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回到上海，应瞿秋白之荐，来到上海大学任教。
上海大学坐落在上海西摩路南洋路口，前身是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1922年秋，因校方管理不善，引发学潮，师生一致请求于右任出任校长。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民国时期曾任临时国民政府交通次长，后任检察院院长。起初于右任不愿出山，在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人的劝说下，才走马上任，并将校名改为上海大学。
孙中山对上海大学抱有极大的期望，想通过这所大学培养一批革命人才。他亲自批准，每月由大帅府财政部拨给万元，又捐赠宋教仁墓园中闲置土地六百亩建立校舍。上海大学特聘孙中山为名誉校董。于右任当校长时，共产党人邓中夏主持校务，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
蒋光慈在上海大学任教授，教社会学系的课程。他以特有的豪迈的气度、精神焕发的仪表打动了师生们。上海大学的学生王秋心、王怀心、黄仁、杨之华、孟超和附中学生刘华、持志大学中学部学生戴侠等人，都和他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他向这些学生传赠自己的诗作、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赠送进步报刊。有时兴致好时，还会请一些学生在小酒馆里小酌两杯，促膝谈心。在学生们的眼中，这位老师慈和温馨，能感染影响自己。
开始蒋光慈住在浙江路皖商公司，后来又迁居到法大马路明德里的一间房子里。房子中间拉一道帷布，里面摆写字台、椅子和床，床上一条像大别山区出产的那种竹席，一条俄国毯子；外面摆一个小台子和一只煤油炉，生活非常俭朴。他平时下一碗面条，就算一顿饭。
光慈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教书、编讲义、写诗、作文中。同时他还兼着苏联塔斯社报刊翻译科的科长，密切注意中国报刊的动态，及时将报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翻译成俄文，提供给塔斯社。另外，他也关注着中国文坛的动态，并时常以创作者的身份参与文坛的一些活动。
可是，无论多么繁忙，每当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书英，想起那段婚姻。他无法以父母的高压、王书英的渴求来原谅自己，他为自己的软弱和意志薄弱而汗颜和自责。对书英的歉疚常常让他感到自卑和无地自容。
父亲所说的“纳一房‘小的’”也时常让他感到刺耳。小英子是牛吗？去留由人，处置由人。他能这样去做吗？不能！他最讨厌的就是当时的一些名流在婚姻上的惯常做法：在老家娶妻生子，在外面纳妾享受。让老家的妻子抚养儿女，孝敬老人，独守空房，苦度春秋，像深宫怨妇那样在祈盼中渐渐老去，慢慢凋零。这无异于是在精神上杀人！这样残酷的事，他做不到！可是他又不可能带她出来，在复杂的大上海，小英子既不可能会支持他的工作，也随时可能被他所连累。懵懂的小英子啊！然而就这样一直天各一方，对小英子来说其实与前者也没有什么两样。从他和小英子进洞房那天起，错误就已经铸成了，他蒋光慈就已经毁了王书英一辈子，他蒋光慈就是个罪人。想到这里，蒋光慈感到窒息。
为什么书英遇到的是我，会是我的童养媳，如果换成别人的，她或许能和其他童养媳一样，结婚生子，一家人团团圆圆，尽享天伦。是啊，从一开始，她就不该是我的童养媳，难道这就是她所说的“命”吗……如果是，我也要打破这个“命”。既然她不该是我的妻子，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让她成为她所愿意的其他某个人的妻子呢？即使是现在，或许也都还不晚。蒋光慈心里闪过一道灵光，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好人家，我宁愿父亲将她当做蒋家的女儿嫁过去，也不要她守着老人孩子，守一辈子空房。
