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感的标志
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总是要打上地方的烙印，人们的生活经历往往会超出某一地点而延伸开去。但地区对于人们的意义并不仅限于经验和生存的范围，而是超出地点的物质含义，进而提供一种归属和认同的意识。北京、纽约、伦敦，并不仅仅是指某一具体的地点，或者地理学意义上的城市实体，而是代表与其相关的一整套文化与价值标准。地点的意义不只是表明人生活的处所，更多地表明人们是谁。所以，对于人类而言，地方感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因为每个人都至少与一个特定的地方相联系。迈克·克朗强调了这一点。他将地区比作系物桩，拴住同一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共有的经历，同时，如果人与地区的关系受到破坏，所形成的社区以及人的地区特征也将遭到威胁。
（一）景观怀旧
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人，经过了时间的沉积，就被拴在了城市这个空间的周围。因此，在城市里，时间对于地方感的积累相当重要。从城市的外观来看，那些历经了风雨的老建筑，不仅有存在的必要，而且还是地方感的标志。在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各样现代化的新式建筑风格层出不穷。对于这种城市外观的新改变，仅仅需要资金的付出。而老建筑的保留，则是依靠时间和历史作为成本。简·雅各布斯一再坚持城市中老建筑的重要性。她所谓的老建筑，是指那些普通的、貌不惊人和价值不高的，甚至有些破旧的老建筑。当然，雅各布斯是从其城市功能配置的角度出发的，认为其对于城市的多样性而言不可或缺。而实际上，地方感的培植，也正是从这些老建筑中体现出来。在已经碎片化的城市景观中，经历了不同城市发展历史时期的老街区、老建筑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见证，而且借助它们，城市之间的差别才能够体现出来。所以，大众媒介在塑造地方感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寻找那些最能代表城市历史的痕迹。凤凰卫视播出的《纵横中国·城市故事》系列片，就是以寻访与追溯老城的传统文化遗迹，从历史的碎片中突显其鲜明的地方感。
在地方感受到全球化的冲击而逐渐消退的现今城市中，为了重建其地方感，一些城市兴起复古风，新建而不是保留和修缮原有的古老建筑。例如北京这座城市，在其极具现代感的高楼大厦之上加盖翘角屋顶，重塑古都风貌，以形式主义和拼贴手法生硬地追求城市的表面特征，并未真正体现出历史所沉淀下来的精神与文化价值，而只是一堆表面的、没有个性的迷乱符号。
（二）地方感的标签
作为一种地方感的辨别方式，贴“标签”无疑是最为直接的一种。一些亚文化群体在城市的建筑物上涂抹各种标记，以此来表明自己的领地与身份。例如“涂鸦”，便是一种为了寻求群体归属感的外在表现方式。所以，涂鸦并非仅仅是一种街头的前卫艺术表现，更是具有政治意涵的“标签”。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要为其制造身份识别的标志，也会用不同的方式来为自身制造“标签”。
城市最为显著的标签就是标志性的雕塑与建筑，它们是城市文化的精髓与象征。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观，是我们区别、认识不同城市文化最直接的途径。城市建筑可以作为文化的容器，它承载、凝固的并不仅仅是建筑师的风格，还是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民族、地域、政治文化的综合。例如北京，它的四合院、小胡同与天安门一起，成为城市的标志；自由女神像不仅作为纽约的标签，也是美国的精神象征。而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新建筑与新雕塑逐渐成为城市的新标签而为人熟知。一定程度上，这些外在景观蕴含着城市本身的面貌与品性，反映了城市的精神气质。芒福德便认为鹿特丹市的青铜纪念碑——被毁灭的鹿特丹市——最能够表达该市的内心与意志，是最好的城市象征之一。
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提到地方感，除了这些可视的地理要素，还指那些超出了物质和感官的，精神层面的内容。城市雕塑、新旧建筑只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一种外在体现方式，对于城市内在地方感的体现，往往需要借助媒介的阐释。与地理外观的标签不同的是，媒介为城市贴上的标签，就是基于城市文化的解读而制造的一个个概念。除了在文字空间与影像空间中强化城市的地理景观以及外在的标签之外，媒介为城市打造了更为多样的地方体验，希望借以形成人们的地方感。例如上海的“摩登”、北京的“皇城”、广州的“时尚”、成都的“休闲”、杭州的“温婉”……这些关于城市气质的形容词，实际上就是经常出现于大众媒介中关于城市最为直接的描述，也为人们提供了间接的地方体验。城市是否“最具竞争力”，是否“宜居”，往往不需要人们自身的生活经历，因为媒介已经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深入的分析展示了城市的种种可能性。一些国内新锐媒体总是想方设法制造城市概念，将城市分门别类，绘制出不同的城市地形图。
