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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作
“叶匡政投下2006中国文坛重磅炸弹：文学已死！中国现代文学从2006年已不复存在”，当新浪博客以此为标题，爆料诗人叶匡政发表文章《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宣告“文学死了”引发探讨、议论，一时间普通网民、文学评论家、知名学者等各界人士纷纷加入到讨论中，学界迅速掀起了一股关于文学生存现状的争议热潮。而此后不久，叶匡政又再次发文《揭露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称不仅文学死了，包括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教授、作家协会、作家、文学奖等在内的“文学项目”都已经死亡，每一项下面还列举了死因。叶匡政的系列言论引起哄然大波，新浪博客在推出这一争论事件时，又分“支持”“反对”“思考”三个版块“配发”了12篇回应文章，还另附加了一篇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文章《结束语：一切才刚刚开始》。同一时间，在网络各大论坛上，广大网民积极发帖、跟帖，渴望发言道出自己的认识和观点，除了网上讨论迅速蔓延，纸质媒体也随后跟进。争论中，支持者与驳斥者可谓针锋相对。支持者认为叶匡政点到了当代文学的一些“痛处”，而驳斥者则反问：屈原、李白、曹雪芹、鲁迅虽然伟大，谁敢保证以后不会被人超越？
在叶文中，诗人疾呼“文学死了”，将文学比喻为一只旧时代的恐龙，宣称“这个曾经傲视其他文字的庞然大物，它已经死了，它的躯体正在腐烂。”叶匡政洋洋洒洒写下这3000多字，从传播媒介、创作主体、创作方式、读者反应、文学内容等诸多方面，反复论证、强调其所宣扬的“文学死了”这一观点。不久后，他还于现代文学馆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建构专题”研讨会上宣读了这篇文章。在对这句话进行解释时，他说道，文学“就像1919年以后的文言文和古体诗，就像我们今天的邮票，它似乎还活在一些人中间，但已丧失了任何存在的意义”。而在谈到这句话的意义时，他称“文学已提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们每个人都重新获得了创造自己文本的权利”，认为网络聊天记录、博客短文与回帖、手机短信等“都与所谓的文学有着同样的地位”，都将成为新的经典，进而发出“一个人人平等的互动文本时代已经到来”这样一个似乎属总结性质的论断。
对于叶文中的相关论述，有一些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和现实性的。他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由网络、电视、手机共同组成的电子媒介时代”，而且新媒介（数字媒介）正以不可逆转之势冲击着文坛，刺激着文学的变迁。他还发现了商业出版的发达，加之一批作家、学者、批评家的“努力”推波助澜，文学已被高高供起，变得“不可一世”，而源于生活的质朴文本，却只能活在“民间语文”的这顶帽子下。他也认识到，“由社会分工决定了身份的文艺家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主体，取而代之的将是超越日常身份而相互交往的网民”（6）。在文中，叶匡政认为对文学的界定直接约束真正的文学发展，使文学被供养着，成为部分人的文学，甚至成为某些人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文学已经失去存在意义，云云。文章对文学现状的阐述和批判是没有大错误的，当下文学的发展的确逐渐偏离“民间”，成为了部分人的“贵族文学”，而真正的文学根在“民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学的发展，文学和创作也出现了畸形，文学的“民间”创作姿态受到鄙弃，只有回归“民间”才是文学的前景所在。在这里，我们不能否定叶匡政的确指出了当代文学的一些“痛处”，触到了几分文学发展的瓶颈，这或许也是支持者认同这一观点的主要原因。
然而，仅仅依靠对文学现状的这几分微妙发现和把握，叶匡政便大胆做出“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这样的结论，还对文学予以全盘否定，这似乎毫无道理，而且很片面、野蛮。2006年10月24日，当叶文刚被贴出来，其“文学死了”这一观点刚进入人们的视野，便四座皆惊，惹来大批反对、驳斥之言。对于叶文中谈到的“由网络、电视、手机共同组成的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促使文学界定消失而成就了“互动文本”这一观点，反对者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就“互动文本”作为一个概括性的、以电子媒介为传播途径的集合文字概念而言，是存在着太多漏洞的。