想到这里，光慈的心松了一松，毕竟这对于书英来说也是一条出路。那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托个家乡的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和书英。
有了这个想法，光慈开始暗暗地为书英攒钱，他想为书英准备一份丰盛的嫁妆，赎罪也好，祝福也好，这是他现在唯一能为书英做的了。当然这一切还要书英首肯才行。按照书英的性情，或许她宁愿在家守一辈子空房，也不愿走出那个牢笼。光慈吃不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就要亏欠她一辈子了。
开学不久的一天上午，蒋光慈在几个学生的簇拥下，从教室缓步走出来。这时，一位身着黑布长褂、头戴礼帽的年轻人走上前，将蒋光慈仔细打量一番后，笑着问道：“你是蒋侠生先生吗？”
蒋光慈听到对方喊出自己少年时代曾用的名字，知道来人不是同窗，便是旧友，于是，遣去学生，笑道：“我正是从前的蒋侠生，现在的蒋光慈。你是？”
“汪昆源！”对方响亮地答道，“当年河南青年学会会员汪昆源！”
“啊呀！”蒋光慈紧紧地握住来客的手，“原来是昆源兄呀！早就听闻大名，今天才得幸会！”
汪昆源也很高兴：“俺是听曹靖华说你在上海大学任教。今天顺道来贵校，并没有费多少口舌，就打听到你了。这也是咱们有缘呀！”
“有缘有缘。”蒋光慈频频地点着头，把汪昆源领到了学校大门旁边的一家咖啡馆，要了两份咖啡和一些时尚吃食，两人面对面坐在几案旁，一口气谈了一个多小时。汪昆源谈起各地的运动，不经意提起了一个人：“……宋若瑜你知道吧？就是在‘五四’运动中就表现非常突出，被大家誉为‘中州女杰’的那个。”
蒋光慈立刻想了起来，细细想来，他和这位“女杰”还有一段渊源呢！于是赶紧追问：“噢，知道！那她现在呢？”
“你想，就这还能有好结果吗？她被开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开除了。不过她倒没有退缩，也没有气馁，将同时被开除的其他七位同学组织起来，复习功课；第二年夏天，又考到了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但是由于家庭困难，今年春天休学回到开封了。后来经一位朋友介绍，到信阳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教英语和美术等课。最近听说由于积劳成疾，又加辍学郁闷，患上了肺病。因此，精神上有些苦闷。”
蒋光慈听着，轻轻地倒抽一口凉气，不由为宋若瑜捏上一把汗。汪昆源曾经听闻蒋光慈和宋若瑜以前通过信，宋对蒋似乎很有好感，于是便尽其所知，将宋若瑜的情况，一一告诉蒋光慈。光慈听了拧紧了眉头。
宋若瑜，又名宋如玉，字文彩，1903年生于豫南汝南县的一个穷苦农家。父亲宋殿卿，母亲秦氏。宋若瑜十岁左右，举家迁居到姥姥家所在的七朝故都开封，在商业繁华的大坑沿定居下来。父亲宋殿卿性格刚强，开始给人家做仆役，后来因忍受不了世态炎凉的“闲气”，回家卖“锅葵”。因他技艺精湛，经营得法，很快成为大坑沿一带的“名吃”，生意红火，供不应求，加之秦氏给人家做佣也有收入，因此日子逐渐好转。秦氏先后生养九个儿女，唯独只存活宋若瑜一个。这么一颗掌上明珠，当然是“捧在掌上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开封素以文化名城闻名，清代的贡院、民国初年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都曾给这古老的汴京带来过一片文化生机。尽管宋家来自乡村，但他们还是将独生女儿送到前营门县立女子小学校读书。若瑜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优异。初小毕业，没有经过高小阶段，就直接考入开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这一年，宋若瑜虚岁十五岁，已长成一位身材颀长、相貌俊美的大姑娘了。长长的腿，一米六几的身个儿，腰肢纤细，脸蛋圆圆，两弯烟眉下，生着一双妩媚的大眼睛；举手投足间，既带有农家姑娘的质朴、豁达，又蕴含中原女性的大度、宽厚。由于学习成绩突出，待人热情大方，能歌善舞，长于辞令，她被誉为省立一女师的一朵出类拔萃的校花。
