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怎样算精明？十三档算盘，盘进盘出，丝毫不漏，这算不得什么！顶要紧的是眼光。
计谋5：要有敏锐的商业眼光
商机就是财源，一个生意人必须要有善于发现商机的敏锐眼光。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两个鞋厂各派了一名推销员，去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考察当地的市场。到了那儿不久，一名推销员发回电报说：这儿没有市场，因为这儿的人都不穿鞋。而另一个推销员的电报则说：这儿的市场无限广阔，因为这儿的人都还没有穿鞋。第一个厂子就此放弃了在那里开展业务的打算，而第二个厂却教会那儿的人们穿鞋，然后把市场越做越大，成为那儿的唯一供鞋商，财源滚滚而来。
胡雪岩就具有这样善于发现商机的敏锐眼光。
胡雪岩因生丝生意逗留上海。一天，他处理完生意上的事后，回到裕记丝栈自己的住处休息，无意间听到隔壁房间里两个人关于上海房地产的一段谈话。他们谈到洋人对城市的开发与中国人很不一样：中国人是先有市后有路，凡是人们聚集起来进行买卖活动的地方就自然形成了集市，形成了城市。这种开发方式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往往是城市得到了发展，需要拓展道路，扩充市面的时候，自然形成的道路两旁已被房屋摊贩挤占，很难扩展了。而洋人的方法却不一样，他们是先开路后有市，路开好后，就会有人来做买卖，市场自然就兴旺起来了，如今上海的市面开发就采用洋人这种方式。
最后，其中一个说：“照现在的情形看，大马路，二马路，照此一直发展下去，上海南北方向很快就会繁荣起来。而向西一带，潜力更大。谁如果眼光长远，趁现在不管是芦苇荡还是水田，尽量买下，等洋人的路开到那里，坐在家里就发财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胡雪岩激动了。等伙计陈世龙回到丝栈，他立即拉上陈世龙，雇了辆马车去实地勘察。在勘察中，胡雪岩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在资产允许的情况下，趁地价便宜，先买下一片地，等地价上涨后转手卖掉；二是通过古应春摸清洋人开发城市的计划，抢先买下洋人准备修路地界附近的地皮，转眼之间，钱就滚滚而来。
当时正值上海开埠，发展在即。虽然太平军欲东下进攻上海，但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与清政府联合起来进行“东南互保”，一起坚守上海。因此，上海是当时中国东南部唯一未受战火波及的地方。再加上太平军战乱，逃难到上海租界的人越来越多，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一天比一天兴旺，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没过几年，上海外滩的地价便翻了几番，这实在是一个一本万利的大财源。
胡雪岩说：“做生意怎样算精明，十三档算盘，盘进盘出，丝毫不漏，这算不得什么！顶要紧的是眼光。”
这是很有见地的。做生意确实不能仅仅会算账。如果一个人只会算账而没有其他的本事，最多只能做一个很好的主管会计，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老板。一个生意人更重要的是要有敏锐的商业眼光，也就是要善于发现财源或商机。
美国麦当劳的创始人克洛也是这样一个具有敏锐商业眼光的人。
雷·克洛在高中二年级休学离校后，在几个旅行乐团里做过钢琴师，在芝加哥无线电台做过音乐节目导播，在佛罗里达推销过房地产，还在中西部卖过纸杯。
克洛在1937年开始自己做生意，担任一家推销混乳机小公司的头儿。1954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伯纳地诺城发现了一家小餐厅，老板是麦当劳兄弟——马克和狄克，他们要买八架这种混乳机。以前还从来没有人买过这么多，克洛决定亲自去看看麦氏兄弟的工作。他来到圣伯纳地诺城，马上发现麦氏兄弟已经踏进了一座金矿：顾客们为了能买到他们的牛肉饼而不惜排队抢购。
克洛见此问麦氏兄弟：“你们为什么不多开几家分店？”
狄克摇了摇头，指着附近小坡上说：“看到上面那幢房子了吗？那就是我的家，我喜欢那边。如果我们开了连锁餐馆，我们就永远不会有闲暇回家了。”
克洛一下子看到了商机，叫麦氏兄弟把经销权给他。麦氏兄弟很快就答应了给他经销权在美国各地开分店，条件是抽取5%的利润。
克洛于是专心致志地干了起来。1955年4月15日，他的第一家麦氏餐馆在芝加哥郊区开张。9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弗列斯诺市开了第二家。12月，又在加州雷萨达市开了第三家。到1960年，一共有280家麦氏餐厅分设各地。1968年前，每年大约有100家陆续开张，以后更增加到每年二百家以上。
1961年，克洛以270万美元向麦氏兄弟买下了产权，包括名号、所有商标、版权以及烹饪处方。
虽然狄克和马克是麦当劳的最初创始者，但是显然他们不是属于做大生意的人。只有像克洛这样雄心勃勃，具有敏锐商业眼光的人，才能成为麦氏餐馆帝国的当然始皇帝！
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也是由于具有这样一双敏锐的商业眼光，才在商场上迅速崛起的。
上海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及其兄弟刘永好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首富。在当代中国创业名人的史册上，刘永行的名字，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中国企业家创业的天空上，光彩夺目。
