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jsmeeting×indirector的交叉项主要是用于探讨是否监事会会议与独立董事之间有协同作用。
（4）回归结果分析
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监事会的几个特征变量除了监事会的持股比率外，其他与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1%和5%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监事会的几个特征变量中，只有在企业领取薪酬的监事比率（10%显著）与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民营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对盈余管理程度更具有抑制作用。
表7和表8是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回归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监事会会议次数（jsmeeting）和监事会规模（jssize）出现了与预期结果相反的符号，即与盈余管理程度出现了同向变化，也就是说监事会会议次数越多，规模越大，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同时，监事会的几个特征变量中，除了在企业领取薪酬监事的占比（jssalaryratio）对盈余管理具有显著（10%显著）作用外，其他监事会特征变量对盈余管理程度没有显著作用。在企业领取薪酬的监事占比与盈余管理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在企业领取薪酬监事占比越大，监事越有动力去监督企业，则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小。对比表7和表8会发现，当加入监事会会议次数和独立董事占比的交叉项时，监事会的特征变量的显著度（ P值）除了监事会规模外，其他特征变量的显著度都有所改善，特别是监事会的会议次数。这说明独立董事对监事会会议次数具有协同效益，即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存在一种互相监督，监事会有效监督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独立董事的占比，即独立董事越多，则监事会会议的作用越明显，则盈余管理程度越小。表9和表10是针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回归结果，从结果可以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监事会对盈余管理程度的作用更明显，也就是说民营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发挥财务监督作用强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无论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监事会会议次数与盈余管理的关系都出现与预期不一致的情况，即监事会开会的次数越多，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大。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监事会目前的开会只是一种形式，而且是属于事后监督，也就是只有出现问题了才开会，并不是通过开会去发现抑制问题的产生。另外，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独立董事占比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但两者也出现了与预期符号不符的问题，笔者认为董事会会议次数与盈余管理程度出现同向变动的原因是由于董事会会议次数召开次数增加，说明企业出现的问题增加。独立董事占比与盈余管理程度出现同向变动，笔者认为是由于目前独立董事没有发挥其监督职能，而且有的独立董事在几个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其精力有限，对企业的了解不够，不能有效发挥监督职能，则其占比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但笔者通过对比表9和表10发现，对于民营上市公司，当在模型中加入监事会会议次数与独立董事占比的交叉项时，除监事会会议次数的显著度没有改善外，其他监事会特征变量的显著度都有所改善，也就是说独立董事对监事会会议次数不具有协同效益。虽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监事会的财务监督职能不明显，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目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监事会在人员组成、人员的专业素质、监事的职权范围、监事的薪酬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造成的，监事会做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一个重要实施监督的机构，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具有重要地位，应该明确其在主体性财务监督中的主导作用。
（四）影响监事会财务监督职能的因素
1．独立性
从表7和表8可以看出，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监事会的持股比率越大则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而且系数是相对于其他特征变量来说是偏大的，也就是监事会持股比率的微小变化都会导致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较大幅度变化。但另一方面，监事会持股比率对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不显著，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监事会的独立性还比较差。独立性是实现监事会履行监督职权的根本保障。而目前，公司法并没有对监事会的独立性予以强调，只是指出监事应具有的资格、条件、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并没有将独立性作为监事任职资格的前提条件，没有对独立性的定义或标准作出相应的规定。其次，从监事会的构成来看，监事会也难以保持独立性。根据公司法118条规定，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由于这些职工代表与董事、经理们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且又缺乏保障机制，容易被董事、经理们所控制，因此其独立性被消弱。李维安、张亚双（2002）的一项调查表明，73.40%的监事是来自企业内部的代表，作为公司内部员工的监事，与被监督的对象是上下级关系，在经济上从属于公司经理，难以独立地行使监督权力。
因此，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来组建监事会，“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企业的“人”主要包括企业内部的股东、企业职工，和企业外部的债权人、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监事会应广泛吸收职工、债权人、客户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代表，并在《公司法》中规定独立监事的比例。监事由董事、经理等以外的其他人担任，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独立性。独立监事是由来自于公司外部与公司没有利害关系的专家担任的职务，他们能独立的行使监督职权。