新的学校，新的生活，给她带来了新的活力。在《清明上河图》一般热闹的马道街上，在威严高大的相国寺，宋若瑜和同学们漫步探古，纵论国事，指斥时弊，展示自己的宏伟抱负和远大理想。有时不顾日落天黑，饥肠辘辘，兴致未尽而流连忘返。
学校有位教刺绣课的丁明德老师，是“鉴湖女侠”秋瑾的同乡兼同学。秋瑾牺牲后，她离乡北上来到开封任教。宋若瑜经常到丁老师那里求教谈心。丁老师向她讲述秋瑾组织光复军，配合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义举。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民主革命女英雄秋瑾的形象，时时在宋若瑜的头脑中闪现，并曾对自己的好友说：“俺长大了，一定要做鉴湖女侠那样的人物！”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迅速波及河南省省会开封。《新青年》《新潮》《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等报刊，在开封青年学生中间流播、传阅，使他们很快觉醒起来，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行列，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宋若瑜与曹靖华都率先参加。
五月九日，一女师召开女界国耻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一千多人。在会上讲演的女学生，个个义愤填膺声讨国贼，悲愤至极。三届三班的潘娴，在台上讲演时，当时咬破手指，血书“坚持到底”四个字以激励同学。宋若瑜讲演时，即兴朗诵秋瑾写的诗句：“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呼吁同胞们携手奋起，捍卫国土。大会之后，举行示威游行。宋若瑜带领一女师的同学，手持方旗，高呼“还我青岛”“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口号进行示威。她还带一女师的同学们，打破男女界限，与开封省立二中的学生领袖曹靖华、叶毓情、汪昆源等人共同出席请愿大会，去贡院，去省府，强烈要求省长和议员致电中央撤销卖国的《二十一条》。同时，宋若瑜还和外校的男同学一起抵制日货。当时，他们曾在宋门站岗，负责检查入城货物。先贴封条，再派人仔细检查，是日货就予以没收，是国货就发还原主。
她虽年纪不大，但沉着冷静却是有名的。一天，在马道街路东商场开大会。宋若瑜正在讲演时，省府派军警来捣乱，还向空中鸣枪，顿时会场大乱。一位女学生在楼上跌倒，腿骨被摔断。宋若瑜不慌不忙，一面呼喊大家不要乱，一面指挥大家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齐奋斗，齐奋斗”的战歌，众人一心，稳定会场，以对抗暴力的捣乱和镇压。会后，同学们对宋若瑜的沉着冷静，对她的胆识和魄力，无不交口称赞。
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封的学生运动不断深入。进步学生成立组织，创办刊物。二中的曹靖华、汪昆源、关尉华、王沛然、叶毓情、张励等人，形成共同行动的核心。他们在1919年底，以“发展个性的本能，研究真实的学问，培养青年的真精神”为宗旨，成立了青年学会。宋若瑜跨校加入，成为该会的第一位女会员。
叶毓情同蒋光慈在固始县志成小学和固始中学都同过学，对蒋光慈的为人、学识和斗争精神都十分了解。经他的介绍和推荐，在安徽芜湖省立五中读书的蒋光慈，成了开封青年学会的外省籍会员。
“五四”时期，男女界限分明，想一时完全打破是不可能的。二中学生要与一女师同学联系困难重重。当时“男女有别”的社会舆论压力特别大，再加上反动当局派人监视，校方规定男学生一律不准进女师的大门。怎么办？宋若瑜主动提出，把联络地点设在自己的家里。这样，外地、外埠寄来的书信、报刊都先到她家了。一时间，大坑沿宋家成了开封进步学生组织的联络站和集散地，进步青年熙来攘往，笑语飞扬。
1920年，蒋光慈写了诗作《读〈李超传〉》。