很多人都很关注刘永行当初是怎样创业的。实际上他当初创业并没有想去农村，也并没有想在农业方面创业。刘永行最早搞了八年无线电维修，他的哥哥刘永言是搞电子的，兄弟俩曾筹集资金3000块钱，准备创建一个电子工厂，计划生产音响。他们从小崇拜美国发明大王爱迪生，爱迪生创造了GE，GE当时翻译为“奇异”，他们就从这两个谐音里取“新意”二字作为他们电子公司的名称。但是去注册的时候，由于太早，太超前，上面没批准。这样他们的第一个创业计划破灭了。不过创业的思想从那时起，就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
1982年刘永行的三弟刘永美从四川农学院毕业回来。当时国家号召农村发展专业户，刘氏兄弟觉得既然城市不具备他们创业的条件，那就到农村去。没有资金，贷不到款，他们就卖掉身上的物品，凑了1000块钱。这1000块钱能干什么呢？他们根据资金考虑，选择了做种子，种蔬菜，孵鸡，养鹌鹑，逐步发展，最后他们把重点放到了养鹌鹑上。
就在刘氏兄弟的鹌鹑养殖场干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养鹌鹑的人蜂拥而上，产品过剩，市场发生了急剧变化，价格大幅度下跌，鹌鹑蛋从2毛钱一个降到了7分钱一个，很多人都不赚钱，小规模的养殖甚至亏损。这时候好多人劝他们见好就收。但经他们几兄弟研究，由于当时原料便宜，成本可以控制在2分钱以内，假如能卖5分钱的话，就有一倍多的利润。站在小规模的养100只、1000只角度上看是赔钱的，但大规模养殖1万只、10万只，就肯定能赚钱。于是他们扩大规模，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在四川新津县古家村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在中国人当时吃的鹌鹑蛋里，每100个中就有1个是他们兄弟养殖场生产的。这个事业他们干了4年，4年里他们赚了1000万人民币。
新的更大商机总是属于眼光敏锐的人。有一次，刘永行到深圳出差，看见一个企业门口的大卡车排着很长很长的队，感到很是奇怪，什么东西那么紧俏？过去一打听，是卖饲料的。
刘永行在搞养殖，一种本能的敏感使他走过去更加详细地打听。那些买饲料的人告诉他那是一种猪饲料，颗粒状的饲料像饼干一样充满香味。这是一种新型产品，说是乳猪吃了，吃一斤会长一斤的，真是神奇！
刘永行又看看游龙一样的长长车队，发现还有来自四川的车，一种亲切的兴奋感油然而生。那些买饲料的人又告诉他说：“要买这饲料还真不容易，得请客，送礼，提前预约，交定钱，签合同，要排队等十几天！”
刘永行又问了一下价格，更是惊人：那东西竟然比大米的价格还高！
刘永行的心沸腾了，这是一个多么广阔的市场前景呀！他回到家里，便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想法给兄弟们讲了。刘氏兄弟很快做出决策，杀掉所有鹌鹑，关闭养殖场。
1987年，他们把养殖场的全部资产转而投入到生产饲料的新行业中。仅用了两年时间，他们生产的饲料就以优质的产品质量和低廉的价格迅速占领了市场，营销网终遍布全国各地，创建了中国第一家以生产饲料为主的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
具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就能发现商机。把握这个机会，很可能就会改变你的一生，从平凡走向辉煌。
计谋6：眼光要看得准
商家的眼光首先要看得准，也就是要在茫茫商海中准确发现既适合自己去做，又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的门路。
胡雪岩连一两银子的本钱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想自立门户当老板，这是一种气魄；而他刚自立门户，就要开办自己的钱庄，更见他不同于一般人的准确商业眼光。胡雪岩要办钱庄，不仅是因为他熟悉钱庄这一行当，更重要的是他看准了开钱庄不仅是他能够安身立业的一桩生意，而且也是他大显身手、不断开拓事业的一个稳定长久的财源。
钱庄之所以大有可为，在胡雪岩看来有以下原因：
其一，当时正在闹太平天国，闹小刀会，长江中下游及中国东南一带常有战事。兵荒马乱之中市面波动极大，一般的生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但对于钱庄来说，市面波动大，银价起落也大，低进高出的机会也就多，银票汇兑进出之间都大有赚头。正如胡雪岩自己所说：“只要看得准，兑进兑出，两面好赚。”
其二，此时虽然没有本钱，但王有龄外放去做州县只是早晚的事。他相信，即使王有龄仕途坎坷，自己也有能力帮助他腾达。自己现在只要有几千两银子把钱庄场面撑起来，等王有龄一放了州县，他的钱庄就可以代理王有龄那个州县的公库，也就是代为料理那个州县的公款往来。按照惯例，代理公库不付利息，等于是白借公家的银子作为自己生意的本钱。
胡雪岩的这一眼光是相当准的：他能在别人看不到“戏”的地方看出“戏”来，由战事影响银价起落看到钱庄的前景。很多人在兵荒马乱时，都只能想到如何保住自己已有的饭碗，怎么会想到这市面不稳之中还隐藏着有势可借、有机可乘的发财机会呢？
其实，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时期，金融业总是百业发展的龙头。晚清以来，西方的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和社会科学纷纷以洋货输入、传教布道、设立租界、出国考察以及新式报刊等渠道传入中国，冲击了传统的“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斗富竞奢成为社会追捧的时尚，经商获利成为人们普遍的趋向。中国正处于由小农经济向近代城市商品经济转型的时期，而东南沿海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胡雪岩眼光的准确。他的钱庄一开始就显出极旺的势头，王有龄不久也真的外放了湖州知府，让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代理公库的好处。从此，他的钱庄也如滚雪球般地发展起来，最终成为他庞大经贸帝国的基础。
