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框架通常是隐含的，由“认知、解释和表达的连贯模式，筛选、强调和排除新闻报道的方式组成，同时也是事件操纵者组织言论的过程”（Gitlin，1980：7）。事件的意义并不是固有的，也不是不言而喻的；事件因被放在一个“恰当的”语境中而获得特定意义。在新闻标题、同一主题下新闻故事的并列呈现中，在对被强调的新闻角度和主题以及个人故事想当然的假设中，这些框架显示得最明显。这些框架暗示着读者去接受新闻叙述中建构起来的“优先性解读”（preferred readings）模式。最为重要的是，在故事叙述的格式中，对于其他阐述或者建构同一事件的情境的方法，这些框架不可避免地采取排斥或者边缘化的方式。
新闻叙述中暗含的评价因一个相关问题而变得更加复杂：通常是无意的用来标记行为和行为者言辞中的偏见。值得赞扬的是，很多记者都意识到了这类问题。比如，他们是应该把某些人物称为“恐怖分子”还是“自由战士”？“破坏罢工者”还是“替代工人”？“环境主义者”还是“反对伐木者”？那些在流产诊所外徘徊的示威抗议者是“反堕胎的”，还是“反选择权的”或是“支持生命的”？贝尔法斯特(Belfast)是在乌尔斯特(Ulster)还是在北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那些在波斯湾的加拿大士兵是不是应该叫做“我们的”军队？诸如此类的选择只有基于以下的判断才能做出：即存在着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好的或者是坏的，什么与什么有关（Gerbner and Signorielli，1978：192）。这样，现实判断和规范性价值无可避免地会影响新闻事件、话语以及阐释性语境的选择。它们对以下隐含在客观性信条中的宣称提出了挑战：新闻应该简单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应该提供事实而不是解释、价值或者意识形态（Golding and Elliott，1979）。
在论及客观性道德时，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认识论上的问题。有时记者会面临冲突性的矛盾，为了客观性的另一面（例如平衡）而宁可影响到客观性的这一面（例如准确，不能歪曲事实）。例如，在1980年的加拿大联邦竞选运动中，自由党领袖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的曝光率远远低于他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平衡”候选人在电视上的曝光率会“扭曲”自由党的竞选策略和竞选进程（而这恰好是自由党人期望电视网去做的）（Gilsdorf and Bernier，198：164）。
从一个更加理论化的水平上来说，有些评论家也发现了存在于平衡与准确之间的一种不协调性：作为相对主义者，曼海姆（Mannheimian）式的认识论削弱了一种理念：可以通过平衡不和谐的、相互对抗着的世界观的方式来避免偏见，而每一个世界观都有自己的（有限的或是部分的）合理性。相比之下，避免歪曲意味着要对“直接事实”的最终可知性进行实证性的、非相对性的确认(Hackett，1984：233)。正如它经常呈现的那样，客观性道德意味着媒体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置身于所报道的事件之外。“我们并不制造新闻，我们只是报道它”成为记者标准的自我辩护。记者越来越(有时不自在地)意识到，这种辩护站不住脚：媒体是社会和政治世界的积极参与者。很多新闻报道建立在预先设计的或者是为了报道而策划的“伪事件”（pseudo-events）基础上（Boorstin，1980）；有些观察者说政治已经成为“媒体产品的一个延伸”（Altheide and Snow，1979：146）。例如，有研究表明，媒体在报道“抢劫”时会使公众和权威机构对这种新型犯罪形式颇为敏感，进而使警局数据中“抢劫”事件的数量急剧上升，这曾在英国社会引起人们对该事件的“道德恐慌”（Hall等，1978）。