如果说文学越来越走向一个“贵族”畸形的极端，丧失了“民间”色彩，从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进而丧失了生机活力和存在意义的话，那么“互动文本”显然就将走向另一个文字低俗化和无节制化的极端。这并不是叶文中所解释的只是“抗拒新媒介的诞生”的借口，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另一方面，面对新媒介的大规模挺进，文学也从来没有排斥、拒绝，相反却在创作主体的积极努力下，去逐渐地适应这些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并从中找出一条回归的道路。通过电子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文本互动”和文学回归，这仅仅是探寻回归方法和途径的一种尝试，决不能替代文学，甚至因此否定文学。反对者还指责面对当下文学远离“民间”，文学发展受阻的现实，真正爱文学、懂得文学的人应该怀着宽容、理解的心态，努力帮助文学回归“民间”，对文学的发展前景抱有期待和希望，而叶匡政的所言所为却是直接否定文学，迫不及待地给文学献祭文，积极主动地撰写起“互动文本”的宣言。在众多的反对者中有两个人值得我们一提，其中一位是与叶匡政相识、名叫周瑟瑟的诗人。她在看到叶文后发表了一篇回应文章《文学不死论》，并在文中爆料叶匡政实际上是幕后的出版人，曾出版过残雪、刘索拉等人的书，“叶匡政靠出版长篇小说就赚了不下百万银子，现在居然说什么文学死了！”而另一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陈晓明指出“小说已死”或“文学已死”这样的话题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曾被美国文学评论家提出来谈论过，而自己在3年前和10年前也分别写文章回应过这样的问题。对于叶匡政如今“煞有介事”地发文大谈“文学死了”，他表示很不以为然，认为“网络上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惊人之论，又抓住一根热闹的稻草，这实在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而且“这个老话题早就该死”。
89.陆志坚发出“别让网络文学垃圾污染公众心灵”的呼吁
2007年6月12日，陆志坚在光明网发布“别让网络文学垃圾污染公众心灵”的呼吁，指出时下的社会，光怪陆离，眼花缭乱，出错也出位，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将人价值的多元演绎到了淋漓尽致、形形色色的地步。而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诸如“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咸湿文学”“叫喊文学”“青春疼痛文学”等，更是将庸俗与高尚、低级与尊贵、审美与逐俗完全颠倒起来，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污染公众眼球。尤其是点击网上，令人作呕的小说题目更是铺天盖地，如《透过内衣抚摩你》《玩遍美女》《脱光了等你》《和日本女生多夜情》《艳体缠绵》《美女护士上了我的床》《张开你的双腿》《我的禽兽性爱生活》《在高潮中死去》等等。面对如此混浊的网络环境，有网友气愤地指责，这不是文明进步，是色情泛滥，是道德蒙羞，该治治那些垃圾作家了。
点评：
应有一种建设性心态
近年来，在新媒介的强势到来与冲击下，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普及和“手机一族”阵容的不断壮大，网络文学、手机小说、博客书写、电脑程序创作、赛博朋客小说、多媒体和超文本文学实验等数字媒介文学纷纷在文坛浮现，一时间可谓“一片红火”。而与此同时，传统文学则呈现出相对低靡、疲惫之态。网络文学作为数字媒介文学的主打形态，又是文学转型下网络与文学“联姻”的产物，如今正以“高调”、强势的姿态迅速发展。面对这一现状，有学者认为“新媒体文学毕竟是一股文学新风。首先，新媒体文学是文学从精英文学向大众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现象。其次，新媒体文学或许可以带动传统文学的繁荣”。但也有人担忧新媒体文学“总体上文学性不是很高”，“有泡沫”，存在着“‘文学’膨胀与‘文学性’匮乏的落差”，“写作自由与承担虚位的矛盾”以及“‘艺术正向’与‘市场焦虑’的困惑”三方面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评论家陆志坚便撰文大声疾呼“别让网络文学垃圾污染公众心灵”，发出真诚而深情的呼唤。
在这篇呼吁净化网络文学环境的文章中，作者直接表达出对当下网络阅读环境的深切担忧。他认为，在网络上，从文学题目到作品内容，有的尽是粗俗、可鄙，是非暧昧、美丑颠倒、价值真空，各种恶意炒作、矫情作秀、搔首弄姿、曲意迎合、媚俗乏味的文学垃圾肆意充斥。作者还强烈指责当面对文学创作的暂时“疲惫与消沉”和物欲名利的诱惑时，一些作家“终于”按捺不下“寂寞”，开始进行时髦的网络创作，既不关注体验现实生活，也不追求塑造人的灵魂，仅仅致力于“眼球效应”，完全抛弃自身社会责任和道德诉求，违逆作为社会个体应有的操守和价值理念。他们断章取义“庸俗是庸俗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话，自以为是地在悖离、颠覆与挑战、突破之间划等号，企图依靠对暴力艳情等内容的“挑战”和对传统阅读趣味的“突破”，搏出位、获出版、争出名。最后，作者直言网络环境的混浊急需清理与净化，对那些垃圾作家加以管制和规范也是时候了。
