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完成了儒学的复兴。《朱子语类》的修身学说、“执两用中”的管理谋略、“贵权尚变”的变革精神，数百年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今人亦有很多有益的启示。在儒学发展的历史上，人们总会提到朱熹。他完成了儒学的复兴，是儒学更新运动在学术上的总结。他的修身学说、“执两用中”的管理谋略、“贵权尚变”的变革精神，数百年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人亦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朱熹（1130～1200年），字符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云谷老人，晚号遁翁，徽州婺源人，出生于福建南剑，是程颐的四传弟子。因出生在福建，后人称他为“闽学”，与濂学、洛学、关学并称为宋代四大学派。绍兴十八年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的学说被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孔孟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1714年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
朱熹一生始终从事著书与讲学。著述极为丰富，《四书集注》等几十种著作大多被保存了下来；书信、题跋、奏疏、杂文合编为《朱子大全》121卷；讲学语录被编为《朱子语类》140卷。他创办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
朱熹所生活的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国力日益衰微，统治阶级内部纷争迭起，社会较为动荡。虽然如此，宋代在学术上却是一个极盛的时代，学派众多，思想空前活跃。朱熹的思想以孔孟为主体，兼取佛、道，构成了一个“致广大，极精微，综罗百代”的集大成的体系，因此，人们把他称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系统和全面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对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范畴和命题，几乎全都作了周详的研究和精微的辨析，并且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特别是朱熹的管理思想，已形成了一个系统，主要见于他所著的《四书集注》、《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书中。
《四书集注》，又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全书共19卷。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参照各家解经之说，对自己的理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发挥。通过注释，朱熹将个人哲学的世界观和人性论进行阐发，对以“天理论”为最高范畴的理学思想体系，包括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哲学概念及其关系，进行了论述。《四书集注》论证精微，强调人伦日常，充分体现了理学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及强调认识和修养方法、注重道德实践的特点。
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他的人性论、管理思想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天理就是封建道德规范，是人的天命之性，朱熹认为，天命之性是完善的。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情和欲的根源。气质之性中的不纯成分会蒙蔽、干扰天命之性；变化气质之性即摒除恶的成分，有助于复归和实现天命之性。在朱熹的学说中，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天理和人欲的冲突中。天理即外在的规范，人欲则是人的欲望，特指对外物的过分追求。因此，朱熹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在朱熹的管理理念中，特别强调人的后天修养和学习，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达到德业日进的理想状态。
到南宋后期，理学已经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从元朝到清朝一直被封建王朝奉为官方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统治数百年。因此，朱熹的思想对后世中国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
对身处激烈商战之中的管理者来说，朱熹提出了人性可塑的思想，认为，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主张对人性加以指导和塑造。因此，管理者应当重视对员工的培训，使员工在德、才方面都成为公司进步发展的动力；管理者本身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成为企业发展需要的综合人才，因为企业经营的好坏与管理者素质的高低是紧密联系的，同时，管理者素质也是市场竞争成败的关键。
《朱子语类》中对中庸之道阐发深刻，成为人们把握事物特征、深入洞察事物本质的先决条件，对企业管理者尤其有用。而朱熹重视变革、主张借鉴古法而不拘泥于古法的眼光和现实精神，对管理者的策略思想的灵活性有很大启发。
《朱子语类》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朱熹的管理思想集中在《朱子语类》、《四书集注》中，深化了儒家传统的社会伦理与人性学说，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管理价值观，强调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提倡“执两用中”的管理谋略，崇尚“贵权尚变”的变革精神。
第一，领导者注重修身
朱熹的修身学说继承《大学》提出的修身观点，并有所发展和突破。
朱熹以“敬”作为修身的最佳心理状态。朱熹秉持渐修观，主张通过积累过程培养正当的信念、态度和行为。他要求学生将修养心灵作为日常课程：“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观物，则物之理得。”朱熹相信，心处于恭敬状态时，自然会为人的升华培养端正的性情。
他强调“持敬”，首先要使自身外貌风度得到整肃，要排除杂念，外表与内心做到表里如一、整齐严肃，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他有一句名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意思是说，待人接物必须恭敬、畏谨、收敛身心，不要放纵自己。如果人人都如此讲究修身，那么实现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也就距离不远了。
朱熹的修身观关注人们的日常行为、生活细节，这主要体现在他对青少年的教育上。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
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来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为此，他主张把社会伦理具体化、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生活习惯和行为都按照儒家的标准，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
他认为，要使青少年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他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朱熹认为，《大学》修齐治平的理论中，最重要的是格物、致知。在朱熹看来，格物指努力穷究事物之理，当人们通晓事物之理之后，人的知识也就完全具备了；致知是作为认识过程中所格之物的一个结果。所以，没有格物谈致知是无法办到的。朱熹用“格物所以致知”来说格物和致知的关系，一方面说格物以致知为目的，另一方面，致知是在格物的过程中实现的。
《玉山讲义》中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修身的目的。
对朱熹而言，内圣与外王的结构关系是“论本末，修身为本；论轻重，天下国家为重”。作为儒学的一分子，朱熹的修身观念体现着宋代儒学的政治文化理念，也突出了修身的重要性。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讲求立志、修身，以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在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愤立志等方面，朱熹的修身学说数百年来发生过重大影响，体现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发扬了士的承担精神。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鲍莫尔认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应具有的十大条件是：合作精神，愿意与他人共事，对人不用压服而用说服和感服的策略；决策才能，能根据客观情况做出决策，具有高瞻远瞩的能力；组织能力，善于发掘下级才智，善于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恰当地授权，能把握方向，抓住大事，而把小事分散给下级去处理；善于应变，能随机应变，不墨守成规；勇于负责，对国家、下属、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都负有高度的责任心；敢于创新，对新事物、新环境、新技术、新观念有敏锐的感受力；敢于承担风险，有雄心，有能力创造新局面；尊重他人，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不狂妄自大，并能器重下级；品德超人，品德为社会和企业内的人士所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