像前面克洛和刘永行的故事也是商业眼光准的典型案例。敏锐的商业眼光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看得准，不能似是而非，否则我们将走许多弯路。
张树新，这个因为一个叫“瀛海威”的企业而名扬天下的女子，如今的头衔是北京联合运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专门做媒体、互联网、电信领域的投资——三个在今天的国际投资者眼中几乎等同于金矿的领域。她在回忆自己的创业之路时，对此深有感触。
张树新毕业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做什么，经常有人问：“张树新，你这一生是不是设计好的？”张树新说：“肯定不是。”
张树新是学理科的，学习成绩好，许多人认为她应该去做科学家。但她发现自己不适合，于是排除不做了。她在学校的时候，做过校学生会主席，做过学生会的党总支书记，另外，19岁时她已经入了党，于是她身边所有的人都认为她应该从政。但是张树新又觉得这要牺牲很多个性，不能那么自由，于是她又不能做。专业不能做，又不能走仕途，于是张树新不知道该做什么。当时可选择的道路也很少。后来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她去《中国科学报》做了记者。
她又是一个不成功的记者。1986年到了报社，不久，她发现这是一个八十多个人只办一份周报的报社。那里所有的人，尤其是很多女同事，每天就是打毛衣、聊天，大家讲的都是孩子、房子……她觉得很无聊。
张树新是个个性很强的女孩。她妹妹曾同她念同一所中学，但妹妹特别恨她，因为她感到自己永远活在姐姐的阴影下，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张树新的妹妹。在大学里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她连女孩都不是。她记得他们班男同学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将来谁敢要张树新。
传媒觉得她的形象一直很另类。她也从来不去关心别人是不是觉得自己形象好，她很关心自己是不是当时感觉很好，仅此而已。因此，在1986年她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她选择了结婚，选择了生孩子。
1987年，报社进行改革，领导才突然发现她是一个人才，已经待了一年多，对报社情况也了解，而且居然把结婚、生孩子这些女同志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领导觉得她可以用很长时间，于是就开始用她。
张树新先去了总编室，然后又跑记者部，后来又去做发行，做完发行，又去做广告。
一个不想当官，不用再入党的人，又很能干，又不跟任何人争。而这个时候又没有按劳分配，因为所有人的工资是死的，也没什么奖金，于是和所有人都没有矛盾。但是你也成就不了什么事情。张树新在这家报社做了3年，自以为可以当总编，而没有人让她当总编，就离开了，到了科学院的高技术企业局。
在企业局，张树新也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她不挡任何人的路，又很能干，非常任劳任怨，而且非常敬业。有一次三天三夜写了个10万字的报告。然而，在机关待久了，她又突然发现，我们今天研究的东西明天还会研究，后天会发现，我们又把这些东西重来了一遍。于是她突然觉得自己的工作成就和价值有问题，加上经济太穷，1991年，她开始“下海”了。
她“下海”的第一家公司是天树策划公司。为什么人们“下海”的第一桶金常常去做策划？因为这是无本生意，不需要资产，几乎可以上来就开张。同时，她清楚计划体制，清楚怎么帮助一些在体制外的企业和体制内对接，比如你怎么去报计划，怎么去报火炬计划，怎么去报国家的计改办，怎么能够去和体制内的一些资源对接。由于张树新出身体制内，且头脑灵活，对市场有感觉，于是她以最快的速度形成了这种基本的顾问和策划业务，介入了很多企业的规划和顾问咨询的工作，掘得了她的第一桶金。
当这个顾问做完之后，她就想，自己能不能做一个很好的企业，这个企业可以持续发展。这个时候很难设计商业模式，只是看得准机会。
她做的第一个行业就是寻呼通信，这是中国最早的开放的通信行业。1992、1993年的时候，寻呼机是紧俏商品，最早时候一个中文寻呼机卖到4000多块钱。但她在做寻呼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做不大的行业，因为寻呼渐渐要求全国联网，这时候就要求有全国统一的频率，但是一个民营寻呼台是不可能拿到大频率的。因为它的行业基础决定了它不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企业，就像我们今天看到VCD行业已经全军覆没了。于是她又做起了互联网，创立了“瀛海威”。
在头一波互联网波动中，由于对资本的无知她犯了很多错误，最后导致了“瀛海威”的覆灭。后来张树新在总结其教训时说：
首先，这个企业的一个错误就在于一个企业承担了一个行业的责任，这个企业其实是承担了整个行业的教育的责任。当时瀛海威的全国的分店曾经都叫科教馆，就是每个星期7天12小时开业，就是来教育大家能做什么，我们当时是充满了企业理想，充满了这种行业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是这样一个状态。
其次，就是它的基础资源是电信资源。但是那个时候连信息产业部都没有，当时叫邮电部，信息产业部是在1998年以后重组成立的，在这样一个情形下，电信资源本身是垄断的。那么，你的所有基础，比如说拨号上网的继线，你所有骨干网的基础线路全部是电信一家垄断，它的成本价格几乎决定了你的所有运行成本。