例如《新周刊》打造的“第四城”、城市“红蓝军”、“内心城市榜”等话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一些城市的印象。在这些多样的描述中，媒介的主观意识也毫无保留地显现出来，当然，人们也能从中感知地方与文化、经济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是如何被媒介塑造的。
二、方言：城市的文化密码？
语言对于文化的重要性，在巴别塔的圣经故事里已经有了丰富的解读。而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在语言方面体现出来的特征，则表现在方言之中。作为城市文化的外在表征，方言构成了城市丰富的语言地理。很多情况下，方言是城市地方感的重要标志。它不仅体现出城市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同时还充分展示城市的地域性格。
社会的发展与分化形成了语言的分支，方言因此而产生，并且与地方密切相关。方言由于其极强的地域特性和文化历史背景，它不仅代表着人住在哪里，来自哪个城市，还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的身份。方言与城市紧密相连，而且将人与城市维系在一起。相同与邻近的城市可能使用同一方言，方言的使用使得人们产生归属感与身份的认同。
从我国的城市现状来看，语言的分散犹如城市的分散一样，不仅有着民族语言，不同城市之间的语言也存在着差异。在追求语言使用的统一性的前提下，人们对地方感的追求也日渐强烈。方言往往在具体的文化环境中才产生意义。在人们的习惯思维里，方言是属于某一特定城市或者特定区域的文化，不易被外来者解读，外来者也因此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的文化圈中。可以这么说，方言作为城市的文化密码，是需要解密的，只有在掌握方言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入地解读城市深厚的文化积累。对于城市的外来者而言，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往往无法轻易改变其“局外人”的心理状态。所以，为了融入一个陌生的城市，习得方言不失为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
方言在城市的人际传播中处于强势位置，也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媒介传播权力。只是在媒介的使用上，方言传播会受到限制。因为官方语言占据了媒介的主要渠道，方言的媒介传播权力仅仅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体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移民的出现，方言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复杂。一方面，不同的方言跨越地域进入新的语境，并经由媒介的强化，占据了一定的空间。例如广州这个属于重方言区的城市，在其报纸媒介中北方方言的出现频率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在官方媒介的强势传播之中，一些城市媒介为了强调地方感和地域文化，在大众媒介中使用方言进行传播。从这两种情况来看，我们很难对方言在媒介传播中的现状做简单绝对化的描述。而且人们对于方言进入大众媒介的态度也褒贬不一。
实际上，从方言在媒介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它与强势的官方语言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方言媒介在城市媒介中占据一个不大的空间，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也丰富了城市的语言地理。透过方言所展示出来的城市文化，更能反映出城市的地域原貌。当然，方言的存在，造成了不同城市之间的交流障碍，需要共同的媒介去化解这种矛盾。大众传媒中的方言领地仍然十分弱小，而官方语言毫无争议地享有强势的权力空间。这就使方言的传播和使用处在日渐狭小的地域和渠道中。标准化的语言在新闻与评论等严肃内容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肥皂剧、脱口秀、娱乐节目等非正式的媒介传播语境中，方言的使用往往能够显示出其地域特征，增加人际间的亲近感。但是在媒介大环境里，官方标准语言与方言的地位相对比，其重要程度还是一目了然的。
