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S(2)

83.闪光灯效应（flashbulb effect）

指对引人震撼的事件，容易使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在闪光灯效应影响之下所产生的深刻记忆，称为闪光灯记忆。闪光灯记忆所记者，多半是与个人有关的重要事件。[张春兴著：《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

一般而言，重复多次是记忆牢固的必要条件，但是闪光灯效应强调的却是一次性，关键在于事件的性质：令人震撼，刻骨铭心。闪光灯效应在传播活动中非常普遍，比如重大的灾难性事件报道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影响是瞬间的，但是也是牢固的。有一项研究探讨人们对挑战者号（Challenger）宇宙飞船爆炸事件的记忆（Bohannon，1988；Bohannon＆Symons，1992；McClosky，Wible，＆Cohen，1988；Neisser＆Harsch，1992）。McClosky等（1988）的研究发现，89％的被试在9个月后再测记忆的效果仍非常好，能清楚地记住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来源、当时的活动及其反应。

再比如Weaver（1993）检视美国人对波斯湾战争——沙漠风暴（Desert Storm）开打的记忆，并和一般个人事件的记忆作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事件发生3个月后，被试对波斯湾战争开打的记忆较一般个人事件正确，但至一年后则没什么差别。Wright（1993）看英国人对1989年英国足球联盟在希尔斯波让（Hillsborough）球场举办的足球赛中发生95人被压死之灾难的记忆，发现在5个月之后，仍有高达90％的被试能清楚回忆起当听到这个悲剧时他们正在做什么事情。Christianson与Engelberg(1999)了解瑞典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市民对于1994年9月发生于波罗的海（Baltic Sea）的爱斯坦尼亚渡船灾难（Estonia ferry disaster）的记忆，发现在一年后，人们仍能清楚回忆在得知这个灾难时的个人状况[颜乃欣、刘慧美：《负向与正向事件的镁光灯记忆》，《教育与心理研究》第27卷第2期，台湾政治大学教育学系与心理学系，2004年6月。]。类似的还有科威特遮天的油井大火给人们留下的深刻记忆。

在骇人听闻的“9·11”事件周年纪念仪式上，美国副总统切尼在发表讲话时说，他与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对“9·11”事件当天的经历记忆犹新。这并不是一句套话，据新华社报道，在5年之后，“9·11”事件仍然是华裔消防员谭宾心中抚之不平的梦魇。午夜梦回，他经常回想起世贸大楼倒塌的惊险逃生画面，在断垣残壁中掘尸时筋疲力尽。“9.11”事件5周年前夕，他记忆依旧鲜明，他的身体健康备受气喘威胁，他的心灵，仿佛也在世贸大楼倒塌的剎那间封闭。

闪光灯效应也适合于对个体记忆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涉及到个体荣辱的事情。比如演艺界人士的隐私被曝光或对其产生页面影响的虚假报道，只需一次便可使被报道者产生终身难忘的记忆。

很多传媒工作者希望，一次报道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记住某个事件，并进而能够让所有人记住这个媒体或者报道的记者，那么就去运用闪光灯效应吧。然而，这些机会可遇而不可求，而且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这样的事件，每个传媒人都不应当忽视。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这样的事件以灾难性的负面事件为多，这些事件无论是对当事者本人还是读者来说都会造成一定的心理伤害，比如有的人看了足球比赛中95人被压死的记录后拒绝再去现场看球赛，甚至开始排斥球赛；而那位消防员的午夜梦魇正说明这些回忆对人的心灵造成的巨大压力。媒体在报道时，既不能坐失良机，更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范璟）

84.山贾尔效应（Sanjaya effect）

山贾尔效应属于一种欲贬故褒的心理策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2007年4月印度裔青年山贾尔凭着举止怪异、唱功奇差，竟然获得几百万投票并顺利地进入了美国著名的选秀节目《美国偶像》赛季的前八强。这正如《纽约时报》所言：“偶像文化已经成了一种反常态的文化，山贾尔就是它的受益者。”[《美国偶像令观众崩溃反常态的文化引起舆论反思》，《世界新闻报》2007年4月13日。]