对于陆志坚的这些观点，我们认为是有一定价值的，也很及时。如今，新媒介刺激之下文学转型，网络文学“异军突起”，加速发展，而快意书写、批量生产和自由发表无疑在“壮大”网络文学数量和规模的同时，为其“注水”，存留下隐患，网络文学创作的近乎游戏般的随意性和自由参与性也被人们形象地冠之以“心情留言板”。在这样的情况下，陆志坚发出“别让网络文学垃圾污染公众心灵”呼吁，恰能给那些为网络文学正蓬勃发展、成长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甚至是“欺骗”的人们以警醒，破除自以为是和盲目乐观的自足心态，及时唤起他们的主体能动意识，积极参与“监督”和管理，努力把互联网建设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对外宣传的新渠道。然而，也必须指出的是，陆志坚在直言网络迅速发展下网络环境一系列令人堪忧的现状时，言语间也有些偏激、夸张的成分。我们承认网络阅读环境中的确存在着不少“藏污纳垢”的地方和像《有了快感不敢喊》这样的“流氓小说”、低俗作品，也理解、认可作者的初衷和担忧，事实上我们也期待着网络文化在繁荣发展的同时能够实现网络的文明，但其因此便否定整个网络文学的言行却让我们有些无法认同，因为时至今天，网络的发展和网络文学的勃兴，已如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不是某个人或某种势力就能左右得了的。而且，新生事物在发展之初，又有哪个不是优势与缺陷并存的呢？
与陆志坚的呼吁相关，4个月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原创·原典·原生态：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艺”理论研讨会上，以“文学的死亡与蝶化”为主题发言时提出文学的衰退是其自身的蜕变的观点。他对自己3年来一直认为文学已经走向衰败的想法作出检讨，并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而事实应该是文学正在进行着一次蜕变。他具体谈道：“文学是个伟大的幽灵，它到处寻找寄主，第一次它选择了人的身体，用舌头语言展开，而第二次它选择了平面书写，催生了文字文学。如今，它又进入了第三次迁居，寻找新的寄主。”毫无疑问，在朱大可的这句话中所提到的“新的寄主”便是网络。他还进一步指出，文学正在进行的就好像是一场蝴蝶的蜕变，然后它会重返文学现场。
结合如今全球化语境中，西方文化主流的压力、市场经济的挤压和文化的提升三方面引发文化危机的严峻情势，我们认为朱大可的观点反映出他对新媒介冲击文坛、刺激文学转型的必然性的高度理解和认同，对于“置身于二代文学，进入一个全新的多媒体当中”的他而言，面对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除了像很多其他文学工作者那样感到忧虑外，他似乎还比较乐观，他能够清醒地发现并充分认识到文学的焦虑与困境，同时还在积极努力探寻着文学的新生。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应有的建设性心态。
90.陶东风：少数作家“倒下去”，千万“写手”站起来
2008年10月8日，陶东风在《中华读书报》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少数作家“倒下去”，千万“写手”站起来》一文说，大量“网络写手”和“网络游民”不是职业作家，但是往往比职业作家更加活跃。这是人人可以参加的文学狂欢节，是彻底的去精英化的文学。网络造成的最戏剧性的去精英化效果，就是“作家”“文人”这个身份、符号和职业大面积通胀和贬值，这是对于由浪漫主义所创造，并在中国的8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作家、艺术家神话的一个极大冲击。由于媒介手段的普及，今天的文学大门几乎向所有人开放，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具有特殊才能的精英群体。于是文学被“祛魅”了，作家被“祛魅”了。笼罩在“作家”这个名称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作家也非职业化了。在少数作家“倒下”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写手”站了起来。
点评：
文学的变数