有些社会建构论者/解构论者更加怀疑新闻反映世界的能力。他们从根本上与客观性原则分道扬镳，不管这种客观性是新闻业的，还是科学或者其他领域的。从这种观点来看，就没有可知的、客观的和预先给予的事实以供报道与反映；现实是社会的产物，它只能通过语言、阐释性和认知性框架被建构，而这些框架会产生其自身的真实与相关性标准。我们无法透过任何独立客观的方式判断出一种框架是否比另一种框架更符合现实，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相对主义的认知世界，而在这个认知世界中有的只是无穷无尽、不断变幻和相互对抗着的文本、叙述和符号系统。在这个世界中，在大屠杀的幸存者与拒绝承认大屠杀的新纳粹分子双方对发生过的事实所提供的描述中，我们无法判断究竟哪一种描述更加准确。一本传播学课本中提到，现实，简单地说，只是“话语感觉或产品”（O’Sullivan等，1983：194）。
我们不采纳目前在后现代主义学术界非常流行的相对论的立场，这种观点过分抬高了语言的地位，将整个世界颠覆为语言。从逻辑角度，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在解释语言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过程中，它暗中依赖的正是它同时又否定的认识客观知识的可能性。
原则上，我们接受世界具备有效（尽管不可能毫无缺陷）知识的可能性。但是，语言和媒体能够积极地帮助我们建构世界观；它们没有并且也不可能起到完全真实地反映现实的作用。我们意识到新闻选择和建构的过程与生俱来就是充满着价值观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前任新闻部总裁理查德·萨拉特（Richard S.Salant）曾说过，那些贴上“客观新闻”标签的做法也并不能生产出“不代表任何人观点”的新闻(Epstein，1973)。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客观性就的的确确可以被认为具有欺骗性了。
■客观性的保守性
对客观性的另一种主要批评与一种新闻分析方法有关，该分析认为新闻强化了（有时是不知不觉地）主导的社会关系、同质化的世界观和/或地位稳固的掌权者。客观性之所以遭到攻击，要么因为它乔装打扮了新闻业可能扮演着的压制性角色，要么因为它是新闻业这种压制性角色的积极组成部分。
加拿大新闻业宣称自己是公正的，而且不受国家控制，那么它是如何卷入使既得权力合法化的活动中去的？我们已经注意到，建构新闻叙述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选择机制。报道的新闻事件、引用的新闻源、描述的语言以及阐释的框架都要从无数潜在的选择中挑选出来（无论有意无意）。批评家们认为，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范围狭窄的价值观、利益、现实判断建构并贯穿于那些选择，而这些选择又倾向于强化现存的权力结构。
例如，商业化媒体的大部分内容是为了讨好最受广告商青睐的那些富裕消费者，而这些富裕者相对来说比较保守（Bagdikian，1992，第6章）。这种阶级偏见解释了为什么中上水平收入阶层的“抗税叛乱”，与真正贫穷的老百姓不断增长的艰难困苦相比，会在媒体中得到更多的曝光率。但是，这又不一定是编辑为了吸引富裕消费者而有意识做出的决定。在重要媒体中，恰恰是记者本身的社会背景强化了这一点。1993年，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新民主党（NDP）政府试图对那些价值超过一定数目的极少数房子加征地产税时，温哥华的媒体反对政府的这一意图。当时，由新闻系学生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温哥华太阳报》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专栏作家自己就拥有这样的豪宅（Roberts，1993：30）。
新闻媒体的日常运作建立起了一项接近媒体的等级制度：作为公共议题的“主要定义者”，主要政党的领导者和地位稳固的组织机构的官员们享有特权（Hall et al.，1978，第3章）。选择事件将其转变成新闻故事时（或者首先要对什么够得上“事件”做一界定），新闻机构通常着眼于其他官僚组织的“阶段性结构”。例如，犯罪报道是由警察和司法机构建构的一批个案，以犯罪和逮捕起始，以判决为终，却忽略了诸如造成犯罪的社会暴力与贫穷等因素，或者罪犯在监狱中所遭遇的经历等内容（Fishman，1980）。
当然，客观新闻的实践有时会使个别政客陷入难堪境地，甚至会推翻某个政客，或对某个特定政府的政策进行负面报道。然而，关键是那些指导事件选择的新闻价值也放大了对假定的基本社会价值的认同：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代议制自由民主、福利资本主义（虽然对资本主义的强调日益增强而对福利的强调日益减弱），以及把加拿大描绘成一个对内宽容且充满爱心的社会，而在国外则是和平的忠实捍卫者这样的神话。能够成为新闻的正是那些非常明显地巩固、违反或者威胁到这些价值的事件（Hartley，1980）。
