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悍然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政协决议”被撕毁。周恩来由南京移居上海以为抗议。期间，梁漱溟为国共和谈不厌其烦奔走其间。10月10日，梁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梁由上海返回南京，次日清晨抵达南京时，惊见报端已刊发国民党攻占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话语。
顾颉刚曾说：“让我盲目崇拜一个人就像让我训斥一个仆人一样困难。”他还说：“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惟其没有偶像，所以也不会用了势力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
陈衡哲早年曾留学美国，归国后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西洋史兼英语系教授，成为北大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她曾对自己的女儿任以都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任早年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但陈对她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1957年，范文澜在北大历史系讲课时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西南联大期间，教“西洋史”的皮名举教授经常对学生说：“不学中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学西洋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后来，北大历史系的阎步克又说：“真正差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先是丝毫都不比外国人差的。”周作人说，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在青少年时期一定要对真善美的追求打下底子。这种教育是以后任何时期的教育所无法补偿的。现在的学生是过于懂得现实，过早面对世俗丑恶，过早学会世故，这是很可怕的事。
毛子水说：“要使说话有力量，当使说话顺耳，当使说出的话让人家听得进去。不但要使第三者觉得我们的话正直公平，并且要使受批评的人听到亦觉得心服。”20世纪60年代初，身在台湾的毛子水就宣称：“稍能思想的人，都知道台湾是绝没有脱离祖国而独立的理由的。”1980年，已经80岁的陈岱孙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教课？客观上，培养学生是教师的职责；主观上，我对青年有偏爱。”1994年，陈岱孙又对人说：“我上课时从来不点名，但下面总是坐得满满的。我对青年同志有一种好感，觉得中国的将来在青年身上，协助社会培养一代新人是很有意义的。”朱光潜说：“有些人天资颇高而成就平凡，他们好比有大本钱而没有做出大生意，也有些人天资并不特异而成就则斐然可观，他们好比拿小本钱而做大生意。这中间的差别就在努力与不努力了。”冯友兰说：“人类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古往今来，对于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人，都是沤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作为燃料，才把真火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凡是在任何方面有所成就的入，都需要一种拼命的精神。
为什么要拼命？就是‘‘隋不自禁，欲罢不能。”’他还说：“这就像一条蚕，它既生而为蚕，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它也是欲罢不能。”1990年，冯友兰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范长江说：“东汉马援说‘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记者以为男儿死了不必一定要有人‘裹尸’，更不必要‘还葬’，本着认为有意义的事情，百折不回地做下去，那（哪）天死，那（哪）天完，根本用不着管尸体将来怎样安排。”王力在给儿女的遗嘱中写道：“入活着是为了什么？并不是为了穿衣吃饭。穿衣吃饭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本身还有崇高的目的，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1981年，吴组缃应邀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有人问吴：“怎样看待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犯的错误？”吴打比方说：“乡村里有位老奶奶脊背发痒，叫小孙子给他挠挠，小孙子挠了第一下，太靠左边了，挠第二下，又太靠右边了，连挠几下，才挠对了发痒的地方。这样一件小而又小的事，开头尚且把握不住，何况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是改天换地的伟大事业呢？”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问邓稼先：“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后，写信告诉杨：“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看后异常激动，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去洗手间整容。
1958年秋，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邓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知道是国家要研制原子弹后，便欣然同意，回家对妻子许鹿希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他说：“鹿希，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了26年。
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曾对杨振宁说：“中国原子弹的造价可比外国少得多。”杨回答说：“如果算上中国科学家的生命，则远不止这个价。”王选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经验告诉我：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他首先要做个好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本做不到的。我赞成季羡林先生关于‘好人’的标准：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是好人。不过，我以为，这个标准还可以再降低一点，就是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的就是好人。”王选说：“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王选说：“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最初的动力，绝不是想要拿个什么奖，或者得到什么样的名和利。他们之所以狂热地去追求，是因为热爱和一心想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缘故。”王选说他判断年轻人将来是否会有所建树的标准，除考察品德、能力、团队精神和是否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看面临吸引人的挑战时是否充满激情，是否有力争第一的勇气和韧性。
原北大校长丁石孙说：“一个人的成长可以有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喜欢钻研一些问题，不喜欢广泛地吸纳；有的人却喜欢东看一点，西看一点，博采众长；学习过程中有的人领悟得快一点，有人的领悟得慢一点。
但很难说哪一种人将来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教育的关键在于引导，而不能规定。如同工厂生产产品一样，学校也是大规模生产，但学校输出的是人，因此不要管得特别死，要有较大的活动余地。这是培养人才和繁荣学术非常重要的条件。”徐光宪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著名爱国艺术家常香玉说过一句话，‘戏比天大’，说得非常好。对我们教师来讲，就是‘上课比天大，科研比天大’。这是一种基本的敬业精神。”季羡林认为：“我们东方文化中确实有些好东西，如《论语》中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做到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类似这么精辟的话多得很。历史上讲宋太祖时赵普曾说过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现在有人说是胡说八道，我看实际上用不了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季羡林在给《汤用彤全集》写的《序言》中说：“在地球上凸出一些高山，仅仅一次出现，但它们将永恒存在，而且是不可超越的。在人类文学史和学术史上，不论中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伟大的诗人和学者，他们也仅仅一次出现，但他们也将永恒存在，而且不可超越。论高山，比如喜马拉雅山、泰山、华山等等都是；论诗人，中国的屈原、李白、杜甫等，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都是；论学者或思想家，中国的孔子、司马迁、司马光以及明清两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王引之父子、钱大昕等等都是。画家、书法家、音乐家也可以举出一些来。他们都是仅仅一次出现的，他们如同高山，也是不可超越的。赵瓯北的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金开诚把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四大思想：解决中国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解决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天人相应”思想、解决社会问题和人际关系的“中和中庸”思想和如何对待自己的“修身克己”思想。
1998年，萧灼基在香港讲课，有人问萧：“您过去是研究马克思的，现在又研究市场经济。那么，请问您是在马克思那边感到舒服呢，还是在市场经济这边感到舒服？”萧笑答：“我感觉用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来研究市场经济最舒服。”李零说：“我的知识分子意识特别淡薄，陕西西府话中，‘读书人’的发音是‘都是人’。古今中外，什么人都是人。如果我没记错，王蒙先生有诗：认得几个狗字，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话，我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