最后，那时候用户基础群太少，我们前两年看到的IDG统计报告，中国已经有3300万的互联网用户，那时候还不到10万人。一个3000万人的市场和一个10万人的市场如何比呢？3000万人当中即使有1%的人来消费你的服务，就会有30万人，但是10万人中的1%呢？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市场规模的情况下，你的商业模式的服务本身是不具有现金支持基础的。
张树新的教训，从反面向我们警示生意场上商业眼光准确的重要性。
眼光要看得准，这是一个商人成功把握商机的关键。
计谋7：眼光要看得远
胡雪岩说：“一个生意人的眼光，看得到一省，就能做一省的生意；看得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的生意；看得到国外，就能做外国的生意。”
这是讲生意人的眼光，除了要看得准外，还要看得远。这也是一个大商人必须具备的智谋。胡雪岩对其生丝生意的筹划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胡雪岩送王有龄到湖州去上任，又雇请了阿珠家的客船。说来也巧，湖州本是江浙一带有名的蚕丝产地，产出的蚕丝号称“天下第一”，连洋人也十分看好，而那里正是阿珠的家乡。阿珠娘已随阿珠爹经营客船几十年，自小耳濡目染，也颇懂得一些关于养蚕、缫丝甚至茧丝生意的事情。胡雪岩在阿珠家的客船上与阿珠娘的一席交谈，不仅促成了他涉足生丝生意的决心，而且有了一个长远的通盘打算。
首先，胡雪岩立即就和阿珠娘商量，自己出资请阿珠父母出面做“丝主人”，在湖州开办一家丝行，自己做“丝客人”，并要求他们此次一回湖州就着手操办一切事宜。胡雪岩这样安排，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王有龄已经被派任湖州知府，由于自己和王有龄的特殊关系已经众人皆知，所以要避嫌；二是他准备将来就以代理的湖州公库资金买丝，然后在杭州“变现”，解往“藩库”，这样又等于是做无本生意——湖州的公款本来就要解往省城杭州，交付“藩库”并不为过，如此一来，死款变成了活钱。现就能用它作本周转，何乐不为？这一眼光，不可谓看得不远。
其次，胡雪岩还看到了更远的——在生丝生意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想到了销“洋庄”，也就是和洋人做生意，组织生丝出口。自晚清开埠后，中国、欧美及日本的贸易以江南丝为主，随着十七八世纪西方纺织工业的飞速发展，生丝需求量更是日益增大，经由上海外销的江南丝、绸，又在整个上海“洋庄”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治、光绪年间，仅江苏镇江以丝绸行销至欧美、日本者，岁入数百万两白银。胡雪岩要销“洋庄”，就是要将上万两的丝囤积起来，等价钱好时卖给洋人，这样更有赚头。
再次，胡雪岩还看到了销“洋庄”的风险，并筹划好了化解风险的方法。销“洋庄”囤积生丝，需要的本钱很大。洋人也不是傻瓜，表面上不说你的要价高，跟你虚与周旋，暗地里再去寻找门路，总有那些吃本太重、急于求现的人，肯杀价出售自己的货。这样，弄不好与洋人的生意没做成，自己的货反而售不出去。
为此，胡雪岩想，做生意就怕心不齐，如果与洋人做丝生意的“洋庄”能像阿珠娘说的“茧行收茧”一样，同行公议，就是一个价，愿意就做，不愿意就不做，洋人也就不得不服帖了。
对于那些本钱不足，因周转不灵而急于脱货求现的商行，也有办法解决：一是出价收购，同样的价格，你要卖给洋人，不如卖给我。二是对方如果不接受收购，则可以约定不卖给洋人。我这里有钱庄作后盾，可以让你用货物做抵押，贷款救急，洋人就范，货物出脱之后再还。“洋庄”丝价卖得好，能多赚钱谁不乐意！假如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有人要把自己的货杀价卖给洋人，那就一定是暗中收受了洋人的好处，吃里扒外，自贬身价，可以鼓励同行跟他断绝往来，如此一来，这样的人在同行中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胡雪岩的这一构想真可谓有远见、有气魄，他后来的生意就证明这一构想也确实见地不凡，且行之有效。他的第一笔生丝“洋庄”生意，就是在这一构想下完成的，赚了18万两银子。数年之后，胡雪岩的生丝生意成为他仅次于钱庄的重要商务领域，且一直以外贸为主。他的确把生意做到了国外。
李嘉诚也十分强调生意人的眼光，他说：“做生意最重要的诀窍就是要有远见。当你看清自己所搞的行业已经无法继续成长时，就要准备跨到其他行业上去。转换行业时，太快也不好，太慢也不行。虽然做生意本来是为了赚钱，如果自己搞好行业能够飞黄腾达，则更是令人心满意足。”
1972年10月，香港股价猛涨，不少持股者按兵不动，等待最高价的到来再抛出，更有许多人踊跃购入，希望趁机大捞一把。但李嘉诚这时已经看见了这股高潮的尽头，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公司25%的股份全部抛出，将获取的大量现金全部投入了一个在当时人们看来还比较冷门的行业——房地产业。
当时香港的房地产业已经沉寂了很多年，十分冷清，一般的投资者都认为李嘉诚的行为有点疯狂，不可思议。但李嘉诚却看见了房地产业不久将迎来发展的高潮，物极必反，率先进入一个潜在的、即将迅猛发展的领域，要比驻足于现有的成功更为有利，也更有发展前途。
果然，后来房地产的迅猛发展为李嘉诚带来了巨额利润。其实，早在进军房地产业之前，李嘉诚就曾多次以遥远的眼光采用出奇制胜的经商技巧而战果辉煌。
20世纪50年代末期，生产塑胶花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不但许多厂家进军这一行业，就连街头巷尾的妇孺也踊跃参加塑胶花制作。而此时，李嘉诚却高瞻远瞩地意识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物极必反，塑胶花市场自然也不会例外。于是他当机立断，马上“转轨”，重新生产塑胶玩具。60年代中期，就在所有的塑胶花生产厂商都为产品大量积压而叫苦连天时，李嘉诚却正浩浩荡荡地进军国际塑胶玩具市场。
