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新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是对千百年传统观念和做法的一种突破和创举。现在，深入推进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也需要新的观念创新，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计划生育特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人口再生产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中国人口减少——不能都“归功于”计划生育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控制人口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不能把这个成绩都“归功于”计划生育。在这方面，一些专家提出以下几种看法：
首先，是对于人口减少的数量本身，是不是有那么大的成就。中国人口减少的数量是不是像宣传的那么多？人口专家易富贤说：中国某些人口学家在说谎、造谣，比如，说中国生育率仍然有1.8，而所有客观数据显示只有1.2~1.3。他们说中国人口仍将以每年800万~1000万的速度增长，其实目前每年只增加400万左右，很快将面临负增长。他们说，中国总人口会达到15亿，其实总人口连13亿都难以达到，目前13亿的数据有数千万的水分。
其次，中国人口减少，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计划生育到底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很值得研究。有专家认为，中国人口下降，计划生育肯定是功在其中，但不是第一功臣，更不是唯一功臣。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提供的数据分析，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出现的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城镇化进程、对外开放等因素的作用。中国出生率自从1965年以后总体上持续下降，“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发挥着主要、长期的作用，而计划生育政策因素的作用，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所以，把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出生率持续下降，完全或者主要解释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是有失偏颇的。
其三，中国人口减少，计划生育有作用，但是计划生育的作用，是建国以来60年计划生育的作用，而不只是最近30年计划生育的作用，更不能把中国人口减少的功劳都算在“独生子女”政策头上。有专家提出，在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生育实践证明，“一胎化”政策，不仅对减少人口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有消极作用。从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梁中堂，得到国家批准，于1985年开始在山西省翼城县建立中国人口政策特区，进行二孩晚育试点。20多年的试点结果显示，在当地农民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全县人口实际增长幅度和临汾市、山西省以及全国的差别不是很大，这等于说，全国的农民实际上也普遍生育了两个孩子。由于全国增长幅度和城镇人口结构都高于翼城县，说明全国有比翼城县更高比例的农民生育了多孩。这说明生育政策的差别在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此，他认为立即停止那种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其四，对于这些年人口学界热炒的所谓“中国人口红利”，也不能过于夸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等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总值中，只有27%得益于“人口红利”，这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是基本相当的。而这个人口红利，不是30年创造的，而是60年积累的。也有专家认为，计划生育所带来的问题比成绩一点也不小，享受“人口红利”是暂时的，而解决多年积累的问题，将更为艰难和长远。
可见，那种认为中国30年经济大发展，是由于人口大控制，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人口增长，解决了温饱、就业、教育等问题的流行性观念，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人口的减少，计划生育的作用，是60年的积累，而不是30年的功劳。既不能把中国人口减少，都归功于计划生育，更不能把中国计划生育成果，都归功于“~胎化”。
中国婚恋危机——不能都“归罪于”计划生育
有人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持续时间最长、成本和代价最高的一项公共政策。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强制执法、不文明执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新生婴孩“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综合征，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等，结果导致今天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与“婚恋危机”。
有人说，独生子女政策引起中国畸形的人口结构，从而“独特”地影响着中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畸形。计划生育威胁中国持续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其后果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现在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中国人口锐减。他们甚至还觉得计划生育是几代中国精英的耻辱，反映出知识精英的短视、胆怯和伪善。面对这场空前的、人造的民族危机，没有人是无辜者。需要站在民族救亡高度看待这场危机，挽救中华民族！
千秋功罪说“计生”，实事求是最重要。正如我们不能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成就都“归功于”计划生育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中国人口方面的问题都“归罪于”计划生育。无论是解决中国过去的人口问题，还是形成中国今天的“婚恋危机”，计划生育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既不能把计划生育“神化”得无所不能，也不能把计划生育“妖魔化”成为当今人口问题的“万恶之源”。应对和解决中国“婚恋危机”的希望，也不能寄托在“废独停计”
上，不能指望靠停止计划生育、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婚恋危机”，就迎刃而解。
当人们批评计划生育为解决中国人口数量问题泼了水，却又为加剧中国人口结构问题浇了油，结果是“按下了葫芦起来了瓢”的时候，其实应该想到，在中国急剧变化、社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可能都难以摆脱“按下葫芦起来瓢”的范式与宿命。“按下葫芦”，是解决了旧的问题，是成绩；“起来了瓢”，就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新的创意和新的对策，再去创造新的局面。
四、创新“基本国策”，转型“计划生育”
新中国60年的计划生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现在进入一个转折点。应对国家空前的婚恋危机，必须创新“基本国策”，转型“计划生育”。而要成功实现创新和转型，必须对中国人口问题基本矛盾的理解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有一个新的认识；必须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一胎化”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理解；必须适应从“计划生育”到“科学生育”的战略转变，对中国的基本国策，做出新的概括。