陶东风在《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少数作家“倒下去”，千万“写手”站起来》一文中，首先从某种非常概括的意义上，通过精英化和去精英化两个关键词对新时期文学30年加以概括、梳理，并作进一步内部划分。他认为精英化的过程发生在“新时期”的第一个10年（约80年代），其核心是通过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民粹主义思潮，否定以“样板戏”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文学”，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论，确立精英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的统治地位。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流行，新传播媒介日益普及，这一切使得精英文化陷入极大危机，中国文学便开始进入去精英化时期。经过对新时期文学30年的简要梳理和阐述后，作者接着指出大众传播，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给新时期文学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由于新媒介的冲击，精英对于媒介的垄断自此被打破，网络的可触易得和便捷高效使得写作与发表成为大众化活动，而不再是垄断性活动，作家也被从高高在上的云端拉回平凡现实的地面。进而，作者以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来概括、描述新世纪的文学景观，还直言文化和文学的民主化背后是大众参与文学的无力。自主、自律的精英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的权威性和神圣性被解体，陶东风称之为“去精英化”，又名“祛魅”。
在陶文发表后第二日，张英等在《南方周末》撰文讲述了作家陈村对网络文学10年发展的失望。10年来，“网络文学从过去的星火燎原到今天的兴旺发达”，他是亲眼目睹的。在回忆中，他痛心地指出网络并未如他所期盼的那样，刺激着很多人“在小说观念和形式上”做出“努力”，反而却“无礼”地将文字拖入一次性消费中，使文学沦为“快餐”。而在市场商业化运作下，点击率、出版版税等竟成为作家们急迫关心的焦点，网络文学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已经在由艺术向商业利润的转变中变得毫无存在意义，似乎不知从何时起文学的价值要由鼠标的点击来体现和完成。陈村还坦言网络文学的10年发展只是在文体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艺术手法方面却是缺乏创新的，他直指网络文学对人的认识太过浅薄，至今尚未能够超越传统文学中的那些顶尖作品。
就以上两篇文章所述，我们以为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谈到了网络文学发展的某些方面，其中不乏中肯的评论和独到的见解，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针对他们的观点，我们也谈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批量写作与自由发表，作家身份遭质疑。当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媒介大规模挺进文坛，网络在促进文学转型的同时，不仅为广大网民提供了阅读获取知识的便捷，也为他们化身所谓“作家”，进行所谓“文学创作”和发表提供了可能。在网络空间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作家或者我们可以为其美名曰“精英”失去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垄断能力，而很多网际“冲浪”的“三无”（无身份、无性别、无年龄）网民转身成为了网络文学的创作主体。正如陶文中所述的，“大量‘网络写手’和‘网络游民’不是职业作家，但是往往比职业作家更加活跃”。“由于媒介手段的普及，今天的文学大门几乎向所有人开放，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具有特殊才能的精英群体。”写作自此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表达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然而，伴随全民写作时代的到来，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不负责任的宣泄、谩骂，一些网民撕下了日常生活中的道德面纱，摆脱掉现实社会的角色责任，肆无忌惮、毫无保留地“袒露心性”，“释放情怀”。有学者不禁要怀疑“网络究竟是打破了表达的壁垒，还是提供了宣泄的平台？”陶东风认为网络的这种“去精英化”所带来的人人都能当作家的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的确，一方面，写作的这种“去精英化”无疑促进了文化的民主化和文学的大众化，使得“平民话语终于有机会同高贵的小圈子精英话语并存”，表达拥有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但另一方面，全民参与下表达、写作的无约束和发表的无门槛便是它直接作用的结果，而出现所谓的“网络排泄”也是可以早早预见的。网络创作看着一身轻松，实际上却是过于轻松。“灵魂的工程师”“社会良知的代言人”等定位早已被一些人所遗弃，在对张扬自由与个性的追求中，他们放弃了文学应该有的艺术承担、人文承担和社会承担，选择化身“撒欢的顽童”，致力于“玩文学”。而他们的书写也只能是降低书写活动的公共意义，呈现出强烈的自娱自乐倾向。对于陶东风所发出的关于少数作家“倒下去”，成千上万“写手”站起来的疾呼，在此我们找到了解释。但是，其言语中闪烁的对这种“去精英化”的过分担忧和贬斥，却是我们不能认同的。当下文学写作中出现的对自由心态、自我表达和自在方式的特别注重固然是有问题的，但我们认为与其大加批评、指责，倒不如仔细思考如何加以规范、改善。
