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航迹：自由经济——市民社会——社会思潮——新闻功能扩张
当感叹历史的惊人相似时，历史的多次重复也正在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经验。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的研究认为：有极其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经济发展对民主要求的巨大积极作用。
经济发展需要高度的城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它也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民在规模和重要性上的下降，以及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的发展。后两个群体会不断要求在影响他们的政策上享有发言权和影响力。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能够组织工会、政党和公民团体来促进他们的利益；
其次，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在各个团体中分配。政治变得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因此，妥协和宽容都得到提倡；
第三，经济增长造就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这样的经济越来越难以受到国家的控制；
第四，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放松导致独立的权力中心的产生和成长。而这些权力中心恰恰立足于对资本、技术和通讯的私人控制。那些握有这些财产的资产阶级要求有一个他们能够对其施加影响的政治制度，一个不被军人政变集团、政治局或独裁者及其亲信完全支配的政治体制。
所以，综合这些国家的新闻功能扩张历程中的动因、角力、结果，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规律印象：自由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向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概念源自西方，从词源上讲，该词最早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它指一种城邦。古罗马政治思想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第一次明确了市民社会的含义：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在这里，市民社会就是文明社会的同义语。而所谓的文明社会则是指与自然状况相对的人类社会，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中世纪。近代，市民社会的内涵有所改变。17世纪的霍布斯、洛克和18世纪的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将市民社会描述为一个象征着文明、进步、道德的理想社会。虽然他们尚未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进行原则区分，但由于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市民社会已开始作为与政治国家而非自然状态相对的概念而存在。黑格尔也曾对市民社会做过大量描述，马克思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市民社会进行过深层次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邓正来在《国家与社会》一文中指出，中国学者在翻译马恩原典时，经常将马克思德文中关于这一术语的“Burgerliche Gesellschaft”既翻译成“市民社会”，又翻译成“资产阶级社会”。一些学者经过研究而指出了将翻译成“资产阶级社会”的不确当性，尤其认为马克思在晚年仍然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本文在前面篇幅中使用“资产阶级”的概念是作为斗争领导者指称出现的，另外本文其后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和马克思当初使用时含义并不完全一致，详见后文。过渡时，庞大的市民阶层对公平竞争、保护私产的要求，是新闻监督权力、民主参与功能扩张的深层动力和必要条件；而扩张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市民阶层的力量积累，或者说反映出来的社会主流思潮的制约。
1.2监督权力、民主参与功能成功扩张的理论解释
市民社会的粘合机制除了利益同盟外，还需要沟通联系。这个中介就是以新闻为主要载体的、哈贝马斯定义的“公共领域”概念。而市民社会与政治权力的“异质性”，为新闻参与社会实践、表现自身提供了广阔空间，更为新闻的监督权力和民主参与功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注脚。
在公共权力不断作用于私人领域时，一个批判空间形成了，其中的批评主体是公众，而工具则是新闻媒体。这时的新闻媒体必须在功能上发生转变，即评论的矛头指向发布命令的统治者。这时，新闻的社会功用才得以完全的理论体现。
众所周知，西方新闻业和政府的角色关系有其独特之处。以新闻功能扩张为主线的历史观照，有助于呈现其演变脉络，但要进一步挖掘演变背后的深层动因，以及说明新闻功能扩张幕后所依赖的新闻与政府的角色定位，需要更宏观的历史视野并作学理上的深入分析。本节将围绕新闻功能扩张成败的临界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内容展开。
1.2.1权力多元化：新闻功能扩张成败的临界点
可以说，利用信息发布传递自己的利益主张是人类的本能，这在新闻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甚至在近代以前的农民军起义中使用“露布”时就可以发现它的影子。不过，作为监督权力、民主参与的新闻功能实现制度化的成功扩张，当然有赖科技进步所赐，但反应的催化剂来自自由经济的勃兴。那么，自由经济发展到何种水平，才是新闻功能实现现代化的临界点呢？市民社会的理论贡献，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认知路径。
在经济领域，近代报刊诞生之前，中世纪的欧洲处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统治之下。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打通，大量剩余产品涌向东方市场，商业贸易发展起来，并由此出现了商人阶层。由于中世纪的欧洲大陆还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控制之下，商人的放贷行为、商业投机行为、转手营利活动都被明令禁止，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还有种种歧视。在这种尖锐的冲突之下，商会不得不另立规范。经11～14世纪之间数百年的发展，这些规范形成了商人习惯法，还出现了商业法庭，自由经济在具备规模的同时也初具规范雏形。
