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回家，梁向家人提起此事，梁的儿子问梁：“您是否觉得抱歉？”梁答：“不，彭斯才应该觉得抱歉。”沈从文26岁那年，受中国公学之请，第一次登台授课。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很多，沈竟然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先在讲堂上呆站了10分钟。10分钟以后，才径自念起讲稿来，仅10分钟便“讲”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望着大家，又一次陷入沉默，最后只好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学生因此而大笑不已。课后，学生纷纷议论：“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此话传到胡适耳里，胡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据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曾在西南联大讲授过三门课程：“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讲课没有讲义，讲起来毫无系统，多是类似于聊天的即兴漫谈。经常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作业讲一些问题。他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总是凭直觉说话，从不说亚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他讲课的声音很低，湘西口音很重，因此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他讲话也不借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但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教学生创作，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他从不给学生出命题作文，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自己命题。他给学生作文写的批证，有时比学生的作文还要长。
据樊弘教授回忆，郁达夫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来后，受聘为北大经济系讲师，开设统计学课程。樊弘就是当时听该课的学生之一，他回忆说：“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是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郁达夫的这些话给樊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十多年后，他还经常向他的学生谈及此事。
汤用彤上课提一布袋，着布鞋、布大褂，数十年如一日。他上课从不带讲稿，绝少板书，也不看学生，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就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式地讲下去，没有任何重复，语调也没有什么变化，在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经常是用英语，就这么一直到响铃下课。听讲者如稍一走神，听漏了一语半句，就休想跟上，所以只能埋头赶记笔记，生怕漏记一字一句。因此，在课堂上，除了汤的讲课声外，都是学生记笔记的沙沙声。
在西南联大时，汤用彤一人就开有七门课：印度佛学概论、汉唐佛学概论、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佛典选读、欧洲大陆理性主义。汪子嵩先后听过上述课程，感叹道：“一位教授能讲授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三种不同系统的哲学史课程的，大概只有汤先生一人。”冯契也回忆说：“他一个人能开设三大哲学传统（中、印和西方）的课程，并且都是高质量的，学识如此渊博，真令人敬佩！……他讲课时视野宽广，从容不迫；资料翔实而又不繁琐，理论上又能融会贯通，时而作中外哲学的比较，毫无痕迹；在层层深入的讲解中，新颖的独到见解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并得到了论证。于是使你欣赏到理论的美，尝到了思辨的乐趣。所以，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之孙，曾在西南联大讲授“西洋通史”课。他讲课非常有条理。他讲课有个特点，每堂课只讲一个题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题目讲完。比如今天讲维也纳会议，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他上课时要求学生画地图。每个上课的学生每学期需要画六张地图才算完成作业。作家汪曾祺曾按照课程要求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帝国地图，皮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也就算通过了。
潘光旦在西南联大讲课时，每次走进教室先从身上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问学生抽不抽烟，学生当然不抽，他便点燃那支烟，开始上课。
由于他的课讲得好，经常是学生满堂。
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任经济系主任，讲授“经济概论”和“财政学”两门课。他高硕英俊，鼻梁稍歪，经常口衔烟斗，以致口唇下搭，处事明快决断，不苟言笑。陈讲课颇有风度，条理清晰，出口成章，时间掌握准确，全校知名，上课均在大教室，每课必早到五分钟，立在讲台上，上课铃一响即把当日主题大书于黑板之上，开始讲授。因为听课同学太多，每每有人因上一堂课下课迟或教室远而迟到。陈必再约略重复一次，以免迟到学生无法做笔记。据学生回忆，把陈的话按次笔记，便是一本很好的讲义。
陈对讲课的态度异常严谨，他在每次授课前的一小时，都要把熟悉的课程再重备一次，直到九十多岁高龄时还坚持这一习惯。有人问陈为什么还要重备熟悉的课程？陈说：“虽然熟悉，但人老了，就怕出错，误人子弟，子弟再误人，岂不罪过！”向达是著名的敦煌学专家，曾在抗战时期写过一篇《敦煌学导论》，脍炙人口。据周法高回忆，向曾以此为题在西南联大发表演讲。第一次演说时，慕名前来听讲的人有一二百人，把一个大教室都挤满了。但是由于他不善言辞，照本宣读，无所发挥，一直念到晚上十点钟熄灯还没有讲完，把听讲者都听怕了。到了第二次续讲时，前来听讲的人寥寥无几，教室里外，门可罗雀。急得当时的助教邓广铭把联大的工友杂役都请去听讲凑数，才未显得冷场。
秦瓒（缜略）在西南联大讲授“高级财政学”和“中国财政史”。他不乐意上课时，一学期上不了几小时，如果认真起来，一学年不会少一分钟。
而且上课一定先同学而到。考试时，必然坐在教室前手捧报纸，唯恐前面的同学吃亏。判卷最低分为89分，因而绝无一人抄袭。
俞平伯个子不高，头方而大，镶金牙，戴深度近视眼镜，穿一身褪色的蓝布长衫。俞长于作文，也善于讲课，先后做过北大、清华的教授。俞当年给学生讲授诗词，每每自己先声情并茂地唱读一遍。每唱完一首，自己先赞道：“好！好！真是好！”然后沉吟片刻。学生想要知道其所以好，他已开始唱读第二首。唱毕，又由衷地赞曰：“真好！”后来学生忍不住问他：“先生，好在什么地方呢？怎么好法呢？”俞十分认真地说：“不知道。”因此学生欲知其中奥妙，终不可得。
据汪曾祺回忆，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唐兰曾在西南联大给他们讲授“词选”课，上课极有特点。汪回忆说：“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突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词》，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