2．专业性
所谓监事会的专业性是指监事会的成员应该具有财务、法律和管理各方面的相关知识，应由财务、法律和管理等方面的相关专家担任，从而保证监事具备监督业务的能力。《公司法》没有对监事会成员以及监事会主席应该具有的专业资格和资历进行规定。我国股份制企业监事的文化水平较低其职业经历大多为党务、纪检、保卫或一般工人，缺乏公司管理经营经验和经历，相当一部分现任监事就是从“三会”直接转移过来或兼任的，与董事会机关成员的水平相比，监事会成员明显不济 。根据田志龙等（1999）所统计的情况来看， 50.3%的上市公司监事会主席是大专学历，一半以上的公司副监事会主席也是大专学历，不到一半的有效样本公司监事是大专学历。而同样的样本公司中，董事会成员44%左右的董事为本科及以上学历，64%的公司董事长是大学或大学以上学历。李维安、张亚双（2002）研究也表明监事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下的占72.0%，显著低于其他管理人员，这种情况决定监事难以胜任财务监督工作。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对上海2000年24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102名监事进行统计，具有财务会计工作经历的占27%，懂得财务会计专业知识的占29%；从职称上来看，监事会成员拥有会计师职称的占8.1%，监事会主席拥有会计师职称的占3.0%。
因此应明确在《公司法》中规定监事应该具备的条件，如：熟悉并能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具有财务、会计、审计或者经济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和文字撰写能力等。股东大会在选派监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监事的胜任能力，同时应该加强监事的后续教育，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监事的胜任能力和后续教育作出明确的规定。
3．职权大小
从上述的实证结果发现监事会会议只是一种事后监督，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向变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就是监事会的职权范围太小。结合第三章对德国和日本监事会的研究，也可以发现我国监事会的职权范围很小，主要表现在：（1）知情权受限。《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监事会的知情权，以及实施财务监督的程序，而且各位监事没有独立的监督权，《公司法》也没有对监事会的议事方式进行规定，仅对监事会召开会议的时间、议事方式、表决程序、签名等程序性的内容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这样势必造成有的公司没有明确的监事会实施制度，使监事会无法实施其职能 。据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2000）统计，上海24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只有一家建立了五项监事会制度，11家公司只有一项制度。监督制度不健全，妨碍了监督的有效性。（2）财务监督权受限。一方面，监事会虽然与董事会平行，隶属于股东大会，但是监事会比董事会的权利小，不能很好地牵制董事会。另一方面，目前在上市公司内部除了监事会可以实施财务监督职能外，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机构也可以实施财务监督职能。多个财务监督机构的存在导致其相互依赖，没有增强财务监督职能，反而弱化。（3）相关规定过于概括，不明确。《公司法》第54 条第三项规定的“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但对于如何纠正，以及如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纠正该如何处理都没有明确规定 。
因此，为了增强监事会的职权，一方面应该扩大监事会的规模，令一方面应赋予监事会比董事会更多的权利，包括：（1）增强监事会的知情权。对于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应当通知监事会；监事会可就公司经营、财务等事项要求董事会、经理随时或定期提供报告和相关材料的权利；监督董事会制定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的决策程序和决策依据的正确性，并对提交股东大会的意见作出决议。（2）明确监事会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监督的主导地位。目前企业内部能够实施财务监督的机构有很多，应该明确谁是主要实施者，笔者认为由于监事会是一个专门实施监督的机构，而且其与董事会平行，在公司的地位比较高，独立性和权限应该最大，因此由其担任主要财务监督机构是最为合适的。另外，监事会应该对其他监督机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3）对公司董事、经理的任命具有表决权。公司董事的任命一般由股东大会决定，可采用由股东大会提名，并征求监事会意见的形式来决定董事的人选。对于经理的任命可采用由董事会提名，并征求监事会意见的形式来决定经理的人选。
4．薪酬激励
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监事报酬的给付标准，在大多数公司中，监事的报酬要远远低于经理层，监事缺乏工作积极性。虽然《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何确定赔偿金额等没有详细列明。同时没有规定对第三者的责任和应承担的连带责任。因而，目前的法规无法有效影响监事会及监事的行为选择，不利于监事会监督权的充分实现。从1996年10月至2002年10月间32起上市公司因年报或中报存在虚假陈述而受到证监会处罚的案件来看，只有一起（四通高科）处罚了监事，且为监事会主席 。由于奖惩不严，造成监事做事的积极性不高。
从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也可以发现监事会在企业领取薪酬越多，则其监督的动力越大，因此，笔者认为，可借鉴英美独立董事的薪酬激励机制，给予监事足够丰厚的薪俸，并使长期利益与公司经营情况挂钩，如采取股票期权或实行现金与期权相结合的办法，使之拥有公司剩余的索取权，以激励其发挥监督的主观能动性 。在完善对监事的激励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监事违规的惩处，《公司法》中应明确规定公司如何惩罚违规监事，以及提起诉讼的方式。公司对监事提起诉讼可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在没有大股东控制的公司，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委托董事长或董事或其他人为公司的代表，对监事提起诉讼；二是在大股东控制的公司中，可赋予少数股东权的股东提起诉讼 。同时应加强监事会对第三者的责任，以及承担与董事相关的连带赔偿责任。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公司立法均规定了监事对第三人应承担的责任，以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26条规定：“监察人对公司负损害赔偿责任而董事亦负责，该监察人及董事为连带债务人。”第23条规定，监察人在执行职务时，如有违反法令，致第三人受到损害的，监察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日本《商法典》第277条规定：“检查人怠其任务时，对公司负责任情况下董事也应负其责任时，监察人与董事为连带债务人” 第280条规定，监事在监查报告中应记载的重大事项进行虚假记载时，监事对第三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