这种认同假设的一种后果就是，想要公开挑战这一认同的对抗性社会实践者会发现自己被边缘化或被人蔑视。迫于压力，他们调和自己的立场，抛弃极端的和系统性的批评，把他们的抱怨整理成小打小闹般的改良，而这种改良必须被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所接受（Gitlin，1980：290—91；Robinson，1993：64）。
自由经济和自由民主的主导价值将新闻分成三类或者说三个领域的试金石，这三类新闻分别是共识类、合法争议类以及异端类（Hallin，1986：116—18）。客观性的叙述传统（如要仔细地引用来源以及平衡双方发言人的观点）只对合法争议的领域适用，而在报道那些符合整个社会价值认同的事件或者社会行为者时，记者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以从同情的角度来设置场景，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表述，可以不吝使用支持性的话语修辞（Hackett，1991：250）。有关里克·汉森（Rick Hansen）坐轮椅环球旅行的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共识类故事。关键在于，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看，区分这三类报道的边界一直颇具争议且充满政治色彩，该界线由那些拥有最大权力（能够界定政治和社会现实）的人所确立。比如，把保罗·沃森（Paul Watson）的“直接行动”环境保护主义叙述成“恐怖主义”（即把它归为越轨类的范畴）的一种形式还是一种合法的抗议行为，就是很重要的区别。总而言之，自由民主机构和市场原则被认为是共识类价值，而这些价值的反对者往往被归于异端领域。通过这一过程，新闻趋向于将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等同，并将两者自然化，以一种超越历史或者高于历史的方式呈现它们，倘若理性之人拥有选择权的话，所有理性的人都会遵守这样的自然状态。这种假设的傲慢之处在北美媒体对已解体的苏联阵营的报道当中体现得相当明显（Hackett，1991：283—295）。
媒体对政治的定义有一种“保守化”的倾向。英裔加拿大人的新闻着眼于政治事件。两个世纪以来，议会已经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报道主题（Adam，1976）。的确，政治在新闻中几乎就完全被定义成议会政治和竞选，这一定义与新闻的其他价值（冲突，名流，精英和戏剧性）相统一，与经典的自由主义假设相统一。该假设认为，权力存在于政党代表的正式机构中，存在于与经济、家庭生活及其他方面相分离的机构中（Hackett，1991：79—80）。
自由主义将权力、民主和代议制选举政治等同起来，这将导致两种事关重大的意识形态后果。第一，那些能施加权力影响但不制造新闻的组织机构从定义上就会消失在公众视线中，而且与之一起销声匿迹的还有权力本身。这些缺席者主要是财产所有者和他们的代表（Golding and Elliott，1979：210）。第二，把民主等同于选举政治意味着对抗性社会运动所采纳的非选举的政治形式只是演戏，没有实质意义，甚至是非理性和不合法的（Schlesinger，1978：168）。
在所有这些方式当中，新闻叙述趋向于强化主流价值观和利益。其他的批评家走得更远，不但攻击新闻中的描述，甚至攻击由于“客观”新闻而得以强化的社会权力关系。作为一种讲故事的重要文化形式，新闻按一定的方式含蓄地定位它的受众。
典型地，新闻业的大众市场诱导媒体受众将自身定位于消费者。这种诱导在广告以及为服务于广告商而设计的伪新闻材料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例如，典型的北美日报中的旅游、汽车或房地产版）。这种定位在直接新闻叙述的假设中也很明显，例如，罢工争端中最有新闻价值的地方就在于中断对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报道（Hackett，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