李超为当时的北京大学女学生，广西梧州人，家中富有而父母早亡。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良心，待她特别坏。李超对封建旧家庭不满，追求妇女自由平等，发奋出外读书。其兄采取恫吓手段，强迫婚姻，以至实行断绝经济供给的绝招，企图使她就范。李超曾忧愤地说：“……此乃先人遗产，兄弟既可随意支用，妹读书所求学乃理正言顺之事，反谓多余，揆之情理，岂得谓平耶？”此话不仅不为其兄理解，反而变本加厉对其施行迫害。李超贫病交加，积郁成疾，终于患肺病而死，时年二十三岁。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先生，愤而写了《李超传》，为这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鸣不平：“李超有钱而不得用”，“以至受种种困苦艰难，以至于病，以至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胡适向“封建宗法社会制度”，向“家长族长的专制”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时在安徽芜湖省立五中读书的蒋光慈，读了《李超传》后，悲愤难禁，热血贲张，一口气写成了抒情新诗《读〈李超传〉》：
读了你的历史，知道了你的身世。
我起了一种感想——呜咽还是涕泪？
呜咽！
涕泪！
是你的际遇；
是我的心事。
你不是你父母所生吗，
为什么家财不能承继？
你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吗，
为什么做事不能自主——被人家儿牵制？
哎！
你一生的命运——乖舛！
你满腔的热血——空具！
怨天呵！
天不语。
恨地呵！
地无灵。
这倒是谁的罪恶？
你看这昏昏的呵！何处不是地狱？
你看这丛丛的呵！何处不是荆棘？
哪里有清洁的空气——可以呼吸？
哪里有明亮的境界——可以做个立足地？
身上徘徊；
天涯无着；
也不怪你郁郁的而死！
女士已矣！
空间无止境；
时间不停息；
继斯人之后者——也不知道还有凡几？
现在的青年女同胞呀！
但愿你们振作精神，加倍气力，
来与这黑暗奋斗——
为生者增光；
为死者吐气。
蒋光慈将诗由芜湖寄到了河南开封青年学会指定的联系地址。没有几天，此诗便到了宋若瑜的手中。
宋若瑜坐在闺房的书桌前，仔细地读着蒋光慈从芜湖寄来的诗稿。她被作者对弱女子李超的那颗无限同情的心打动了，也被作者对女性的召唤所震惊。诗中强烈的排比，铿锵有力的反诘，深深感染了她！她在心里默想，我们青年学会的宗旨是“发展个性的本能，研究真实的学问，养成青年的真精神”，这把个人的解放放在社会解放之前，是不是有点虚无飘渺了？对照李超大姐的惨死，对照蒋侠生的诗，我不得不对咱们青年学会的宗旨提出这样的疑问。
宋若瑜赶快把邮差送来的报刊、书信收拾一下，飞快地奔向大纸坊街的省立第二中学，找到了青年学会会长曹靖华，把蒋光慈的这首诗向他推荐：“靖华！安徽的蒋侠生寄诗来了，写得好！”
曹靖华接过诗稿，慢声慢语地说：“等我回到宿舍再看吧！”
“看你这人，真是慢性子，”宋若瑜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俺特地送来的，你现在就在教室里看！”
曹靖华将这位新朋友的诗作，足足看了三遍，这才猛地一拍大腿，仰头大声地说：“李超的死，是社会黑暗造成的，是封建礼教迫害的。只有像蒋侠生讲的——来与这黑暗抗争，来与这黑暗搏斗，咱们才有出路。若瑜，他讲得对极了！”
“嗯，俺看这首诗可以在咱们的《青年》上发表。”宋若瑜举荐道。
“你就编发好了，俺赞成，”曹靖华点点头，“这首诗放在咱们刊物的首位。它有号召力，能鼓舞人！”
宋若瑜告辞了曹靖华，高兴地又取道去找青年学会会员叶毓情。她又把《读〈李超传〉》那首诗送给叶毓情看，再次征求她的看法。叶读罢连连夸好。宋若瑜也夸赞叶毓情做了一件好事，为青年学会介绍了这么一位诗人会员，增强了学会的战斗力。叶毓情看到开封一女师的校花如此欣赏、夸赞自己的老同学蒋侠生，灵机一动，高兴地说：
“蒋侠生的故事多着呢，若瑜，下午课余时俺到你家给你讲一些，好吗？”
“好呀！欢迎欢迎！”宋若瑜点着头，脸霎时红了。
