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懋在50年代声势独大，但自1962年开始就出现了竞争对手--有本钱与之匹敌的是邵氏兄弟。1958年，邵逸夫与邵仁枚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制作电影，邵逸夫任总裁。1961年，位于九龙清水湾半岛的邵氏影城正式启用。邵氏的资金来源并不像国泰集团那样来自跨国企业，而是来自公司本身的业务：当时邵仁枚负责东南亚的几百间邵氏电影院，最初是购买别人的片来放映，后来他们决定自己开拍电影，就用电影院赚到的钱投资。那年代的东南亚华人没有很多消遣，周末多数会一家大小到电影院，加上邵氏电影一向不俗，所以他们的生意发展得很好。一部电影通常上映一周左右，因为人家不会重看上星期已看过的片子，就是说，邵氏一年大概需要出品五十二部电影。
电懋和邵氏竞争激烈，喜欢抢拍一样题材的电影（例如《武则天》及《杨贵妃》），率先上映的就会赢得票房，后来者就好像在重播旧片，乏人问津。其中一部抢拍的戏是《红楼梦》。因为个人喜好，我父亲最想拍的也是《红楼梦》，并安排让张爱玲写剧本，可惜被邵氏抢了先，电懋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拍。电懋1971年结业后，这个剧本下落不明，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想去找，但找不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剧本到哪里去了。电懋之所以结业，是因为陆运涛在1964年去台湾参加亚洲影展途中，因空难身亡。5关于空难的原因有很多种猜测，有人说是劫机导致撞山，言之凿凿，张大春在《城邦暴力团》中也提起过这件事。陆运涛辞世后，业务由其妹夫朱国良打理；1971年正式关闭了制片部，再顺势把永华制片厂转让给嘉禾。
我父亲在电懋时，主要有三个工作地点。第一个是电懋在九龙尖沙嘴美丽华（也就是现在弥敦道美丽华酒店）的办公室。第二个是九龙牛头角的永华片场，这片场至少有两个厂，可以同时拍不同的室内戏。我小时候到片场，见他们拍戏前总要响铃，示意现在要拍戏了，请大家安静。第三个地方就是我现在的家，他们就在这里讨论剧本。我们这个房子位于加多利山嘉道理道的山景大楼，不少明星就住在附近的太子道，来这里很方便。为什么当时大家都住在这一带呢？原来沿着太子道走到九龙城就是机场，过了机场再经过一片荒芜之地就会到达片场，一众明星为了方便，就聚居太子道一带了。
他们的工作模式是这样的：首先写好剧本，再排版印出来，然后大家拿着剧本讨论。通常开会的有正、副导演以及制片和主角。讨论时间非常长，有时从下午一直谈到夜深。他们会不断饮咖啡或茶，甚至靠抽烟提神，往往弄得烟雾弥漫，所以每次碰到他们开会，我都会连忙躲进房间。
从1957年到1963年，父亲在电懋担任过六十多部电影的制片人，最成功的包括张爱玲编剧的《南北一家亲》和王天林导演的《野玫瑰之恋》等。他自己担任编剧的电影一共有两部，一部是在电懋之前所编的《有口难言》，另外一部就是在电懋期间的《南北和》（1961年）。其实《南北一家亲》也是我父亲编剧的，但只署了张爱玲的名字。我的猜测是张爱玲写了第一稿，但她实在不了解南北文化的冲突，我父亲便改了很多，考虑到张爱玲的名声，他最后就仅仅署了她的名字。
父亲编的剧本中，最满意的应该是喜剧片《南北和》（1961年），那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验写成的。从1949年开始，香港人口膨胀，上百万的人从内地涌来，文化冲突很厉害--不仅语言上，还有价值观等方面。我父亲会听粤语，但说得不好，常自嘲每次打的，总自以为是用地道的广东话说出地址，而司机却听得一头雾水。
《南北和》的前身，是电懋贺岁晚会里的舞台小品，以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文化差异为主题，因为广受好评才改编电影。《南北和》的主角是两个裁缝，一个北方人，一个南方人。南方裁缝在香港多年，注重的是和客人的交情；北方裁缝则认为最重要的是货品质素和价钱公道。彼此发生种种冲突，结果两家子女巧结良缘，大家才冰释前嫌。电影用喜剧手法讽刺当时社会的各种偏见，既能解颐，也发人深省。那年代的南北冲突，也许不下于今天香港人和内地人的冲突，但现在许多人只会怨恨，似乎略欠幽默感。