2007年4月3日的《美国偶像》节目中，17岁的印度裔小伙山贾尔竟然杀入赛季的前八强，并获得了几百万张投票。连续4周，山贾尔甚至没跌入过倒数三名以内。尽管在那期节目中，他一曲“高得走调”的《假惺惺的脸颊》受到了3位评委的一致批评，一位暴躁的评委甚至表示，如果他再胜出自己就辞职。但是，越多人骂他，他就越红。越多人讨厌他，他的收视率就越高。山贾尔所具有的颠覆性形象，已经成了一个醒目的美国现象。

其实山贾尔长相并不搞怪，一排雪白的牙齿，两道浓黑的眉毛还颇为英俊。但他总是带着一副陶醉得不能再陶醉的表情演唱，舞蹈痞气十足，他的高音更被媒体戏称能“掐死人”。他原本是华盛顿州费多威市的一个学生，曾在夏威夷儿童剧院演出过4年。他在赛前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自己最厉害的能力，就是上嘴唇微笑，下嘴唇不动。而当记者问他最担心的是什么时，这个搞怪小子竟回答“担心没人认得我”。但是举止怪异、唱功奇差的山贾尔为什么能获得那么多的投票呢？一个专门扯《美国偶像》后腿的网站“为最差者投票”是功臣之一。该网站表示，山贾尔是最难获得支持的偶像，但为了证明“美国偶像”是一种盲目崇拜，他们一直鼓励网友为山贾尔投票。该网站的做法得到了美国传媒天王霍华德·史登的支持。史登在自己的节目中也呼吁观众为山贾尔投票，他解释说：“我们就是要把整件事搞臭，这太帅了。这个头号电视选秀节目正在覆灭。”

山贾尔对“美国偶像”的杀伤力是显而易见的。不少网友指出，他已经让该节目变成了一个根本不以唱功为评判标准的垃圾。而据八卦网站TMZ报道，山贾尔让“美国偶像”的幕后大佬索尼BMG公司（该公司负责为获胜者推出专辑）高层感到恐慌：如果他真的赢了，他的唱片怎么能卖得出去？

社会各界对山贾尔事件的反应各不相同。“为最差者投票”网站认为山贾尔不会夺冠。该网站负责人说，“美国人会因为愤怒而不再为他投票。”还有人认为，山贾尔的得票可能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的印度社区，毕竟在印度裔美国人中山贾尔是第一个曝光度如此高的人。也有很多少女和她们的母亲声称，山贾尔确实讨人喜爱，很有魅力。在网络上针对山贾尔的评论更是如排山倒海之势，最著名的一个是一位绝食抗议的网友J，她因为山贾尔的胜出而绝食17天，瘦了16磅。

这种混乱的现象，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舆论反思。专栏作家罗伯特·保罗说：在美国这样一个名气比正直、才能和智慧甚至金钱更重要的社会，山贾尔是出色的“美国偶像”。我呼吁大家为他投票，他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他就是我们自己。《波士顿先驱论坛报》评论道：山贾尔的故事告诉我们，没有才华并非成功的障碍，从此我们有了一个流行文化的新术语：山贾尔综合症。《纽约时报》说：偶像文化已经成了一种反常态的文化，山贾尔就是它的受益者。

“为最差者投票”网站及其支持者的一系列活动，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看笑话；有人是为了解闷；有人就是打算“恶搞”《美国偶像》这个节目；有人也许真的是喜欢山贾尔——但他们投票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颠覆了《美国偶像》这个节目原本的定位和规划。本来应该投票选出唱功优秀外形靓丽的“未来偶像”，但结果却让一个令人厌恶的山贾尔一夜成名，这是从反面把节目的影响力推到了极致，是明显的欲贬故褒策略。现在的炒作手段五花八门，类似山贾尔效应的事件也层出不穷。人们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已经让自己的娱乐细胞活跃到了极致，也造就了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反常文化现象[《美国偶像令观众崩溃反常态的文化引起舆论反思》，《世界新闻报》2007年4月13日。]。（赵蓓蓓）