下午，叶毓情来到大坑沿宋家。宋若瑜热情地将她引进自己的卧房。房间不大，陈设简朴，收拾利索，并没有多少脂粉气。最显眼的是，书桌上方悬挂着一幅龙飞凤舞的书法，写的是鉴湖女侠秋瑾的诗《梅》。她们就是在鉴湖女侠的《梅》下，开始了有关蒋光慈的闲叙。叶毓情说：“蒋侠生身个儿高高的，脸面儿白白的，两只眼睛又明又亮，真是一个风度翩翩、潇洒英俊的学生。他待人热情诚恳，时时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
宋若瑜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眨着。
“咱俩在固始县志成小学是同学，又在固始中学同学一个学期，”叶毓情继续说，“记得咱们的国文老师曾这样讲他：‘蒋北峰这个学生，谈笑起坐舒缓有致。听其思辨，吐言深刻，玩耍嬉闹时，却又宛如天真的顽童，大有哲师风范。稻看秧，树看苗，人是从小看大。我看他人才难得，说不定真能成为一座山峰呢。’”叶毓情学着那位老师浑厚的腔调，摇头晃脑地说着，逗得宋若瑜不由得格格笑起来。
“他后来怎么又到芜湖读书了呢？”
“他为人正直，爱憎分明，在固始中学第一学期结束时，就气愤学校校长平时对穷家子弟横眉竖眼，对富人的子弟点头哈腰。后来气不顺地憋在心头，实在按捺不住，就聚集几个同学跑到办公室，质问那个校长：‘请问校长，穷人的子弟是不是人？为什么你对富人的孩子笑嘻嘻，对穷家的子弟恨不得一口吞？’校长被问得噎在那里，气得脸发青，怒喝蒋侠生‘滚出去’，还推了蒋侠生一把。蒋侠生见校长动手，吼了一句‘打你个狗眼看人的校长’，带着一帮学生把校长痛打一顿。结果放寒假时，他被学校开除了。蒋侠生在白塔畈老家闲住了半年多，就又到芜湖读书了。”
宋若瑜听到这里，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蒋侠生这首新诗写得是好，”叶毓情说，“他父亲是位塾师，自小就教他诗词格律，吟诗作对……”
叶毓情一个多小时的介绍，不仅使宋若瑜对蒋光慈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还使她不明不白地产生一种冲动，想进一步了解他，还想见见他。十七岁姑娘的这种渴望，当然只能埋在心底，对谁也不能说出口。
1920年春，到上海出席全国第一届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的曹靖华回到了开封。他带来了蒋光慈的一篇新写的议论文《我对于自杀的意见》。曹靖华对青年学会的会员们说：“蒋侠生作为安徽芜湖学联的代表，也出席了上海的大会。咱们这位安徽籍的会员，为我们争了光夺了彩。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字字有声，催人奋进，赢得了代表们不断的掌声。会后，请大家看看他这篇新写的文章，语言犀利，观点如炽，你们一定会翘起大拇指……”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宋若瑜心中早已潜藏的火种，就像遇着了清风，立刻燃起煌煌的火苗，荡起了情思的波涛。回家再次翻读蒋光慈的《读〈李超传〉》，发现在诗的“小引”中，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文字：“明智的女性是不会放过一个才华横溢的男人的。异性之间的这种吸引力，这种天然的默契，往往可以超越任何空间地域的障碍，甚至于弄得绝大多数同类和异类都摇头表示：想象不到，不可理解。”
姑娘读着这段话，似乎是蒋侠生专为她而写，似乎他们冥冥之中有着某种“天然的默契”，好像他们在人生旅途上应该会发生携手扶持、相濡以沫的事。这些想法在她那渴慕社交、渴慕友谊的性格中一经发酵，心头一下子被不安和躁动占领了。这是1920年4月，正是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季节。那天晚上，宋若瑜失眠了。在床上辗转反侧到雄鸡高唱，半睡半醒地迷糊了一会，猛地翻身下床，迎着窗前早晨的霞光，毫不犹豫地铺笺挥毫，给蒋光慈写了这么一封信：
侠生社友：
请原谅一个陌生女子的冒昧，给你写信。读你的诗文，深感有一种奔突的力量；素来禹勤（即毓情）、靖华友言及你的为人，均夸奖你的爱国热情，表扬你的学识，令我敬仰。如蒙不弃，愿与你结为良友，来与这黑暗社会奋斗。
青年学会会员宋若瑜
