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新闻的功能扩张并未止步于此。自由经济带来的不仅仅是交易双方要求的信息对称和信用成本，还包括随着财富积累产生的日益强烈的保护私产要求。财富的产权稳定才能产生持续商品流通的心理激励。在经济上日渐强大的资产阶级，对封建政体的不满也日益积累。在他们看来，政府不应干涉自己的牟利活动，要求政府仅仅作为一个中立的社会仲裁机构，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为社会全体服务，并实现民主代议政体。民主政体和新闻的监督权力、民主参与功能，是互为手段的共生关系：没有这两项功能，民主政体得不到实现和体现；没有民主政体，这两项功能得不到长期、稳定的保障。
显然，资产阶级的要求与当时封建政体的君权神授，“朕即国家”的家天下观念格格不入，两者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产生争斗是一种必然。当然，这种争斗的结果不能用简单的经济因素单一决定论来作为所有的判断依据。哈耶克、亨廷顿等人的研究，以及既有社会实践表明，民主政体虽然离不开自由经济，但自由经济并不一定导致民主政体。争斗双方的力量对比只能决定胜负的结果，却不能完全决定结果的走向，决定其走向的是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潮。之所以被称为“主流思潮”，是指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接受的共识，因此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而社会主流思潮由民间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位置关系决定。
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又很多种，我们采用的是其中性概念：为一个国家政权进行合法性和正当性论证和辩护的思想学说，与此相联系，它当然也具备整合社会、凝聚人心、规范生活的作用。因此，它具有相当清晰的两层功能：一层是支持政权，一层是条理社会。也正是由于这两层功能的规定，这套思想学说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为国家和社会接受。但在历史进程中，一套思想学说如果想为国家和社会接受成为意识形态，取决于各种偶然和必然条件。所谓偶然条件指的是它的时空环境与政治势力之间的辐辏缘聚，由于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几乎无法测算的个人、群体及历史、地理等细节因素，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将此归结为历史偶然性。而必然条件，就是说这种思想学说在逻辑上应该比较自洽和深密，能够较好地解释人们的生存感知，并在这种感知中得到对国家和社会的支持意愿。因此，最具效力的意识形态应该和民间思想基本合拍，否则很难长期维持其正统地位。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政权维系色彩，使得意识形态往往因为统治阶层的巧取豪夺而僵化，失去了自我进化、更新适应的能力，最终与随着社会发展不断产生的、代表新兴利益的民间思想疏离。这种疏离突破极限后的结果无非两种：民间思想被意识形态动用行政资源和国家强制机器压服；或经过斗争，政权更迭，民间思想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以英国为例，封建政治系统掌握国家机器，虽然在自由经济和工业革命的双重冲击下，在力量上渐处劣势，但如果没有当时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的思想启蒙，最终成长为占社会主流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思潮，依然不太可能实现政治系统的进化。同样，如果没有弥尔顿等人提供的出版自由思想，新闻功能也不可能摆脱以往的窠臼。正是因为接受了启蒙思潮的社会大众的支持，急于获益的资产阶级才获得了强大的同盟军，争取新闻自由的斗士也才不再势单力孤。比如，《北不列颠人》的创办者约翰·威克思，在报纸上因为批评专制国王，被剥夺议员资格，并遭通缉。然而市民不仅协助他脱险，还在许多城市持续集会，结果使议会承认其议员资格，市民还索性把他选为伦敦市长。
从对英国的历史总结可以发现：自由经济条件下商品的自由流通，要求信息的自由流通；商品流通积累的财富要求符合保护私产的政体出现；政体的变革和建构需要社会主流思潮的策应、左右；而在这一复杂过程中，新闻的监督权力、民主参与功能既来自于这一社会转变，也参与、促进这一转变，并最终在这一转变中获益——成为制度化存在，实现成功扩张。换而言之，新闻监督权力和民主参与功能是自由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但其能否最终实现制度化的成功扩张，还有赖于参与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社会主流思潮的左右以及科技进步的辅助等多种因素。
