天官》《兵谈》、《制谈》、《兵今》，与今本《尉缭子》中的四篇内容相同。故又可以认为《隋志》的着录，即据《汉志》杂家类着录而来。此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又承《隋志》将《尉缭子》五卷列入杂家类着作。
据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北来学者张载（号横渠失生）注有《尉缭子》一卷，他是着名的哲学家，年轻时还学过兵法。可惜这个注本已失传。至神宗元丰年间，朝廷命令将《尉缭子》与《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合编为“武经七书”。当时的情况是，“仁朝时天下久升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郡斋读书志》）于是，这套“武经”编成后，便成为考试选拔武官的依据。明朝也从通晓这些兵书的人中选拔任用武官。因此先后出现有宋施子美《七书议义》、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等注本。
《尉缭子》还曾存在过真伪问题。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曾说过“今书二十三篇，未知果当时书否？”这个问题，直到1972年考古学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获得了一批汉简，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同时出土的即有《尉缭子》一些残简，才获解决。经考古工作者整理，竹简本有与今本《尉缭子》相合的六篇，即：《兵谈》、《攻权》、《守权》、《将理》、《兵令上》、《兵令下》。（参见《文物》1977年第2、3期《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这就证明竹简本《尉缭子》一直流传至今，确无可疑。银雀山汉墓为西汉前期武帝初年的墓葬。再根据出土《尉缭子》等兵书的字体介于隶书、草书之间，又不避讳汉初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的名讳，可认定这些兵书的书写年代书中都是在秦汉之际，这恰恰又为《尉缭子》成书于战国中期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
三、战争观和正确决策
古人云：“引古谈今，首推《尉缭》。”这是说书中总结了丰富的经验，记载了精湛的哲理，能从多方面给人以启迪。作为一部兵书，它并不局限于就军事论军事，作者的视野更宽，看得更远，他对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和人类如何控制这种残酷杀人的手段有很高明的见解，论述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等一些根本性的大问题。这是《尉缭子》一书的重要特色，也是此书具有如此高的研究和利用的原因。
战争有什么目的？作者认为这是由政治目的决定的，书中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武议》）这就深刻地论述了战争应该具有正义的性质，是为了达到进步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它的作用是诛讨暴乱、制止不义行为，而达到国家稳定、人民安康，反映出战国时期民众要求结束分裂战争、达到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针对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极度频繁，各国作战动机各不相同的情况，作者又进一步提出以正义为本的战争才是进步性的战争，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他说：“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兵令上》）指出政治上的正义性是战争获胜的根本，而战国时期各国之间以强凌弱、互相攻杀，这是战乱不止的原因。作者能这样论述政治对战争的指导、制约作用，批评互相攻杀的不义行为，是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要重视各方面的因素，贯彻各种措施、办法。而作者最为重视的，是确立正确的战略思想，其具体内涵，包括国家的治理、战前运筹帷幄、周密准备、文武两手的配合等等。作者总结打胜仗离不了“道胜”、“威胜”、“力胜”三项，而“道胜”居于首位。他认为：“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胜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隔发机，渍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王侯知此，所以三胜者毕矣。”（《站威》）此处的“讲武料敌”，包括我方从上至下对战备工作和军事训练一贯予以重视，以及对敌情作周密、透彻的分析，从而在总体战略上作出正确无误的决策，充分发挥己之所长，并利用敌方的各种弱势，使敌军虽然形式上完整，而战斗力却已丧失。靠威武的气势取胜、靠勇力取胜当然重要，但都是在正确的战略思想指挥下才能发挥作用，所以“道胜”有更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