其次，市场运作与商业利润，艺术正向遇困惑。传统的文学写作是少数精英分子在从事的书写活动，而且基本上是职业化的。他们的书写一般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构思、写作、修改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这种活动过程相对而言是平静的、独立的、无关他人的。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大众媒介冲击下所孕育的新媒介文学，它的写作却是平民化的、面向大众的，由于信息化时代社会生活的快节奏和网络的普及与便捷，这一书写过程明显带有快速和即时的特点，甚至是“批量化生产”。而不同于传统写作多属单向性“安静”进行，读者的大量反馈信息很难及时准确地传递到作者的手中，如今借助网络提供的高效便捷，书写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打破，而且二者间原本严格的界限也不再高高“筑起”，读者在阅读完一段文字后可以很方便地及时对其发表评论，而这一行为又使他转化为书写者，双向对话实现了及时反馈，完成了两方的互动。但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网络，特别是商业网站对书写活动的介入，使得文学写作似乎变得有些“浮躁”甚至“变质”。艺术“阵地”开始逐渐沦陷，而商业“大军”大举入驻。网络文学日益被商业化，追求的不再是艺术审美和人文关怀，而向着资本利润靠拢，运用市场价值规律的经济杠杆去极力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正如作家陈村所言，“衡量一位网络作家成就的尺度变成了点击率和能否转化为纸质出版，是否畅销，版税是否高。”有学者认为，“网络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艺术与商业资本接轨与磨合的过程，是跨国文化资本携带文学行囊追寻文化产业资本保值增值的过程。”（7）的确，当面对“艺术正向”与“市场焦虑”的悖论，坚持文学的价值和追求市场利润的博弈时，“鱼和熊掌”如何兼得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与思考的问题。“此时，我们需要找到既能顺应时代媒介变革，又能福佑中国文学前行的建设性维度。”（8）这也是陶东风在对网络写作的“去精英化”表达自己的忧虑之余，陈村在对网络文学10年发展的回忆抒发自己的失望之外，应该认真、仔细去考虑和探索的问题。
91.肖鹰、陈晓明：所谓“网络文学”是“前文学”
2010年1月27日，《中华读书报》报道：日前，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的一次讨论中称，所谓“网络文学”是“前文学”，没有经过准入程序，不能称之为文学，“网络文学”本身就不存在。肖鹰表示，为什么说不存在“网络文学”而只有“网络写作”，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学”这一概念起源于18世纪西欧，特别与当时德国的启蒙思想有关。肖鹰说：“我所说的文学，应该表达人类具有普遍深刻意义的人文情怀，它的标杆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人文理想和艺术水准。”“文学就是严肃的，一个作者的写作如果真是文学，那他一定要有为文学献身的精神，而不是把文学当作谋生的手段。”他认为，现在很多签约网络写手为了“生计”被逼日产数千字，甚至上万字，的确做的只是“码字的文字农民工”。网络写手的“作品”普遍是动漫画、连环画的“看图说字”，破碎、怪诞、空洞，缺少文学之为文学的灵魂。因此，他们只能算是写手，他们写出的是文字，但不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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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你读了吗？