1.1.2变轨：自由经济船体上的不同风帆（法国、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
即使都是建立在自由经济基础之上，新闻功能扩张之路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强调自由经济只是新闻功能扩张的必要条件，也无法断言扩张之路上所有的民间思潮都根植于自由经济。诚如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反对的那样：不能把自然主义因果关系注入到社会运动中，在关注历史、环境关系时，还要注意精神的力量。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某种思潮不能代言大众的现实利益，它的生命力注定不会强大，更不会长久作用以致引发现实变革。实际上，最终决定民间思潮和与之背离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胜负关键，也正于此。当民间思潮积聚到超越意识形态能量时，即使没有实现政权更迭，也会在新闻功能扩张时有所体现。法国的历史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法国的经验和英国有所不同。18世纪时，实行重商主义的波旁王朝，使得当时的法国成为除英国以外自由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这不仅为新闻功能扩张提供了内在动力和必要条件，也为随之而来的启蒙思想运动的狂飙突进奠定了基础。
作为当时整个欧洲的思想中心，其代表人物伏尔泰激烈攻击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公民拥有言论、出版自由；孟德斯鸠则系统论证了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分立原则，其核心是权力制衡的理念，从而促使“新闻有必要作为独立的社会舆论力量”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思想，首次完成了政权来自被统治者通过社会契约让渡的合法性论证，这为言论自由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法国新闻功能的扩张，在政治体制变革前已经在公众心理上完成了。这样的思想准备，使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新闻的监督权力、民主参与功能在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这是与英国相比的第一个不同之处。
第二个不同之处是激烈的政权更迭，这导致了暴风骤雨式的新闻管制政策的两极震荡。由于法国工业革命和自由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英国相比较弱，因而革命爆发时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工业资本家集团。这使得政权在资产阶级左派、右派、波旁党人、奥尔良党人、拿破仑党人等手中频繁更换。每一个政权上台后都把曾经鼓吹也不遗余力实行的新闻自由立刻变为最严密的新闻管制。这种理念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一直持续到1877年最后一个保皇党政府失败，以1881年《新闻法》颁布为标志，法国新闻监督权力和民主参与功能才得到法律意义和社会现实的正式确认。法国的历史经验提供了两点补充：
其一，新闻功能的成功扩张，在社会观念准备充分的情况下，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政治系统的限制。所谓精神的力量，当思想为大众接受时，是政治权力中心无力抑制的。其二，新闻功能扩张过程中充满了“脚踏板心理”式的戏剧性。即执政党在台下时鼓吹新闻自由、功能扩张，一旦夺取政权又加强新闻管制，呈现出与搭公共汽车相似的心理变化：上车时拼命向上挤，抱怨车上的人多；一旦站上脚踏板，又拼命往下推，抱怨车下的人多。这一幕在不同的时空里并不鲜见。
英法两国的经验是民间思潮最终战胜了当时的意识形态，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成全了新闻现代功能的成功扩张。但并非所有的新闻功能扩张都如此走运，日本、德国就是后果完全不同的例子。