在文化多元的传播语境中，城市文化与城市个性的显露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城市中日渐勃兴的方言媒介文本正成为人们实现自我认同，以及从事意义和快感消费与生产的文化资本。相对于文字媒介，电视、广播、电影之类的声像媒介更容易使用方言来展现城市文化。麦克卢汉在谈到电视所带来的变化时，就强调了这一点：“在英国，电视来临之后最非同寻常的发展动态之一，是地区方言的复兴。……这一变化是我们时代最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之一。”此外，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中出现方言、俚语等，使得地方文化特征以更生动的面目出现在被标准语音占据的媒介空间里。
方言如实呈现了一个城市所经历的历史文化，也是城市人群思想与情感的反映。在一个狭小的地域空间里，方言成为城市文化的显要符号。在更大范围的传播语境中，方言作为人们对城市身份的认同方式，成为无法背离的文化纽带。城市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大众媒介的方言传播得到了确认。
三、城市媒介制造地方感
地方感的产生与维系，除了亲身的游历，媒介也为我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感知与体验方式。但这种体验遭遇电子媒介，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梅罗维茨指出，电子媒介跨越地理的边界而制造的“无地方感”（no sense ofplace），是对实质性的人际交流模式的冲击，从而改变了空间格局。于是，人们不再依靠传统的社会交往方式来建立共同的情感与记忆。作为地方的城市，这个维系传统文化的物质地理空间，由于新媒介样式的出现而淡化了它的特征。但是，地域真的消失了吗？实际上，在这个伊托邦里，新的媒介样式催生了“新地方感”（new sense of place）。因为人们可以经由媒介提供的认同方式，形成新的地方体验。
城市作为地方的一种形式，代表了一个特定地点所具有的行为方式与文化观念。而媒介在地方感的塑造过程中，其作用也并不单一。一方面，媒介可能在其呈现的全球景观中削弱地方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对城市历史文化的阐释而突显地方感。因此，城市在媒介的作用下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形象。而媒介将这些城市形象的碎片进行拼接，显现出明显的地方特征。
媒介中的城市景观，往往只是一种媒介的真实，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塑造出来的，并非都与现实相符合。媒介在某种意义上组织甚至控制了城市的意义。因为它们不可能均衡反映城市中各个社区的立场，而只能按照权力关系的对比来决定其对城市地方意义的阐释。
此外，媒介本身的地方性也是塑造城市地方感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围绕着城市文化而产生的城市媒介，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对于地方感的显现与表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这么说，地方的文化特质，是这类媒介生命力之所在。当然，由于对媒介技术与市场的依赖，大多数的大众媒介都是存在于城市中，但此处所称的城市媒介主要是指以具体城市的社会文化与地方特色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大众媒介，可能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为依托。例如美国的《纽约客》（New Yorker）、《洛杉矶杂志》（Los Angeles Magazine），国内的《城市画报》、《新民周刊》等等，以及更多冠以城市名称的大众媒介。正如建筑、语言能够显露城市的地方感，城市的性格与文化特质也浸润于媒介的表达方式中，并且二者形成持久的互动。
然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传媒环境中，城市媒介往往容易失去自己的方向，而卷入消费与物欲的潮流。一些“城市杂志”体现出明显的物质主义倾向时，就可能像“一块计算机内芯”，“插入任何一个城市机体都不会产生排异反应，但也绝不可能产生热烈的反响”。除了杂志之外，其他城市媒介的个性与地方特色也有弱化倾向。如果不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塑造地方感与身份认同方式，那么城市文化的差异性就会在消费社会的同一性中被淹没。作为被快速消费的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城市媒介能够进入市民中间，通过不断的强化传播而培育城市地方感。就像布瑞特·克里斯托弗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认识一个事实：地点与空间，地方与全球，彼此紧密相连且形塑彼此，经济、文化与地理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