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人的意料。1956年冬，苏联驻奥地利的商务参赞投降了西方，他供出自己是克格勃官员，并透露苏联在意大利有一个强大的间谍网。意大利当局加紧调查，凡是与苏联外交官有过接触的人，都成了调查的对象。他们开始对安琪拉投奔西方的诚意产生了怀疑。如果乔治是苏联间谍，那么，安琪拉的身份也就明了了。但他们一时找不到证据，只好等待时机。莫斯科也得知乔治夫妇已引起意大利当局注意，于是便命令他们暂时停止一切活动。从此以后，乔治夫妇专心致志地从事他们的跳伞运动，所有的蛛丝马迹都被掩盖起来，间谍活动也销声匿迹。转眼十年过去了，安琪拉和乔治过着平静的生活，尽管意大利的反间谍部门从来就没有停止对他们的监视，但却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直到有一天，一件特殊的事情发生，他们才暴露了身份。原来，1967年3月，苏联发生了一起令世界震惊的叛逃事件——斯大林之女斯维特兰娜趁护送她的印度丈夫的骨灰回国之机，在美国驻印度外交官的帮助下，准备乘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西欧某个国家。克格勃得到可靠情报：离开新德里后，斯维特兰娜将途经罗马，飞往瑞士。由于叛逃者身份特殊，所造成的政治影响非同小可，这使得苏联当局大为恼火。一封十万火急的密电，飞到了克格勃意大利间谍网头目安琪拉的手中，命她不惜一切代价绑架或干掉叛逃者！安琪拉火速命令她的手下准备方案。经过周密考虑，安琪拉设计了一个十分冒险的方案。罗马机场调度室有她的一个内线，他将事先向她提供斯维特兰娜所乘班机到达的具体时间。在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上有一“咽喉”地带，安琪拉和她的手下准备在这里动手。安琪拉的计划是：由她的手下装扮成警察和群众，等叛逃者的车辆经过这里时，必然要减速慢行。这时，“围观者”和“警察”将同时行动，如果能抓到活的，就将她绑架到三英里以外的地方换车，然后押往东南郊一座废弃的教堂。那里有一间密室，可用做临时监狱。如果行动受阻，即用特制的烈性燃烧弹将汽车毁掉。这种特制的燃烧弹能把装甲车的钢板熔化。这样的安排可谓万无一失，看来斯维特兰娜是死路一条。为了准备这次行动，他们还准备了两辆警车停在路边。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罗马警察却先下手了。原来在斯维特兰娜叛逃的消息传开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便通报西欧各国情报机关，指出苏联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肯定会命令潜伏在西欧各地的间谍采取行动，而这无疑是这些间谍暴露自己的好机会。于是，西方几个国家一面加强对斯维特兰娜的保护，一面抓紧对一些可疑分子的监视。安琪拉和她丈夫乔治以及她们手下人的紧张活动都没能逃过意大利警方的眼睛。在安琪拉的手下到达罗马的第五天晚上，警察突袭了他们的住处。乔治、安琪拉和另外三人被捕。次日，警方又对他们的住宅进行了搜查，搜查出来的东西令人目瞪口呆：超高频短波收发报机、密码本、密写及显影药水、微缩胶卷、远距离照相机、高精度窃听器、手枪、微型冲锋枪……如此等等。随着安琪拉夫妇的被捕，一桩令西方世界震惊的间谍案初见端倪。如果不是这次任务特别紧急，安琪拉绝不会暴露自己。安琪拉被捕后，并没有感到一丝恐惧。当警方审问她的时候，她的态度冷静而坚定。她默默地背诵了《圣经》上的一句话：“耶稣说，本来我可以干更多的事。”说到这儿，她的眼睛渐渐地湿润了……
东方丽人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这个被称为东方丽人的“男装女谍”，作为日本策动伪满独立、与国民党居间调停、互相勾结的“秘密武器”，在日本侵华战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曾参与“皇姑屯事件”、“9·18事变”、“满洲独立”等重大秘密活动，并亲自导演了震惊中外的“1.28”事变及营救秋鸿皇后等臭名昭著的卖国活动，成为日本谍报机关的“一枝花”，受到特务头子田中隆吉、土肥原贤二的大加赞赏。
留着男人头、行事果敢谨慎、为人颇有手腕的川岛芳子，在其养父和军界朋友的保荐下，快获得日军特务机关的重视。
1932年1月10日，日本东北方面占领军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的名义给上海的特务总长田中隆吉发去一封长电，同时通过横滨正金银行给他汇去2万元经费。电文的内容大意是：“满洲事变”已按计划取得了进展，但考虑到日本政府和军部惧怕联合国反对满洲独立，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关东军则趁机实现满洲独立。
早在“9·18事变”之时，田中和川岛芳子就蠢蠢欲动，想在上海制造事端，一鸣惊人。见此良机，两人很快便相机而动。加紧了制造“1·28”事变的阴谋行径。首先，身为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的田中大佐，从关东军提供的经费中拿出1万元交给川岛芳子，指使她用金钱收买一些日本人，企图让这些日本人排斥日货，他自己便借机制造事端。
当时上海有个毛巾厂叫三友实业分公司。田中命令川岛芳子用金钱诱使这个公司的工人去袭击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和信徒等5人。1月18日午后4时左右，几十名工人按照川岛芳子的旨意，在三友实业公司门前突然袭击了这几个日本僧侣，使3人受重伤，其中一个叫水上秀雄的，因伤势严重于24日死亡。
事件发生后，田中又通过芳子，把一笔经费交给由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的“支那义勇军团”，委任重藤千春宪兵大尉指挥这批侨居上海的30名青年同志会会员，到袭击日本僧侣的工人所在地——三友实业公司，进行报复性的袭击。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纯粹是群众性的报复行动，与日本军方没有任何关系。而那个全厂有千名职工的三友实业分公司，却在这次事件中被放火烧毁，双方都出现了一些死伤者。这样一来，日中两国间在上海的对立，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世界各国的注意力随即转移到上海，因为上海有着他们各自的租界和侨民。