信文虽短，但字字珠玑。宋若瑜有生以来第一次给异性写信，信很快落到了十九岁的蒋光慈的手中。傍晚，他来到长江边上漫步。四月的江流，浪花飞溅。他在这里与大自然对话，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他踽踽独行着，俯首低眉之间总感觉有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发亮地凝视着他。那是一双饱含期盼、羡慕与喜悦的少女的眼睛，一双足以使自己魂牵梦绕的眼睛。啊，美的存在就是这样难以寻觅又易于发现的吗？他想起来了：叶毓情上次来信描述的学生集会演讲、开封军警鸣枪捣乱会场时，那位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的青年学会女会员，准是她；曹靖华在上海向我称赞的一女师校花的新女性，肯定就是她。信中最后一句“来与这黑暗社会奋斗”，不就出自我的《读〈李超传〉》中的诗句吗？江涛澎湃，夜幕降临。蒋光慈不觉有一种偶遇知音的兴奋。
“宋若瑜！”蒋光慈在心中默念着这个美丽的名字。晚上他给宋若瑜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表示愿意彼此结为良友，终生毋相忘。
接着，蒋光慈的心已无暇旁顾了。因为他的人生道路，有了重大的转折。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另一番全新的生活——先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继而赴苏俄留学。
在苏俄留学两年多的时候，蒋光慈曾给宋若瑜写过信。在信中，他向她打听家乡的形势，向她传播苏维埃的盛况。还向她宣传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思想，希望她找拜伦早期的代表作——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阅读。蒋光慈说，自己与拜伦一样，“同为被压迫者的朋友”；还以拜伦自诩，设想与拜伦对话：“19世纪的你，20世纪的我。”
接到蒋光慈的信后，宋若瑜在开封四处寻找拜伦的诗集，还告诉她的好友：“在俄国的那位朋友，要做中国的拜伦了，真是有才气、有志气！”拜伦的诗，震撼了宋若瑜的心扉；中国的拜伦，惹得中州女杰魂牵北国，春心浮动。
事实上，宋若瑜这几年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开封省立一女师开除；考取东南大学读书；休学到信阳省立二女师任教。
开除的事，源于1919年11月16日，福建福州学生为提倡国货和抵制日货，与日本驻福州居留民团发生冲突。结果，爱国学生被击伤七人，被打死一人，同时打伤很多市民，造成震惊全国的“福州惨案”。福州学联因此于当日向全国各界联合会发出急电。开封学生闻讯后，极为愤慨。宋若瑜立即组织一女师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头可断，血可流，福州不可丢”、“力救福建”、“抵制日货”等口号。直到1920年初，斗争时起时伏，学潮仍在继续。各学校都要求学生复课，但学生不听，仍坚持罢课。开封一女师校长，请求省教育厅厅长李步青批准，张贴布告，开除所谓“出风头，闹学潮”的宋若瑜等八位学生。顿时，一女师上下一片哗然：许多学生哭喊着“宋若瑜”这个名字，找到宋若瑜的宿舍声援她；有的同学干脆扯下布告牌上的布告，将布告牌砸成了几块；还有的在教室外面高呼：“李步青——理不清！”“宋若瑜无罪！”
而坐在宿舍里的宋若瑜却纹丝不动，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有的只是满腔的怒火。事隔五年之后，她在给蒋光慈的信中谈及此事时说：“你是一个革命者，我也是一个反抗者。我反抗宇宙间一切不平等、不自由的待遇！我诅咒所有的资本家及帝国主义者。这种反抗或者就是我的生活，我自幼就爱反抗，因为反抗，所以在开封一女师被开除了——但是我很愿为这种有价值的反抗被开除。”
作为全国性的“五四”爱国运动，到了1920年已接近尾声。开封的运动也因一些进步学生被开除，加之寒假已到，学生各自回家，学运力量分散而受到了影响。宋若瑜的学籍虽然被开除，但她追求进步、渴望求知、探索救国救民方略的热情并没有被遏制。她一面冷眼面向街坊邻里的讥讽，掩泪向父母陈述爱国无罪的道理，一面积极托人帮忙，转入了开办不久、倾向进步的北仓女中复习补课。