一个生意人要想有大的作为，眼光不仅要看得准，而且要超前，要能够看到以后很远的事情，看出变幻莫测的商海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计谋8：视野要开阔
一个生意人的眼光不仅要看得准，看得远，而且要视野开阔。
所谓视野开阔，就是生意人的眼光不能只盯住在自己做着的那一门或那一行上，而能够从三百六十行中准确地发现既适合自己做，又能给自己带来利润的财路。仅仅盯着自己做着的那一门或那一行，即使看得再远，也只能在局限中发展，终归要走进死巷子。
胡雪岩就是一个视野开阔的生意人。
他在开办钱庄，涉足生丝生意后不久，又把目光投向了典当业。胡雪岩投资典当业，首先是他对于那个时代五花八门的生意状况十分了解。在这样一个战乱频繁、饥荒不断的年代，生活于城市之中的人，不要说那些挣一点、吃一点的穷家小户，即使稍微有些积蓄的人家，也会不时陷于困窘之中，急难之时，常常要借典当来渡过难关，这使得典当行遍布于市镇商埠。据《旧京琐记》记载，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仅京城就有“质铺（当铺）几百余家”。以胡雪岩的眼力，不会看不到这样一个大有可为的行当。不过，真正促使胡雪岩投资典当业的直接原因，是他与朱福年的几番交谈。
朱福年是庞二开在上海丝行的“档手”，胡雪岩在联合庞二销“洋庄”的过程中收服了他。这朱福年来自徽州。在中国历史上，典当业的管家，即旧时被称为“朝奉”的，几乎都是徽州人，朱福年的一个叔叔就是朝奉，他因此而熟悉典当业。胡雪岩从朱福年那里知道了许多有关典当业的运作方式以及行规，还知道典当业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行当，比如朱福年就叹息自己当年没有加入典当业，是一个失策，因为“吃典当饭”是三百六十行中最舒服的一行。
与朱福年的交谈坚定了胡雪岩投资典当业的想法。他让朱福年替自己留心典当方面的人才，一回杭州，就在杭州城里开设了第一家当铺——“公济典”。其后没几年，胡雪岩的当铺发展到23家，开设地域涉及浙江、江苏、湖北、湖南等华中、华东大部分地区。
胡雪岩开办典当业，当然不是因为“吃典当饭”舒服。他自己并不亲自经营，而是雇请管家和伙计。胡雪岩开当铺，一方面是为了方便穷人的急难，正如他自己所说：“钱庄是有钱人的当铺，当铺是穷人的钱庄。”另一方面，当铺也是一个利润可观的行业，算算账就可以知道，胡雪岩的当铺进项不小。当铺的资本称为“架本”，按惯例不用银数而以钱数计算。1000文相当于银一两，1万千文即1万两银子。一般的典当业，架本少则5万千文，多则20万千文。胡雪岩开在各地的当铺规模有大有小，平均按10万千文计算，23家典铺仅架本就达230万两银子。再以“架货”折价，架本至少要加倍。这样，胡雪岩的23家当铺，架本至少有450万两银子。450万架本一月周转一次，生息以一分计算，一个月就可以净赚45000两银子，一年就是54万两。而当铺架本周转一次，绝对不止一分息的利润。
因此，当古应春替胡雪岩算了这笔账之后，对胡雪岩说：“小爷叔叫我别样生意都不做，光是经营这23家典当好了！”
如此算来，典当业也是胡雪岩为自己找到的一条能够赚钱的投资渠道。如果将典当业经营好，胡雪岩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难怪被称为女中豪杰的七姑奶奶也会由衷地赞叹胡雪岩的眼光“才真叫眼光”。
希望集团刘氏兄弟也是生意场上眼光非常开阔的人。
1992年，他们准备向全国发展。刘永行在董事会上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不可以把积累的资金、技术、人才运用我们这些年积累的经验，像外国的跨国公司一样，办一系列的公司，把公司发展到全国去。”
董事会通过了他的提议，开始了公司改革，办了一系列的合资公司。1995年以后，他们已经拥有26个工厂。
他们具有发展的空间，却没有足够的时间，为了加速发展，刘永行提出了二次分家。他们要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复制他们的希望公司。刘永行获得了华北、华东和东北建厂的地域，效益经济已经形成。刘永行决定，在饲料上，他们要逐步走上独资办厂的方向，建立新工厂，购买工厂，租赁工厂等，但是不与别人合资，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营销、生产的规模化网络，“希望”的系统已经具有了牢固的基石，独资对他们有利，而且他们已经有能力独资。1998年以前，他们的主业是饲料生产。1998年以后，主业发展完成，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寻找第二主业。他们选择了一些品牌，一些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投资做股东，他们参与到别人的企业中谋求另一个方向的发展，利用别人发展。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来支撑主业发展。比如2001年他们在光明乳业投资3000万当月就分红35万，预计的前景更为可观。
20年的发展历程，希望集团刘氏兄弟走的是一条平稳的发展道路，以最初的1000万资金发展到现在，他们在全国已有一百多个企业，涉及饲料、房地产、乳业、金融等许多行业，眼界开阔而有条不紊，稳扎稳打，财路越走越宽广。其成功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计谋9：把握时局是头等大事
胡雪岩在谈到自己的经商计谋时，曾说：“做生意，把握时事大局是头等大事。”
这是很有见地的。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闻名天下的“红顶商人”，是和他能够把握时事大局分不开的。