网络文学是文学转型变迁后如此活跃、如此富有生命力的文学“新类”，但是，对于其存在与意义这样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人们却莫衷一是，坚持着各自不同的观点、看法。2010年1月27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的一次讨论中，便指出“所谓‘网络文学’是‘前文学’”，其“本身就不存在”。他坚持，文学应该是“严肃的”，要“表达人类具有普遍深刻意义的人文情怀，它的标杆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人文理想和艺术水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专家学者们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在时刻关注着网络文学发展成长的过程，并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却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找到一个圆满的权威性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此时过早地对其作出判断和定论是不全面、不理性的，毕竟这一文学“新类”自诞生至今仍处于成长的阶段，尚不成熟，还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然而，如果就此便简单地宣布停止争论，似乎又是不利于其良性发展的，而且探讨与争论也不可能就此休止。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基本问题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才使得网络文学自身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断遭受质疑，给人以深刻的“危机感”。
肖鹰与陈晓明两位教授对网络文学的讨论声尚未消歇，网络文学在迈过10年“门槛”时，又迎来了作家麦家的猛烈批评。2010年4月7日，在“网络时代的文学处境”座谈会上，麦家就表达出网络文学里大部分都是垃圾的看法，并直言“如果你给我权力，我要消灭它”。麦家狂批网络文学“注水”，认为网络上的文学作品99.9%都是垃圾，只有“0.1%可能是精品”，而要找出那混合在99.9%里面的“可怜”的0.1%，他的看法是“大海捞针”，甚至这个针最终也将消失掉。麦家的这一“高调发言”再次引发对网络文学价值的关注与争议。一些网络作者感到很委屈，称自己写作冗长是商业化“逼迫”下的产物，直呼“这个行业太难了”，网络写手“骷髅精灵”甚至还发出“网络文学看似繁荣，崩溃其实可能在刹那”的大胆预言。作为国内最大的网络文学运营商，盛大文学CEO侯小强在面对这一批评时也表达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他认为读者在订阅网络作品时会自行进行筛选，作品质量不好即被淘汰，这是一个自我调控机制，而且他还相信网络文学也可以又长又好看。以张角为代表的“前写手”则在一定程度上认同麦家对现今网络文学写作现状的评论，但更坚持网络写作是时代的进步，网络文学早晚会出精品。“不管网络文学有多么垃圾，但我相信将来打败我们的人一定是从网络文学中诞生的”，麦家也这样说。
2011年11月，《中华读书报》又刊登出《鼠标能点击出文学的价值吗？》和《谈发育低下、量多质劣的所谓“网络文学”》两篇文章。前文将网络上的写作讽刺为“鼠标作品”，指责其属于快餐文化。同时认为网络文学“需要评论家的指点与护航，还需要时间老人帮其成熟”。后文则直言“不存在网络文学，只有非文学和文学的区分”，但又并未完全否定它，而是将评判的权力“寄托”给对未来可能性的期盼。事实上，对于网络文学的存在与意义这一问题，多数人的观点并不是完全相左的，他们对于网络文学当下成长境况的担忧和发展前景的期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只是表达的切入点和深化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夸大”了相互间的差异。对网络文学价值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对它的功能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认为，要研究和谈论网络文学，首先要切入网络文学现场，阅读网络文学作品。韩国学者崔宰溶倡导的学者以“学者粉丝”的身份进行“介入性分析”的提议颇具建设性意义，既有效地解决了专业理论与“亲密接触”难以统一的困窘，又为评论者从参与到学习，再到“回归”提出了方向。
92.顾彬：一天写6000个字，能叫文学吗？
2011年8月10日，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在《什么是好的中国文学》的学术报告中表示，据ChinaDaily（《中国日报》）报道，去年在中国内地一共有百万多人说自己是作家、小说家、长篇小说家。他们去年一共发表了400万部小说，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一天能够写6000个字。这么多人真的都能够写好的长篇小说吗？他们在网络发表的东西真的能够叫文学吗？在德国，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会一天写6000个字。托马斯·曼，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一天之内应该完成一页文字。柏林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作家彼得·施奈德（PeterSchneider），他一年才写100页，三四天之内只能够完成一页，四五年才发表一部书。