1922年夏，宋若瑜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梦寐以求的南京名牌大学——东南大学教育系就读。当她置身于南京这六朝古都，见到了云集在东南大学的陶行知、竺可桢、茅以升等一代中华英才时，真是欣喜至极。她暗下决心：“杜门谢客，埋首读书”；“努力研究教育，以造成一个平民教育者”。谁知正当她废寝忘食、奋发向上的时候，宋家因经济困难而断其供给。宋若瑜无奈，只得忍痛含泪于1924年春休学回开封了。
当年被一女师开除，动摇不了宋若瑜积极向上、追求进步的人生信念；今日的经济困难从大学休学，更不会使宋若瑜气馁消沉，一蹶不振。经友人介绍，她受聘于河南信阳省立二女师任教。
宋若瑜，这位立志献身平民教育的东南大学教育系的优等生，以她的渊博和俊秀潇洒，博得了省立二女师师生们的喜爱。不管是授英语、代美术、教体育，还是当斋务管理生活，总是与学生们像同学一样亲密无间。只要一有机会，她就向老师和同学们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她喜欢诗词，爱读名著，更希望在自己周围出现文学新秀。信阳籍的当代著名剧作家赵清阁，就是在她的指点之下，踏上文学之路的。赵老曾多次回忆自己的成长之路，每次回忆都深情地怀念她的恩师宋若瑜，说自己在省立二女师附小读书的时候，“音乐、体育老师姓宋，是著名作家蒋光慈的夫人，她发现我爱好文学，常常叫我到她屋里去，为我讲些新文学知识，介绍我阅读‘五四’以来的新书和杂志，如冰心的《寄小读者》《小朋友》月刊等”，她“是我新文学方面的启蒙老师”，她为我“这棵幼苗”“奠定了矢志文艺的兴趣和志愿”。
宋若瑜，这位酷爱大自然的姑娘，笃信卢梭返于自然的学说，如今置身于林壑优美、民风淳朴的古城信阳，感到十分快慰。
不过，夜深人静，沉下心来，失意的一面又占据了宋若瑜的心头。二十一岁的宋若瑜，这时候是多么需要温暖言辞来慰藉，多么需要爱情之露来滋润啊！
深秋，金色的阳光给喧嚣的上海洒下一片柔情。仿佛这污垢的闹市，也配接受那美神的微笑。
蒋光慈从汪昆源口中得知宋若瑜的情况和下落。这位还未曾谋面的姑娘，经过汪昆源的详细介绍，让蒋光慈一下子感到她不就是《夜未央》中那位勇于追求、大胆施爱的苏维娅吗！“此生不遇苏维娅，死到黄泉也独身！”一番回忆与回味，她一下子和他百般向往、千般追寻的苏维娅融为一体了，在他心中占据了几乎是压倒一切的位置。
蒋光慈兴奋极了。他要把已被截断的爱的红线赶快连接起来。可是一阵忐忑不安的心理在作祟，简直犹如罪恶缠身，他又想到自己虽然向往于自由恋爱，虽然追求进步思想，可是在老家仍旧有一个封建礼教的樊笼，书英还在那里无辜地企盼，望眼欲穿。光慈呵，你仍然是系在封建婚姻牢房里的一个囚徒。你想自由么？那书英怎么办，在书英还没有另觅到归宿的时候，你怎么敢妄谈自己的向往！
蒋光慈陷入了烦闷之中，掉入了痛苦的深渊。几经思想反复之后，他还是给宋若瑜写起了信。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诗说得好：“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鱼雁传书，日益频繁。心理上的吸引对地理上距离的克服，心灵上的相通对面容上陌生的超越，表现为情书的屡屡往返。蒋光慈理解了情书是爱的使者，情书是两性愉悦和谐的福音。他醉了，爱情笔谈成了他与宋若瑜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走在高楼林立的大街上，蒋光慈会看见每一扇窗口那里都有宋若瑜的眼睛；走在市郊的绿野里，蒋光慈会觉得每一朵野花都闪烁宋若瑜的面容。蓝天上的每一朵白云，森林里的每一片绿叶，夜空里的每一颗星星，阳光里的每一缕清风，都能为蒋光慈带来爱的信息，爱的幻影。
蒋光慈和宋若瑜的相爱，是有深厚的根基的。其一，他俩都憎恨人间的不平，敢于反抗黑暗的势力，向往光明的未来。这诚如宋若瑜在信中所说：“侠生！你以为我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贵族式的女子吗？哈哈！你猜错了！你是一个革命者，我也是一个反抗者。”其二，他俩有共同的志向和爱好。这就是炼铸能力，投身革命，服务社会，而文学又是他们共同的爱好。宋若瑜不仅能歌善舞，而且有较高的文学天赋，她会写诗，会翻译，有敏锐的感知、悟性和表达能力。这一点，很受蒋光慈的赏识和称赞，多次说宋若瑜“你是我司文艺的女神，你是我的灵魂”、“只因我是诗人，你是司文艺的神女”，甚至说“我想我俩将来走一条路，我希望你也勉成一个女诗人。”