首先，“时势造英雄”。胡雪岩所处的时代为他的成功提供了一片不可多得的土壤。他出生于1823年（清道光三年），卒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这一时期，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还未结束，朝廷昏庸，国家积贫积弱，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层出不穷，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
内忧外患使清王朝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中国东南地区战火不断，死亡枕藉，人民流离失所；旱、涝、蝗疫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饿殍遍野；再加上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内战军费以及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度恶化。国库空虚使清政府事事作难，同时也给富有的商人介入国家大事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另一方面，自晚清以来，由于西方物质文明纷纷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经商开始成为人们普遍的趋向；同时，伴随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应当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特别是借鉴西方列强以商富国的经验。这些都为新一代商人施展拳脚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因此可以说，正是这种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为胡雪岩的出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其次，“识时务者为俊杰”，真正使胡雪岩获得成功的，则是他对这一时期时势大局的把握。
由于对上述时势大局的认识，他在经商活动中，紧紧依靠官府，同时又给官府大力的支援。从资助王有龄开始，他先后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甚至策划中外联合共同镇压太平天国、上海小刀会，后来又力劝左宗棠设立上海转运局，帮助他镇压捻军、陕甘回民起义以及平定新疆叛乱。由于胡雪岩为官府立下了重大功劳，得到了清政府的嘉许，并为他提供了从事商业活动必需的自由选择权和层层保护，使得他左右逢源，将事业越做越大，从南到北，从中国到国外。如果没有清政府的保护，胡雪岩的事业不可能这样辉煌。
胡雪岩准确驾驭时局的卓越才能，首先体现在他与洋人打交道的事情上。
清朝道光咸丰时期，清王朝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优越感被破灭，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吃尽了苦头，丢城失地，军事上节节败退，随之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混乱。
这一突然变故，引起清廷官僚阶层的分化。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官僚阶层起初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竭尽全力维护清政府“天朝大国”的尊严。随着与西方的深入接触，朝廷官员对西方的看法有了分歧。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军事上的强大，畏惧西方的坚船利炮，主张对外采取以“安抚”为主的政策，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不仅丧失了一个国家民族应有的自尊，可悲，可怜；而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洋人，实在是一种主观的臆想，过于天真。有道是“欲壑难填”，西方列强欲瓜分中国的虎狼之心，岂是能够以小恩小惠打发得了的。
另一部分人则坚持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理应自尊自强，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免得洋人得寸进尺。持此观点的朝中大臣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通行，因为清朝吏治腐败，军队无战斗力，加之西方坚船利炮，中西实力差别太大，每逢交战，吃亏的多是平民百姓。
这两部分人都是以清政府的观点看洋人，但都未能正确认识西方，都是“隔”了一层的做法。
胡雪岩在与洋人的多次生意交往中却逐渐认识到，洋人也不过是利之所趋，因而在商业交往过程中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也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满足洋人做生意、发展自由贸易关系的正当要求，但不允许他们为所欲为。
对于洋人的认识不同，其结果实践当然就不一样。胡雪岩与洋人做生意，互惠互利，在洋商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到最后，和洋人做生意的中国人，必须得到胡雪岩的担保，才能为洋人所认可，由此可见胡雪岩在洋场上的极高信用度。