2011年9月14日，王路在《中华读书报》撰文回应顾彬的观点：完成一个文学作品需要多长时间，这似乎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经验问题。但是竟然能够用它作为评判作家好坏的依据，（是否含有评判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的依据姑且不论），感到不可思议。中国早就有七步赋诗的故事，熟悉欧洲文学的人也知道，巴尔扎克的许多作品写作都是有期限的，他绝不可能像顾彬所说的那样一天写一页。也许在顾彬眼中，曹植、巴尔扎克算不得好作家。当然，“不一定”一词也可以使顾彬将他们排除在自己的结论之外。不过，需要排除的人若是多了，这个论断还有什么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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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的深刻
近年来，有一名异国学者活跃在中国学界，他频繁地前往中国各大城市或参与交流讨论，或进行演讲报告，他就是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先生。2011年8月10日，顾彬受邀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作学术报告，他的报告题目是《什么是好的中国文学》，对此他从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好的语言和如果一个原来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决定要用外语写作会发生什么变化三个方面来阐述。而当谈到当代中国文学所存在的问题时，顾彬认为“主要还是语言问题”，更将矛头指向了长篇小说。他还进一步分析现在一些知名小说家的长篇小说存在着很多毛病，并将问题归咎于写作的速度，认为是因为写得太快导致了作家没有时间去思考内容是否彼此契合，强调给作品提供“休息”时间的必要性。他对将网络发表的东西称作文学也表现出强烈的怀疑，对《中国日报》上一则关于时下网络文学发展和情况的调查分析结果的报道感到不能接受，还以德国一些成功作家的创作经历为范，再次重申写作的速度和时间问题。在顾彬的看法里，“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很长时间写作。如果一个人不能等两三年完成他的作品，他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针对顾彬的评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王路撰文做出了回应。他对顾彬以一个作家完成一部作品所需要的时间长短作为评判该作家好坏的依据的想法感到“不可思议”，并以曹植七步赋诗的故事为例，质疑他的这一论断。在顾彬的《什么是好的中国文学》一文中，他还曾提到一个叫埃里希·弗里德的德国诗人，说该诗人每天可以写出几首诗而且这些诗都非常的简单，虽然埃里希·弗里德最后共发表了一万首诗，但很显然，顾彬对此是不以为然的，他甚至还指责“一个好的诗人不可能发表这么多”。顾彬有意提到此人的创作经历，明显是在为他对语言价值和写作速度问题的强调、说明寻找事实依据。王路对此也举出了反例，指出我国古代存留诗歌最多的大诗人陆游曾赋诗上万首，并向顾彬发问：难道陆游就不是好的诗人了吗？王路的观点很明确，他认为诗人选择如何写诗，需要多长时间来创作一首诗，这本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又岂可“儿戏般”地以此作为评判诗人好坏的标准？
对于顾彬在中国学界的一些交流报告活动中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相关认识和评论以及大众的接受情况，作家李美皆将其比喻为顾彬式的偏激和走俏。我们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会发现，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观点是有些漏洞的，而且也较为主观武断。除了上述对写作时间问题的“绝对坚持”外，他对语言价值也过分抬高，特别是认为“好作家要学好外语”的主张，似乎指望着作家们都把外语当作自己的本行，进而取得写作方面的提高。这在逻辑上首先就不成立，更缺乏理论和事实的依据。还有为他“津津乐道”的所谓“垃圾论”，顾彬似乎已经习惯于用“垃圾”二字来评判文学，其在中国进行的很多场演讲报告中曾多次反复使用这样过于简单且相对低级的字眼，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学者应该做出的学术判断，也毫无学术价值甚至认知价值”。不过，虽然顾彬的观点明显是偏激的、有问题的，然而，他对中国文学所持有的那份难得的古道热肠却也是不容否认的。