蒋光慈把宋若瑜当做了可亲可敬的女英雄苏维娅，当做了同心同德的司文艺的女神。她在他的心中几乎占据了压倒一切的位置。蒋光慈在信中以满含诗情的笔调，以冷静的、愉悦的、焦灼的，有时又是不可抑止的激情，谈人生，谈爱情，谈意趣，谈志向，谈对未来前程的设计。
……
屋内的伴友：一盆金黄色的菊花，一架子的西文书。闷起来的时候，就看看花，对它发一阵痴想；痴想发过了之后，觉得更是无聊，于是掀开几页蟹形文字的书来看。钟点到了，就夹起书包上学校里去讲课。课讲完了之后，或者回到屋内闷闷地稍微坐一下，拿起笔来写，或编讲义，或翻译文章。有时候下了课，独自一人跑向花园里逛一逛。
啊！这就是我近来的生活！有趣味呢？还是没有趣味？我想起，或者是幻想罢，你时常同阎女士及其他一些可爱的女郎游玩，散步，欣赏自然界的美丽，是何等的幸福！是何等的生动！但是我呢？……
这是一封较长的信。据信文推断，这不是蒋光慈回国后给宋若瑜的第一封信。因为信中有这样的段落：
……这或是我无聊的默想，但是人越无聊，越盼望朋友的来信，而况是亲爱的朋友的信？因盼望而默想，因默想而乱猜——这恐怕是人之常情罢！
阿弥陀佛！今天接着你的回信了。接着信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喜欢，不觉得什么兴奋，但觉得得到了许多安慰。
为什么盼望来信呢？大约是为着要得到一点安慰罢。
是信呢？还是安慰呢？……
宋若瑜在蒋光慈的“进攻”下，彻底熔化了。年轻的姑娘“缴械投降”，可怜地回应道：
我现在才相信爱情的势力是可以支配人的一切的，才知道恋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自从和你结下了不可解除的恋爱结，我的一颗赤裸裸的心无时不是紧紧的系在你的身上。
这场恋爱，不仅使蒋光慈身心愉悦，也激发了他的创造潜能的爆发。他在致宋若瑜的信中曾说道：
近来中国文学界无甚大发展。所谓新诗人、新文学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可是他们的作品，真太不成形了。在内容方面，他们固无足取，即在技术方面，他们也幼稚已极，拿起笔来就是诗，一至于诗与白话混淆，分不清什么是白话，什么是诗。不错，新诗是要用白话体的，但是并不是一切白话都是诗罢。我很有点志愿办一个文学刊物，振作中国的文学界。可是一个人精力有限，在最近期间，这种志愿是达不到的。
话虽这么说，他还是抓紧时间，说干就干。不几天，他和沈泽民等人创办的文学刊物，就筹备就绪了。给宋若瑜写信后不到半个月，他们就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登出了《春雷文学社小启事》，说组织这个文学社的“宗旨是想尽一切力量，挽一挽现代文学界‘靡靡之音’的潮流，预备每星期在《觉悟》上出文学专号，请读者注意”。第二天，周刊性的“文学专号”便创刊了。
第二年，蒋光慈编定、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这是他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大厦奠定的第一块基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献给俄国十月革命的歌集。在当时，《新梦》的产生，“不啻是一颗爆裂弹”！
这颗爆裂弹带来了不少的关于“世界革命”的消息！这颗爆裂弹，惊醒了许多左倾的青年，把他们从沉梦拖了出来！这颗爆裂弹告诉我们，只有“世界革命是我们的唯一的出路”！
继诗作《新梦》之后，1926年1月，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也终于付梓。这些都是在他们热恋中完稿推出的。用蒋光慈的话说，是若瑜给了他“安慰”，是爱情给了他无穷的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