在清朝政府的官员中，与胡雪岩有交往的，何桂清、王有龄等人与胡雪岩的见解极其接近。胡雪岩利用洋人的态度，与曾国藩等人对洋人的反感态度相对，由于观点的不同，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胡雪岩一直是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左宗棠在镇压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以及西方科技的先进之处，对于洋人的看法和观点开始变化，由开始的反对洋人到可以引进西方的军火、先进技术富国强兵，最后积极地要开办洋务，胡雪岩的洋人观终于有了依托。
胡雪岩对整个时势的超前认识和把握，使他做任何事情都能先于别人策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之先，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获得别人无法企及的利润和成就。
事实上，我们看许多成功的商人，都是非常善于把握时势的。像李嘉诚、刘永行等都是驾驭时局的专家。
香港回归前夕，不少眼光短浅的商人以为香港的末日到了，纷纷将资本从香港撤出，转投海外。而欧美市场正经济疲软，将资本转投海外，其成效是可想而知的。李嘉诚却以香港回归祖国，看到了香港更加光明的未来。
首先，一国两制的政策使他看到香港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不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一种平稳的过渡。同时在和大陆做生意的十几年交往中，他深知大陆已经走出思想的误区，开始进入比较健康的发展道路，特别是经济建设，一天一个样，全世界也为之瞩目。这正是一片经济热土。而这种势头才刚刚开始，一百年也不会改变的。这样，大陆市场就成了香港经济的最大增长点。离开这样一座金山而另寻生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另外，香港回归中国，从最坏处想，即使香港的经济生活有什么变化，大家都是中国人，同胞之间手足情深，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于是，李嘉诚安心地做着自己的生意，并把那些因欲转向海外而廉价出售的企业、项目、房地产、股票等，尽量地收购。当香港平稳回归完毕，大家看到时局并没有恶化，反而更加安全、兴旺时，才又纷纷回到香港投资、置业，而这时李嘉诚收购的那些资产却因此不知增值上涨了多少倍！
刘永行在国家改革开放之初，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中国百年不变的方向，而不像一般人把握不定、徘徊观望，率先“下海”开始了创业，结果大获成功。进而他又根据不断变化的时势，与时俱进，相应地改进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和方向，事业也因此而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一个成功的商人，往往也是半个社会问题专家。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政治和经济都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两个重要方面。任何一个想在商界有所建树的人，都必须把握时局，驾驭时势。
计谋10：为人真是不可不读书
“为人真是不可不读书”，这是胡雪岩当着朋友嵇鹤龄的面，心悦诚服说出的一句心里话。
胡雪岩之所以有如此感触，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自己早年读书无望，只识得一些常用字。他虽然结识了不少读书人朋友，但还是因为读书太少而很难与他们做畅快而文雅的交谈，甚至有时还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只凭着自己的想象去猜，这自然会闹出笑话，所以他常常在这些读书人朋友面前感到脸上发烫。
另一个原因，是胡雪岩在与朋友如嵇鹤龄、裘丰言等的交往中，确实感到这些人由于知书达理而具有不同一般的见识，使他不得不倾心佩服。比如，他每次与嵇鹤龄长谈都会觉得深有所得，较之与郁四、尤五等江湖朋友在一起的感受大不相同。胡雪岩的不少奇计都源于这些读书人朋友所讲的知识的启发。
由此，胡雪岩是打心眼里佩服读书人，羡慕读书人，也深感为人不可不读书。在他生意发达之后，闲时也常常看看“四书”，读读《史记》、《唐诗三百首》之类，喜欢收藏文物字画及文房四宝，这也不完全是有钱、有闲之后的附庸风雅。
若论赚钱的手段、世事的洞明、人情的练达，胡雪岩的那些朋友可以说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像胡雪岩这样一个看透人情世故和赚钱门道，在生意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商人，居然也会从心底发出“为人真是不可不读书”的感慨，的确让人深思。
有一种观点认为，做生意并不需要读多少书，只要学会人情世故，懂得赚钱的手法，自然可以纵横商界。生活中也确实有大字不识的文盲赚到了大钱，而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下海”却被“淹死”了。这其实并不奇怪。做生意的确更需要商海弄潮的胆识与手腕、世事人情的洞明与练达，而这些东西都不是或者说大多不是从书本里可以学到的。尽管如此，书还是不可不读的。
读书的确是人求知益智的重要途径。书籍是人类文化智慧的库藏，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向导和伴侣。由读书得来的学问不仅可以开发人的天赋，培养人的聪明才智，也可以造就人举措得体的风度。即使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在谈判桌上，没有人会愿意和那些胸无点墨、举止粗鲁、开口就是银子的人打太多的交道。因此，即使是生意人，也不能只知人情世故、懂得赚钱的手段就可以了。为人不可不读书，生意人也不可不读书。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读什么书、怎样读书的问题。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胡雪岩也说：“光是读死书，做八股……倒不如一字不识。”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读死书。书读死了会上当，会成呆子。书上写的都是过去的东西，而我们每个人却生活在现实之中。过去的东西只有与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结合起来，才能转化为我们需要的东西。