加入邵氏影业
1962年，我父亲给陆运涛写了一封辞职信，内容大意是：辞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私人原因是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太少，另一原因是这份工作渐渐出现很多其他事务，既不是他熟悉的，也不是他感兴趣的（如管理财务、出入机场、参加派对、开漫长的会议等）。有时总公司不汇钱来，他就无法给员工支薪，压力之沉重，令他身心疲惫，累得连话也不想多说。而且他旧病复发，本该早两个月就动手术，但因公事一拖再拖，所以他不得不辞职休养，否则一定会弄垮身体。最后他在辞职信上说，希望1963年1月前离职。结果陆运涛极力挽留，只批准他放病假，直到后来他身体确实撑不下去才正式离职。1964年，我父亲病得很重，有一次竟要送他到玛丽医院抢救，最后才幸运地逃过一劫。
那时我父母也认识了后来的影业大亨邹文怀、名导演胡金铨等，他们都是美国之音的同事。我父亲在1996年去世时，邹文怀还用他的劳斯莱斯载我们到火葬场，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劳斯莱斯。关于我家与邹文怀的关系，现在也不妨谈谈。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1949年的新闻系毕业生，跟我母亲相差八届。来香港后，他在1951年进美新处主持美国之音，1959年入邵氏，1970年创立嘉禾。
60年代中期，邹文怀在邵氏晋升为制片主任。那时我父亲刚离开电懋不久，邵氏正急速扩张，一年要拍五十二部电影，又不能粗制滥造，邹文怀便找上我父亲。他希望父亲可以担任邵氏编剧部总监，又知道父亲厌恶办公室政治，所以不用他上班，只要他指点一下公司的编剧就够了。我父亲觉得条件合适，就在1965年加入了邵氏。
当时邵氏有两个编剧把我父亲视为老师，就是邱刚健和丁善玺，他们会把写好的剧本给我父亲修改。这些工作对父亲来说很轻松，而且还没有办公室政治。但毕竟这两个徒弟是邵氏的人，而邵氏又是电懋的死对头，所以他们每次来我家做客，一碰上有人按门铃，父亲便会叫他们立刻躲进厨房-如果访客是电懋的人，气氛便会很尴尬。当时父亲虽已离开电懋，但不时还有人来找他改剧本，甚至问他该怎么写。
当年拍电影跟现在一样，只要找到一条成功的方程式，便会不断重复。像李小龙不停地拍功夫片，即使他死了，还是有人按照那模式继续拍下去，希望成为第二个李小龙。当这模式走到末路，市场上不受欢迎了，才会出现成龙的功夫喜剧。当年邵氏一套惯用的模式就是用黄梅调拍杨贵妃。邵氏的电影其实不难拍，诀窍不过是为某个明星度身定造一些剧情而已。但编剧偶尔也会忽发奇想，希望拍一些冷门题材，这时我父亲便会协助他们分析，看看是否可行。有次邵氏想拍足球电影，我父亲便评论：四分之三的观众是女人，她们不看足球，剩余的四分之一男人又有多少是踢足球的呢？结论是这种电影不可能卖座。如此说来，他一定不会同意周星驰开拍《少林足球》了。
关于父亲那两个徒弟，我觉得邱刚健比较有趣。他非常热爱电影，在台湾跟朋友合办了一本电影杂志，叫《剧场》。来港加入邵氏后，他送了好几本《剧场》给我父亲，但父亲没有看，就堆在我房间的书柜上。当时我的房间很小，只有一个铁柜和一张床。我有空就会看这些杂志，我记得有些内容很冷门，纯粹是满足编者的个人兴趣，应该没什么销路。我倒从中学到不少新事物，例如他们曾经把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剧本翻译成中文，其中有让-吕克·戈达尔的剧本，很意识流，没头没尾的。那本杂志除了翻译，还有一些原创作品。我印象最深的，是邱刚健写的一篇《我是上帝》，十几页都是四个字“我是上帝”“我是上帝”“我是上帝”……这不是纯粹为了满足作者的个人兴趣吗？
我所认识的电影明星
1966年和1967年，我父亲在家养病，闲着没事，每天看很多份报纸。当时有派报纸服务，很方便，父亲便一口气订了十几份。我记得当中的《银灯》和《明灯》都是娱乐新闻报，只有四页，多数是报道某某明星在启德机场出现之类。昔日的明星会给记者面子，请他们到半岛酒店喝下午茶，不会被狗仔队跟踪偷拍。我当时还有一本相簿，里面满是有关父亲的剪报，可惜现在不知哪里去了。
