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改革的局限：论新闻客观性与可持续性民主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如今，新闻道德是一个热点话题。在诸多情境中人们都热烈地讨论着这个话题，包括媒体监督机构、专业性会议、研讨会、新闻课程以及《大众传媒道德杂志》。我们该如何把握这一潮流？一种可能性是把关于新闻道德的讨论当做一场运动，当做批评和改革新闻实践的一个平台。虽然有关新闻道德改革的倡议形形色色，但是很多人都会同意如下观点：新闻业并不能尽其所能地满足公共利益；作为告知公众的工具，它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重大缺陷。
倘若新闻记者在日常的决定和行为中能够始终如一、认真尽责地运用道德原则的话，这些缺陷是能够克服的。
不论作为成文准则还是潜在标准，道德原则为新闻记者所理解和共享。新闻业的任务就是实践自己的最高理念。我们对传统定义上的新闻道德能带来必要改革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并以一种批判的态度评估上述这些假设。我们质疑基于现存道德原则的改革运动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公众话语和可维系的民主政体重新焕发活力。我们把焦点集中在客观性上，它是现代新闻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认为有必要用一种新范式、新感受、新结构、新理念和新制度来代替传统理念。
■道德改革运动的假设
批评家指出新闻媒体体系在很多方面会歪曲或者过滤掉一些与公众相关的信息。信息不充分在结构层面的原因包括：媒体所有权的集中；由于经济衰退引起的经费削减与放松管制引起的新闻采写资源投入的减少；依赖于官方以及机构作为新闻来源；电视技术的社会倾向性；广告优先导致的新闻琐碎化、煽情化以及娱乐化报道倾向。
有很多证据表明：媒体在为公众提供重要议题方面经常表现得令人失望。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一项研究发现：比起那些不经常看电视或不看电视的人来说，经常看电视的人获知的有关海湾战争的背景信息反而要少。尽管指责电视导致无知这样的言论听起来并不公平，但最起码它不能为观众提供“完整的图像”(Morgan，Lewis and Jhally，1992)。另外一个例子是：自1976年以来，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被审查的项目”(Project Censored，一项有关美国新闻系统中是否也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新闻审查的连续性研究)确认了被主流媒体所忽视的重要新闻。这些新闻包括滥用税款问题以及环境和健康问题，而这类议题背后代表的不是政府、军队、大公司、媒体广告商就是新闻组织本身的利益（Jensen，1993）。鉴于加拿大媒体与美国媒体结构上的相似（更不用提对美国新闻机构的严重依赖），加拿大媒体的表现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确实，有些人会认为传媒体系之所以能够正常发挥作用，是因为它们要遵循市场竞争逻辑，能够“给人们他们想要的”。毕竟，媒体受众不会都从沙发上站起来，要求媒体进行根本性改革。但是，对于现状的捍卫也有盲点。在一些媒体行业，例如报纸行业，经济逻辑导致的是垄断，而非通过竞争来满足消费者的选择。
媒体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在跨国家、跨媒体的媒体巨头手中。媒体内容只是满足了那些广告商最青睐的富裕消费者的兴趣，而其他人则相对被忽视了。在一种提倡私有化、弱化政治性参与的文化中，媒体使用者寻求的是一种满足感而不是相关的公民信息，他们表现得更像消费者而不是公民（Bagdikian，1992）。由于主流媒体的相对同质性，它们对公共议程的主宰，以及不像揭露其他机构的缺陷那样揭露自身缺点的倾向，使媒体观众很难意识到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信息的需要。