后来尽管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曾就日莲宗僧侣遭受袭击一事照会日本在上海的总领事馆、做出书面道歉。并无条件地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四项无理要求（一、向日本道歉；二、处罚肇事者；三、负担伤亡者的治疗费、赡养费；四、立即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排日活动），但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还是在1月28日当夜给陆战队下达了战斗命令，开进日本警备区域外的上海闸北区，并与当地守军——满怀抗日斗志的桂系精锐第十九路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1·28事变”。
而在上海事变发生时，川岛芳子却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炮数，然后向田中的上司——上海临时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少将作了报告。据说这对日本的作战计划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芳子又假扮男角，每夜都在上海百老汇的俱乐部狂欢乱舞。通过这种表面的灯红酒绿生活，川岛芳子又完成了一项“额外但却十分重要”的任务，即通过舞会得以接触到孙文的长子、行政院院长孙科，抢先捕捉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这样一来，关东军事先就得到了来自川岛芳子的绝密情报，这对于军部制订对华侵略政策、调整战略部署意义十分重大，因而川岛芳子越来越博得了军方的信任。
此外，为了摸清中国方面的抗战动向，第九师团的植田谦吉少将曾派川岛芳子到十九路军摸底。川岛芳子受命后，曾秘密地来到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住所与之攀谈，结果弄清了蔡的抗日意向非常坚决，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植田师团长。后来，事实证明，芳子的情报是正确的，因而使日军能主动地采取迂回战术，避免了更大的伤亡。事后，植田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赞不绝口，说她“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由于各国使团出面调停，日本关东军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尽早结束战争。芳子在这一问题上也进行了暗中的活动。首先，日本陆军第十四师团还在日本字品港待命期间，芳子曾去会见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告诉他日本军队已从上海溯长江而上，建议他应该结束战争；另一方面，她又告诉日本方面，说中国军队开始抢夺民宅，说明已丧失战斗意志，建议抓紧有利时机停战。
在具体活动方面，川岛芳子也为结束“1·28”事变，缔结停战协定主动承担了一些任务。据田中隆吉回忆说，芳子通过田中的介绍，由认识而接近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并从唐处得悉上海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业已濒于破产的消息以及国民政府希望停战的迫切愿望。芳子认识到这一情报的战略意义，便连忙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田中，田中又通过田代参谋长电告日本政府，结果使日本得以在优势下结束了战争。事后，唐有壬以泄露情报罪受到追究，在他面临生命危险之际，川岛芳子又遵照田中的指示，将唐隐藏在家宅中达两周之久。
与此同时，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在“1·28”事变后，据说也因向日本方面泄露情报罪而受到蒋介石的弹劾。田中根据日本军部的指示和孙科的要求，命令川岛芳子承担保护和援助的任务。于是，芳子便让孙科悄悄溜到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欧洲航线的客船上，巧妙地使孙科逃离上海到了广东。另外，田中还命令芳子去探听英国对“满洲国”独立问题的意向，而川岛芳子也没有辜负田中的厚望。她不仅没费吹灰之力便从英国记者那里获知英国政府将在国际联盟上对这个问题使用否决权等情报，并且最大程度地团结了上海的英国侨民，使他们对日方在“1·28”事变中的侵略行径能够施以“谅解”。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继承了清室血统，既懂得中日两国语言又会一些英语。而且天生一副机灵头脑的川岛芳子，作为一个进行阴谋活动的媒介体，一名出类拔萃的超级间谍，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添补了不少有用的零件。正因为其在上海的“奇功伟业”，促使日本军部为巩固满洲国的统治、加强对溥仪的控制而把她收罗进“满洲国”的政界担任要职。
具有蛇蝎般歹毒心肠的川岛芳子，就是利用自己过人的社交手腕、厚颜无耻的“美女政策”以及心狠手辣的作风，在风雨飘摇的北京城里称王称霸、作威作福。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区的节节败退，这位昔日权柄炙手的“东方丽人”也只能一逞“落日余晖”，在挣扎和孤寂中等待着历史对她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