在政治领域，由于统治者在军费等方面的需要，他们大量出售自治城市的许可状，允许城市公社的社民制定城市宪章并设立城市法庭，甚至选举自己的市长。这种经历促进了市民更加团结地与各种势力较量，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发展。伦敦自11世纪以来在几次外敌入侵期间，因捍卫英王室而获得的大量城市自治特权即是一例。16世纪后，民族国家兴起，王权在社会生活中拥有的强大统治力量，使他们有意愿决定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工商业发展。但由于市民阶层在此前几个世纪的自治道路中，已经形成了适于工商业发展的理性化制度，专制君主发现不仅很难插手，同时认识到如果不对此让步，就等于自行放弃了通过盘剥市民阶层而加强自身权力的途径。因此君主专制不但没有阻断市民社会的发展，反而为其提供了机会。
在宗教领域，西欧地区的王权与教权的分离也是市民社会生存的条件。在时间上，市民社会形成之时正是王权与教权处于激烈斗争的过程中。由于两种权力都未能得到绝对的控制权，因而各方均需要通过争取市民阶层的支持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过程与其说是王室或教会对市民社会的帮助，不如说是两者在权力斗争中都愿意给予市民社会一定的发展空间：每当一方打击市民社会时，另一方都会站出来保护市民社会，使得市民社会得以在两大集团的夹缝中得以发展。这种权力多元化的格局为市民社会提供了天然的发展土壤。
中世纪后，民族国家逐渐兴起，虽然教权在统治上的逐渐衰落，但夹缝的消失没有阻碍市民社会的进程，这与当时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两种经济观念的存在不无关联。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这样论述：“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前者用商人的眼光看待社会生活，将经济现象当作独特的研究对象。由于他们“将货币视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因此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重商主义者都注重货币的攫取。他们重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国家干涉主义。与此对应，重农主义者认识到了“自然秩序”的重要，并提出：
倘若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自然秩序的实质在于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只能在自由经济体系之下得以实现。
从本质上讲，这两个经济学派是自由主义的。它们与政治自由主义不谋而合，从另一个方面或本质上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铺设了道路，使市民社会获得了一种区别于政治、宗教的经济生命。这种关于作为经济领域的社会，独立于作为政治领域的国家，后者不应干涉前者的观点，对于市民社会与国家间关系的界定具有重要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得到了很多认同。马克思在洛克、黑格尔等前人的基础上作过深层次的研究。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市民社会有广义与狭义两个层次。在广义上，市民社会即文明社会；在狭义上，市民社会指商品社会、契约社会。后者又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城市市民社会，即中世纪的欧洲，其主体是城市的市民等级，包括商人、企业主、手工业主、工人、农民、奴隶；二是近代市民社会，即处于顶峰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西欧具有地域特点的多因素推动，使得它的市民社会呈现出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市民社会与政治权力的“异质性”，这表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各代表一种独特的制度模式。这种独特性不是后天得到的，而是市民社会在先天的成长过程中获得的，是特殊环境中的产物。产生这种异质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市民社会发展时期市民阶层与政治力量的对立关系，即两者所代表的不同所有制结构处于此消彼长的矛盾之中，从而决定了西方市民社会要想获得发展必须与政治国家相对抗。
市民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异质性”，为新闻参与社会实践、表现自身提供了广阔空间，更为新闻的监督权力和民主参与功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注脚。实际上，对于这种具有对抗色彩的异质特点，有很多权威论述，这对理解西方新闻的功能扩张史很有帮助，也会对我国的当代新闻改革提供新的思考养料。
对于市民阶层的对抗动因，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他的《狱中札记》中作过详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坚实的基础不是它的国家机器，而恰恰就是缓慢发展起来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的内部结构不是靠伦理道德或等级制度来维持的，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在利益原则的衡量下，统治者的神圣光环消退了。市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毫不吝惜武力，迫使统治者颁布维护市民权的法律，修改古老的习惯，使城市法发展成一套完善的市场经济保障体制。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关于“社会契约”的观念、评价政府“合法性”的思想，能最终付诸社会实践成为现实，均得力于市民社会这一现实的基础。从中世纪城市市民反抗封建势力、制定法律、组织自治共同体的活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理论的端倪。“市民阶级最不可少的需要就是个人自由。没有自由，那就是说没有行动、营业与销售货物的权利，这是奴隶所不能享有的权利；没有自由，贸易就无法进行。他们要求自由，仅仅是由于获得自由以后的利益。”他们不断为此而斗争，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
另外，从一般的经验认知角度的研究也表明，在封建的农业社会中虽然存在的各种关系，比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官僚的组织关系等，但这些关系都不能按同一原则扩展到全社会。而工商业生产强调的是大家合作去创造财富，存在的是分工协作、等价交换的工商业关系。这种同一原则，能把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吸纳进来，甚至把全世界的绝大多数人都吸纳进来。所以，工商业及其所要求和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的逐步扩展，导致了欧洲逐渐由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社会状况，演变到近代和现代的社会状况，而这种社会转型，也将在以后的现代化后来者身上重复相似的历史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