关于道德改革运动的第二点假设是：记者们应更多通过符合道德的实践来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这一假设更有问题。它将传媒业的缺陷完全归咎于记者。记者的个人行为不像警察、医生或教授那样有道德，这一点让人难以置信。过分腐败和权力滥用曾经在北美主流媒体中非常普遍，但是一位加拿大的新闻教育者认为，这种现象会随着记者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他们对专业行为中诸多议题日益浓厚的兴趣而逐渐消失(Desbarats，1990)。更为重要的是，道德改革运动的第二个假设表明了记者本身是塑造新闻产品的主导力量，但是它忽略了限制记者发挥自主性与创造性的结构性因素的存在。与抽象的道德原则相比，记者在新闻编辑部中学到的“先例词汇”（vocabulary of precedents）与雇用自己的公司的组织激励制度联系更加紧密（Ericson，Baranek and Chan，1987）。通过把焦点集中在记者的行为上，道德改革的话语修辞也许会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改革新闻媒体结构这样的重要问题上转移开来（例如，Desbarats，1990，第8章）。
道德改革运动的最大问题是第三点假设：现存的道德准则（成文或是不成文）为新闻业的进步奠定了基础。即使在新闻实践中遵循了这些准则，新闻业也并不一定就会变得更加繁荣。关键还是新闻道德支持的是哪种原则和假设，这也取决于新闻业最终的目标走向。
部分的问题是恪守道德准则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预料之外的不良后果。例如，新闻道德要求新闻机构尊重那些不在公共生活视线下的私有机构和个人的隐私，同时对有可能滥用权力的政府积极地行使“公共利益看护狗”的职能，因为政府是对公众负责的机构。但倘若记者过于严格遵守这一道德准则，就可能导致一系列过犹不及的后果，比如政府合法性的丧失，对私有企业权力进行批判性审视的缺位，以及公众对私有公司拥有权力的认知缺失(当然，我们必须强调，我们这里丝毫没有为不遵守职业道德的行为辩护的意思，更没有认为新闻业现有的道德准则必定是保守或没有建设性的)。
以上例子导入本文的中心论点：根据人们目前的理解，新闻道德有时会强化我们这个社会中非民主或者破坏性的权力关系（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颇有些悖论意味地将焦点放在新闻客观性上，这一道德准则是以不受特殊利益集团控制的新闻业的独立性为基础的。
■什么是客观性道德
客观性仍然是北美新闻业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事实上，这一道德不仅复杂且涉及面广，可拆为各个不同部分。
首先，客观性通常会被认为是一种规范性理念，它是新闻业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反过来，这些目标又可分为几个组成部分，其中隐含着记者在报道时持有的立场、采取的方法以及故事本身的特点。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性是新闻业最重要的理念：第一，记者应该说真话。第二，记者应该采取一种超然、公正和独立的态度，避免受到党派偏见、个人偏向或者是利益集团威胁的影响。第三，在报道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时，客观报道在提供各方观点时应该公正、不偏不倚，保持平衡。
这些理念暗含着一种认识论，一种知识的理论：将事实与价值分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分开是有可能的，因此，原则上，再现与报道世界本身也是有可能的（关于客观性的意义，见McQuail，1992：184—86，196—204）。
同时，客观性道德也需要一整套新闻采集与报道技术做支撑，或者说“统一的技术标准”（Ericson，Baranek and Chan，1987），而这一标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发展和变化，而且在不同媒体间会有所不同。
当前，可以标志新闻客观性的一些做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点（Bennett，1988：120；Hackett，1991：81—84；同时见Tuchman，1971/1972）：在选择个人为报道提供信息和评论时，记者应该寻求适当的新闻源：这些人有资格，是相关机构公认的代表，并且是/或者是新闻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客观的记者要避免煽情主义，遵循通行的、正当的、良好品位等标准。他们采用这样的方案，即“纪录式报道：允许记者只提供给公众他们亲眼看到的或者有证据证明的信息”以及“被可靠消息来源确认的事实”（Bennett，1988：120）。
客观新闻注重将观察得到的事实与记者的观点和评价相分离；观点和评价只限于那些特定的体裁，如专栏、特写和纪录片。