人口政策与时俱进——中国人口“主要矛盾”已经转变所谓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矛盾”，就是中国“人的再生产”和“物的再生产”的矛盾。这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矛盾。这个基本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存在“物质再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矛盾。
所谓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则是指中国人口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人口主要矛盾，可以是人口数量矛盾，例如人口过多或过少，必须增加或减少；也可以是人口质量矛盾，例如人口素质不高；也可以是人口结构性矛盾，例如年龄结构失衡导致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导致∽l生别比”失调等。
关于人口问题的基本国策，则是适应人口基本矛盾的客观要求，有效解决人口主要矛盾的基本政策、基本对策。
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国策，现在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战略转变，到了一个需要进行战略调整的关键时刻，这是因为中国人口问题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建国后几十年来，中国人口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数量矛盾，是人口总量的高速增长，导致过高的人口生产率与相对不高的经济增长率的矛盾。以限制生育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主要是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总量增长。
经过30年的强制控制与限制，中国大陆出生率持续下降，现在中国控制人口总量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根据《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提供的数据分析，中国人口增长比一些权威预测的要少，按照目前的生育政策继续下去，人口峰值将不超过14亿。如果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人口峰值估计不超过14.5亿，最多不会超过15亿，中国人口峰值出现的时间在2020年左右。中国所承受的人口压力已经不是很大，这为中国改变高成本的计划生育政策，采取更为宽松的人口政策提供了良好条件。这说明，中国现在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已经转移，已经不是数量过快增长、多生多育、人满为患的问题，而是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失衡畸形、人口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是不婚不育、老龄化突出的问题，是男多女少、难婚难育的问题。应对新的挑战，解决新的矛盾，必须要有新的基本国策，出台新的人口政策。
基本国策、计划生育、一胎化——三者不能混同
这些年来，由于一种过度强势的宣传，给人们造成了一种习惯思维，就是一种政策，只要被贴上了“基本国策”的标签，就研究不得、改变不得。
这种宣传模式，更造成了人们认知的混乱，把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和“一胎化”三者等同，认为改变“一胎化”政策，就是取消计划生育，就是否定基本国策。实际上，这三者之间根本不能画等号。
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一个体系，何止一个计划生育？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国策，也不是只有一个计划生育。除“生育”政策外，也包括“养育”政策、“教育”政策、“就业”政策等。
计划生育作为国家对人类再生产的一种干预和调节，。其干预和调节的手段，包括思想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计划生育要达到的目标，包括节制生育、控制人口，也包括稳定生育、稳定人口，还包括鼓励生育、增加人口。其具体目标，要根据每个国家、每个阶段人口问题的具体情况进行决策。例如，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和控制人口的同时，西方国家实际上也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只不过他们是鼓励生育、增加人口。但是在国家直接干预人口发展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所以，计划生育不等于限制生育，限制生育只是计划生育的一种形态。
计划生育，即使是中国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它的含义，也不能定格在“限制生育”上。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包括人口限制政策、人口稳定政策、人口发展政策、人口鼓励政策等。中国可以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而不论采取哪种政策，都是在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而不是只有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才算是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至于把“一胎化”政策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画等号，更是一种认识误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是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政策，是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措施。如果说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那么，限制生育就是“具体政策”，“一胎化”更是特殊阶段的特殊政策。在一定时段，限制生育、推行“一胎化”，是为了国家发展的大局。当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了中国的人口稳定和人口发展，为了国家的大局和民族的未来，一个家庭必须生育一个孩子。然而，如果你搞“零生育”，一个也不生，那就是失职，像过去超生要罚款、要惩处一样，现在你不生，也要罚款、要惩处。
因此，有人提出新的生育指标应该是：必须生一个，允许生两个，经过批准可以生三个，一个不生，要罚款、交重税。
中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决不能局限于“限制生育”，更不能局限于“一胎化”。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本身也应该是一个系统和体系，包括限制过高的生育率，保证适度的生育率；包括人口生育的数量，也包括人口生育的结构，要计划男女性别比例，保证中国男女性别平衡；要抓好结婚成家率，保证每个女人有丈夫、每个男士有媳妇，而且能够及时结婚成家；要大幅度降低社会“单身率”，大幅度减少家庭“丁克率”；要保证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不能让民族人口萎缩，国家“后继无人”。
而不论是“基本国策”、“计划生育”还是“一胎化”，它们作为一种“国策”，都是由“国情”、“国势”的具体情况和形势所决定的，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来的，也必然随着形势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是贴上“基本国策”的标签，就获得了永远固定不变的特权。
“科学生育”——中国人口发展新阶段
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如何创新？关键是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计划生育中。
中国现在人口增量减少，生育率过低，人们的生育观念变异，老龄化加速，性别比攀升，说明传统的计划生育已不适应现在的中国国情，说明创新生育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用科学发展的眼光审视基本国策，应该让“计划生育”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为基本国策创造新的概念。应该把“计划生育”升级为“科学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