同时，还应注意一个不断学习的问题。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生意事业的成败，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竞争。
阳光文化网络电视公司总裁，著名电视主持人才女杨澜对此感触特别深。
杨澜出生于北京，从小生长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园里。1986～1990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1990年刚毕业，她就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良好的文化背景参加了《正大综艺》对主持人的选拔赛，在上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正大综艺》的女主持人。
刚刚主持一个月，批评信就雪片般地飞来，她一辈子也没有受到那么多人指手画脚。经过一年左右，这种状况才慢慢结束。她也学会了接纳：这个世界上人太多了，如果想讨好每一个人，那你自己就什么都不是了。在《正大综艺》的4年里，她逐渐成长为一名睿智果敢、收放自如的知识型主持人，也为该栏目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创造了收视之冠的佳绩。她本人也于1994年获得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
但在一片叫好声中，杨澜并没有被这些荣誉冲昏头脑，她理智地认识到，主持人的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有吃青春饭的特征，如果不继续努力充实自己，主持生涯自然是短暂的。于是杨澜急流勇退，放下了中央电视台的“金话筒”，放弃了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发展机会，选择了出国留学，重新开始了学习生涯。当时很多人都替她惋惜，但是杨澜却说：“没有新鲜的话可说了，我知道那就是自己应该闭嘴的时候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杨澜的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她刚去美国的时候，读了半年的电影制作课程，后来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国际传媒。她在简陋的宿舍里开始了艰苦的学习过程。她曾彻夜不眠地写论文，也曾痛苦地怀疑过自己苦兮兮重新做学生到底为了什么？但当她的辛苦换来新闻写作课第一个10分时，她突然明白了得大于失。她感到自己曾经放弃的“小小浮名”根本无法与真实的长进相提并论。
她在美国大学里收获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个性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在国内的时候，受社会的潜移默化和父母教育的影响，她一直循规蹈矩，在学校是个好学生，在单位是个好同事。到美国后，她发现世界上原本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思维方法。她不再偏执自己以前一贯接受的观点了。
1996年夏天，她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制片人莫利斯·莫米德共同制作，导演了纪录片《2000年那一班》，此节目1997年1月24日在哥伦比亚电视网晚7点黄金档向全美播出，创下了亚洲主持人进入美国主流媒体之先河。同年，杨澜又与上海东方电视台合作，制作了每周一期的《杨澜视线》，介绍美国文化与社会。该节目成功发行全国52个省市电视台，收视率在各地文艺节目中均获不俗成绩。同年7月，杨澜又被选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校董，成为这所美国长青藤名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董事。1997年4月，她加盟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运用自己驾驭历史性、专题性电视节目的能力，一改以往电视主持人的被动地位，调动和吸引了观众和广告商，使传播、经营两丰收。1999年9月，杨澜从凤凰台辞职，组建了阳光文化网络电视公司。2000年4月，阳光股份在香港证交所借壳上市，同年11月阳光公司总市值为79亿港元，杨澜作为公司董事会主席占35%的股份，市值6300万港元，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50强。
一个人既不能不读书，同时也要记住去读现实生活这部大书，要不断学习，与时俱进。一般人要懂得这一点，生意人，特别是渴望有大成就的生意人更要懂得这一点。把读书与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结合起来，才能造就敏锐的商业眼光，无往而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