直接的新闻报道应该尽可能地是对事实或者意见的描述，倘若是观点的话，也应尽可能采纳相关人员或者“权威知情者”的看法（经常采用该观点/对立性观点的模式）。那些“能够为建构事实提供明晰的阐明性基础（和偏向）的历史性和解释性框架体系”常需要用括弧括出（Ericson，Baranek and Chan，1989：15）。
记者低调处理他或者她作为新闻故事叙述者这一角色的作用，而这正是建构新闻的标准方式（Ericson，Baranek and Chan，1987：105）。新闻客观性的理念和操作方法在一个由复杂和专业化新闻机构所组成的体系框架内孕育出来。它们的角色和部门是相互分开的（营销和广告部门在那儿，而新闻编辑室在这儿）。工作人员属于专业人士，他们拥有适当的专业技能，信奉伦理道德，并且享有不受国家控制的自主权（在古典自由报刊理论中，国家控制是对新闻自由的主要威胁）。
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强化了自主权，而来自广告商和媒体受众的利润收入使得商业媒体更看重消费者（及其变动）而不是国家压力。（作为一个公共公司，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对国家拨款的依赖程度很大，但是有法律保证它在运作中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似乎意味着倘若记者能够本着负责的态度遵守新闻客观性原则，公众就能够根据一些相关而且不偏不倚的信息和分析做出民主自治必要的政治判断。
显然，即便不是职业讥讽者也能看得出以上新闻客观性图景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多少年来，业内外人士对客观性道德及实践进行反思，其中值得深思的批评不在少数。他们批判新闻客观性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客观性的欺骗性
很多评论家说新闻客观性是一种谎言，因为新闻业不能像它所标榜（至少暗示的）的那样真实而全面地再现社会和政治世界。正如媒体理论家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所说的那样，客观新闻意味着这样一种“不成文的合同”，该合同会使消费者期待“新闻是可以相信的、信任的，可以相信它的字面意义，它是容易理解的，无须寻找‘字里行间’的意思”(McQuail，1992：187)。有时，该“合同”是明晰的：比起上一代的美国著名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的口头禅“世事就是这样”，加拿大电视公司(CTV)新闻主播劳埃德·罗伯逊（Lloyd Robertson）的结束语“今天就是这样的”，仅仅在它所标榜的无所不知上少了那么一点自信。
新闻只是简单地再现和报道“本来面貌”，这种说法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挑战。首先，客观性道德并非无可争议地主宰着新闻话语。强有力的内外压力以及新闻制作本身的一些限制因素几乎注定会“使新闻业偏离任何叙述‘真实’的理想目标”（McQuail，1992：187）。受众期待从真实的新闻里获得娱乐和轻松，而新闻源则希望新闻能够反映其议程。记者把新闻当做收入来源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广告商把新闻媒体当做使自己的产品到达潜在顾客的工具。媒体所有者希望新闻能给他们带来利润。有时，新闻机构会放弃公正原则而追求某些特定的目标（Ericson，Baranek and Chan，1991：174）。新闻在一个必须与这种或那种压力相妥协的机构内产生，也有人说是被制造（Fishman，1980）。
即使这些压力和期待能够为新闻真实性服务，在新闻的筛选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主观性。无论起作用的是政治议程还是其他议程，新闻价值的主导性标准都有其自身固有的偏向。例如，它们偏爱报道单一事件，而非长期过程；偏爱选举政治，而非议会权力之外的其他(alternative)社会实践；偏爱有剧情、冲突和视觉上具有冲击力的内容，而非实质性的意义(Hartley，1980：75—86；Hackett，1991：76—80)。
从数以百万计的潜在新闻源和事件中挑选新闻的必要性意味着新闻不可能彻底或者全面地反映整个社会和政治世界。当然，新闻报道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新闻选择的问题，好像有一份预先准备的菜单，需要从这份菜单中选出新闻源和新闻事件。倘若要使报道的新闻对于读者、听者和观众有意义，那就需要一个更加积极的提供新闻参考框架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