85.社会传染效应（social contagion effect）

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当一个人打哈欠、咳嗽或是笑的时候，周围的人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这种效应称之为“社会传染效应”。[〔美〕戴维·迈尔斯著：《社会心理学》，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受众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会不同程度地受到身边其他人的影响，有时跟随他人是为了避免群体压力；而有时则是为寻找与他人的认同感或归属感。

社会传染效应经过大众媒体的传播其影响面会更为广泛，更为迅速，更为深刻。比如有些节目中人物的话语经过传媒的扩散，成为了社会的流行语。像每年的春节晚会过后，经典小品中有的台词往往会成为新的一年里大家相互传送、模仿的对象。如2000年央视春晚，小品《钟点工》里的“伤自尊了”；2001年央视春晚，小品《卖拐》里的“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缘分啊”；2002年央视春晚，小品《卖车》里的“忽悠，接着忽悠”；2003年央视春晚，小品《心病》里的“我的心哪，拔凉拔凉的”；2004年央视春晚，小品《送水工》里的“我是赝品啊”；2005年央视春晚，小品《功夫》里的“组团忽悠我来啦，谢谢啊”；2006年央视春晚，小品《说事》里的“相当……”；2007年央视春晚，小品《策划》里的“你太有才了”；2008央视春晚小品《不差钱》里小沈阳的话：“眼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哼，哈”“眼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哼，哈……。”这些话语随着春晚的结束，迅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这就是典型的“社会传染效应”。

又如，2006年初到2007年下半年，中国的股市进入了较长时间的“牛市”，股票价格一路飘红，全国刮起了一股炒股风。起先只有一些老股民在股市，随着股票持续上涨，一些头脑灵活的、有经济基础的、有金融背景的都加进了炒股大军。看到身边很多人都赚了钱，于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上阵，也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懂行的还是外行的，都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一个人买了股票赚了钱，会影响他身边的几个人，他身边的那几个人买后又赚了钱，就又影响了周边更多的人，一传十、十传百，就逐渐变成了全国范围的炒股，形成了“社会传染”。从心理机制上看，从众和暗示都起了作用。（赵自然）

86.社会距离效应（social distance effect）

人际间因各自的职业角色、亲疏程度、民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使得人们在相处时会有不同的人际距离，此即社会距离效应。

社会距离效应的产生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安全的需要，当距离过近时，容易产生威胁感，从而产生心理上的不适。

有心理学家认为，人际间因亲疏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相隔适度距离：亲昵区为18英寸，表现为夫妇、恋人之间的领域空间；个人区为15～4英尺，表现为朋友之间的领域空间；社会区为4～12英尺，表现为一般熟人之间的领域空间；而公众区则为12～25英尺，表现为陌生人之间或一般公开的正式交往场合的领域空间。一般说来，与陌生人在一起，似乎领域越大，人们越感到安全。在人际传播中，人们通常会下意识地维持相互间的最佳距离。如果个体间由于不得已的原因，如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人们会采取某种行为来调整由于过近而产生的不适，如把身体移远一些，或调解眼睛的注视和脸的方向；反之，如果认为彼此间的距离有些疏远，便会促使个体缩短空间距离，或更多地进行视觉交流等。

记者在采访时，尤其需要注意保持合适的空间距离，以免引起采访对象的不适或者反感。比如有的记者喜欢和采访对象并肩而坐，但是从社会距离效应的角度来看，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应当属于社会区，不应过于亲昵，再者过近的距离反而会让采访对象感到紧张。一位善于观察对方反应的记者会通过调整自己与对方的空间距离来使得双方的交流更加自然，从而达到较好的采访效果。一般来说，初次采访应该选择与采访对象面对面的方式，这样既便于观察对方和调整自己的表情，也可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避免对方产生被侵犯的感觉。

在谈话类节目中，我们看到主持人也往往有意识地和被访谈者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比如《鲁豫有约》节目，主持人和嘉宾各坐在沙发的一侧，大约1.5米左右（正好属于社会区和个人区的交界处），这样的距离既可以拉近双方的感情，也不至于让嘉宾产生反感。

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当记者对不同民族的人进行采访的时候，需要考虑到领域效应的存在，不能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比较稳妥的方式是观察那个民族的人他们之间如何进行沟通，他们所认可的领域是多大并去模仿，从而达到比较好的采访效果。（范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