日本近代报刊业是在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黑船来航”用武力敲开国门后，在大量外文报纸的示范下开始的。1868年明治维新，政府的激进改革姿态，致使近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宪政主义、自由贸易政策、国家主义等思潮流派纷纷涌入，加之自由经济日益壮大，使得新闻沿着固有自身逻辑向英法式的发展规律迈进。这时，如梦方醒的明治政府开始强力打压。仅1873年至1875年，全国就有300多名记者和报人受到罚款、拘捕、监禁等惩处。来自统治者的上层压力和来自社会下层商业利益的吸引，使日本新闻业放弃了旗帜鲜明的政论报刊，“小报”化和“不偏不党”的“中报”成为报纸的生存策略。
这样的状况从19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此时，自明治维新开始的、在经济领域坚定推行的自由经济路线，使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自由的市场经济框架初步成形，加之新闻出版业在商业经营中积蓄的经济力量，新闻的固有规律又开始顽强地显现。从1912年到1925年，日本又鼓荡起争取新闻自由的社会运动。经过“护宪运动”等几次大规模的新闻和群众互动，新闻功能的扩张看似离成功不远了。然而，力量同样发生变化的是封建专制力量。经过几次获胜的侵略战争，日本封建军国力量已不可同日而语。被新闻自由激怒的蕃阀、军部和其他极右势力，终于在1918年抓住了言论自由先锋——《朝日新闻》的把柄，借助“白虹贯日”事件将记者判刑，社长、总编去职，报纸发表悔过声明。自此，日本新闻界彻底丧失了斗志，监督权力、民主参与的功能再无可能。很快，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确立军国体制时，新闻界被无声地淹没在法西斯的传播体制之中。
尽管戈登堡发明了印刷术，但这并没有帮助德国新闻业走上它的近邻——英法那样的发展道路。由于境内森林、沼泽密布，交通不畅，使得德国的经济水平在17世纪后远远落后英法，并且地区发展极不均衡，封建割据严重。这种政治分裂导致在1870年德国统一前其经济状况一直不具备自由经济的特征，甚至还有农奴制的倒退。在这样环境里生存的新闻，虽然不断有功能扩张的抗争，但都因为敌对势力的强大始终没有实现制度化的胜利。1848年，受法国二月革命的鼓舞，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爆发，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弱小，革命很快被扑灭。1862年到1890年俾斯麦“铁血”统治时期，帝国通过了声称要废止新闻检查的新闻法，但实质由于“反社会党人法”的实施，新闻法实质上已经失效。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报刊环境有所改善。不过由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足，长期封建统治导致的集权传统，使得资产阶级不仅软弱无力，也得不到大众的支持，政权最终还是落到普鲁士的手中。一战之后，在动荡、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德国的新闻业最终为纳粹所用，与同时期的日本新闻业一样，成为法西斯的帮凶。
日德的历史经验非常相似。两者都是在自由经济发展薄弱的基础上，长期封建专制政治文化浸润下，由政治核心自上而下推行的社会改革，而不是像英法那样依靠资产阶级、市民阶层自下往上的革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先天不足，使两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始终不足以和强大的封建专制权力抗衡。最终形成的政治架构是：近代西方社会的民主政制形式、自由经济法则、工业文明占据了社会的表层位置；而在社会深层的中心位置，封建专制权力、思想从未真正驱除。尽管封建权力对市场时有干涉，并将资产阶级限制在经济、科技领域，但由于天皇、“容克”军事贵族的武力征服政策带来了市场和原始积累的资本，资产阶级也就忍受了封建集权带来的小小不便。结果是政府决策、官员任免基本与民意无关，封建集权也就无所顾忌。这样，先天不足的发育造成了错位却有力的结合，两国新闻业运行的结果也完全一样：不能履行监督权力和参与民主的功能，反而被绑上了法西斯的战车，最终在二战后靠外科手术式的植入，才完成了现代新闻的功能转轨。
一个国家新闻业的发展，和它所处的社会土壤密切相关。如果说自由经济是提供新闻功能扩张、生长营养的土壤，那么作为力量对比反映的社会主流思潮则是阳光，“向光性”决定了新闻这株植物的成长方向。土壤和阳光的相互调适、和谐作用，将极大地促进新闻的功能发育。
自1690年第一份美国报纸《国内外公共事件》在波士顿诞生后，美国报刊业就发展迅速。尽管殖民地当局早就感觉到了印刷物对其专制的威胁，并效仿当时英国国内出版法，通过了出版物须经严格审查的《新闻出版法》。当局和民间报刊开始了倾轧、反倾轧的拉锯战，但在自由经济充分发展、没有封建集权传统的美国，注定了这种拉锯战非常短暂，到“曾格案件”胜诉时，前后只用了45年，就在世界上率先完成了新闻功能的成功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