就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相关评论中所提及的写作太快问题，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对其进一步加以讨论。这一问题在网络文学创作上显得更为突出。互联网迅速发展、普及，大众媒介冲击下文学发生不可逆转的变迁，传统文学写作在当下给人相对“疲软”的感觉，而网络写作却是平民化的、面向大众的，由于信息化时代下社会生活的快节奏和网络的广泛覆盖与便捷高效，这一书写过程明显带有快速和即时的特点，甚至是“批量化生产”，日产万字对于如今的网络写手而言并不新鲜。这种速度，确实令我们对网络文学的艺术水准深表担忧。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就指出，网络文学写手只追求轰动效应，快写、快出、快赚钱、快扔掉，这是目前网络文学写作的致命伤。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顾彬的这一言论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我们应进一步思考的是，网络写作为什么会这么快？我们知道，网络写作不像传统写作，可以十年磨一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它与生俱来的纯商业化模式很多时候逼着向他们要速度。有写手爆料称，“我们每个月要写30万字，至少20万，没有20万上不了排行榜，而上不了榜就意味着没有点击量，没有点击量就会收入堪忧”，这就是网络写作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不快，就意味着没有生存的资格。残酷的生存法则，逼着他们追求码字的速度。顾彬在对网络写作“一天写6000个字”大加指责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对这一客观存在的生存境况做深入了解和分析的。单纯地从写作速度去否定网络创作，而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他的观点不接地气的主要原因。当然，平心而论，我们对网络写作过于追求速度也是有看法的，毕竟网络文学首先是文学，还不是纯粹的商品，不能完全以商业化模式去规约它。我们觉得，网络文学发展20年了，妥善处理其一直都很纠结的商品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培育出比较经典的作品来，也是时候了。
注释：
（1）欧阳友权：《网络文学：前行路上三道坎》，《新华文摘》2009年第14期。
（2）具体内容如下：一，希望评论网络文学者有三个月以上阅读网络作品与参与创作讨论的经历，这是最基本的资格；二，认清网络文学站点将是传统出版刊物稿件采集批发市场的性质，作家、出版商不上网，将会失去市场；三，不要像张抗抗等对网络作品提出应属另类的要求，可以是另类，也可以是常类，可以与传统写作相同，也可以不同。网络文学创作应该是万千气象，众星捧月；四，不要企图用网外的经验规范网内的活动，应该如何规范，参与进来才有发言权。任何摘桃子和强行规范的做法都不利于网络文学的发展；五，不要企图把游乐者、一般读者、业余爱好者赶出网外，网络的优势就像大栅栏，大部分是和的，一部分是骨干，极少数是精英，且谁也不能离开；六，作家、出版商、图书经营商、读者应以平等心态进入文学网络，先交朋友，再用自己的真才实学和真诚引导网络文学发展。网络文学需要真诚的朋友，不需要太上皇。七，网络文学成熟的希望在网络中成长着的下一代，现在就指望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界抗衡或用能否抗衡的标准衡量网络文学是幼稚可笑的。八，网络文学是文学创作、阅读、评论、传播整体方式的转变，不是在文学之外生长一个与传统文学抢饭碗的兄弟。只有至死不肯投入的人才会被淘汰，就如只有不肯用纸印书才会被出版社淘汰一样。
（3）欧阳友权：《网络文学：前行路上三道坎》，《新华文摘》2009年第14期。
（4）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与新世纪中国文学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高翔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5）孙丽萍、陈妤：《“博客大战”何时休——网络世界的文化忧思》，http：//news.xinhua-net.com/it/2006-04/21/content_4455622.htm，2013年9月26日查询。
（6）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与新世纪中国文学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高翔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7）欧阳友权：《网络文学：前行路上三道坎》，《新华文摘》2009年第14期。
（8）欧阳友权：《网络文学：前行路上三道坎》，《新华文摘》2009年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