因为父亲是电影圈中人，我小时已见过不少明星。父亲在电懋时职级排行第二，故每逢年初二就有很多人来拜年，我最喜欢就是伏在阳台，看看有什么明星上来。要说哪个女明星最美，我首选胡燕妮。她已息影多年，2004年一度复出与刘德华合演《龙凤斗》，我看后只觉得风华不再。
和我父亲比较熟的明星，电懋时代的应该是尤敏。她住我们附近，就在嘉多利家族的圣佐治大厦。她当过两届亚洲影后，婚后就息影了。她曾经和自己的母亲为了钱而对簿公堂，她母亲控告她不给家用，不供弟弟读书，致舆论指责她不忠不孝，令她受尽压力。那段时间，我父亲为尤敏出庭做证，证明她的收入有多少。我父亲指出，尤敏没有不给家用，只是她母亲要求的数目太大了。这件事成了当年娱乐八卦中的大新闻。1996年，尤敏六十岁时去世，跟我父母一样都葬在香港跑马地天主教坟场，我每次去那里扫墓，都会顺道看望一下她的灵位。
另外，父亲跟李丽华也颇熟络。在《私语张爱玲》一文中，父亲写道：“（李丽华）脸部轮廓极好，工作态度更是有口皆碑，无怪走红影坛历久不衰，有’长春树‘之称。我们同她相熟后，知道她坦率风趣，说话刮辣松脆，有时三字经都会出口。”我不常见到李丽华，也没有听过她的三字经，但我跟她的儿子倒是同学。
还有一个明星林翠，她的哥哥曾江是当时香港电影界少有的美国大学毕业生，很有书卷味。他有一段日子好像失业，百无聊赖，便来我家吃午饭。那时的厨子老李是山东人，没什么文化，说的国语带山东口音。他认得曾江，但从不知道名字，所以只称呼曾江为“来吃饭的那位先生”。家里没有其他人时，曾江就会跟我玩，就在那张从上海搬来的餐桌中间放一块木板，我们两人打起乒乓球来。这么多年过去，我再也没见过曾江，只知道他已经从“小生”晋升为“老生”了。
林翠的前夫是秦剑，是一个导演，拍粤语片出身。他到我们家喜欢说欧美电影术语，如蒙太奇，大家都觉得他不懂装懂，所以给他起了一个花名叫“懵太奇”。
另外一个明星是王羽，我们认识他时，他是邵氏的签约演员，刚从内地来香港，没有名气，只当闲角，一个月只有几百块收入，住在邵氏片场的宿舍。王羽跟我说，他以前是上海市蛙泳选手，因为蛙泳有利于打水球时抢占位置，后来便加入了水球队，但他说参加水球比赛中，打架比游泳更重要。没有电影拍时，他就常常来找我玩。我跟他一起打乒乓球，打十三张，玩上海的扑克牌游戏“打赤脚”。林翠与秦剑后来离了婚，秦剑自杀，林翠就嫁给了王羽。
王羽与邵氏签约时是基本演员，1967年拍《独臂刀》后成为巨星，《独臂刀》也奠定了武侠片在影坛的地位，大家一窝蜂去抢拍。后来王羽脱离邵氏，到台湾拍电影，我听说王羽在台湾是黑道上的大哥。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有再见王羽，前几年看到他在陈可辛导演的电影《武侠》里演七十二地煞教主，出镜时间不长，但那一声大喝“什么！”依然架势气派十足，不见得其他人能办到。
以上是我对当年那些明星的印象，至于他们对我父亲又有什么印象，实在不得而知。但那时在电懋还是童星的邓小宇，近日在《我的“国际电影”情意结》一文中却忆起我的父亲。他说：“宋淇是当年电懋的高层，尤敏、葛兰她们称他作Stephen。小时候我不知道宋淇是学问家，当然更不知道他们夫妇和张爱玲的渊源，只识得叫宋淇叔叔。后来长大了，在《明报月刊》看过他写过多篇有关《红楼梦》考据和美学的文章，才知道原来宋淇叔叔就是学术界极具名望的林以亮。最后一次见到宋淇是《号外》创刊不久，有天中午在加连威老道一间川菜馆”枫林阁“碰到他。他居然不单认得我，还知道《号外》以及我有份参与《号外》，更称赞我们做得很好，我是开心了不止半天，简直是一世！世上确是没有能比得到你敬重的前辈嘉许那么令人gratifying（有满足感）了。”
因病退出电影圈
其实邵氏对我父亲很好，知道他抱病在身，从不硬性要求他必须做完什么工作，也不用做行政管理工作，只需监管剧本。1965至1967年，我父亲担任邵氏的编剧总监，月入大概三千多块，在当时算很高，我母亲在美国新闻处月入才千余元。当然，我父亲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自小被祖父熏陶，年轻时又办过剧社，加上他在电懋也是负责监管剧本。他在邵氏为剧本把关，电影甚受欢迎，所以公司也觉得聘请他物有所值，不用担心花冤枉钱拍烂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