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课本、读讲义，总是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到激动时，他便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词密集，唾沫横飞。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要撑把雨伞。”王力讲课，有根有据，实实在在，一板一眼，清清楚楚，每到一个段落还说：“这是一段”。学生说：“王先生讲课笔记真好记，就差点没把标点讲出来了！”白化文回忆说，王力“善于给学术内涵搭架子”，“把许多原来的学术资料适当调配，就使之成为一门新学术”，因此，“世之讲古代汉语者，莫不折中于夫子”。
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据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回忆，一次听林讲“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讲到“风满袖”的意蕴时，林平静地、引经据典地讲着，站在写满优美板书的黑板前，静静地看着学生。张自己忽然“感到了先生绸衫的袖子仿佛在轻轻飘动”，虽然那时教室里并没有风。
当代著名的法国语言文学家、文学翻译家郭麟阁长期在北大西语系任教，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开设的每一门课程都非常受学生欢迎。
他的学生柳鸣九曾回忆郭上法文课时的风采：“他的课不用现成的教材，而是他自己编的讲义，他的讲义编得很是认真，很是细致，一堂课往往就有好几大篇，把涉及的．法语语言现象解释得清楚而透彻，并有丰富的例句帮学生理解得更深入，掌握得更能‘举一反三’，在课堂上，他又用造句措辞十分精当的并有文化品味的法语进行讲解，使学生又受益一层。麟阁先生在课堂上还有一绝，他能随口背诵大段大段、成篇成篇的法国文学名著，甚至是高乃依与拉辛的那些令人生畏的长篇韵文。而且他背诵起来津津有味，如醉如痴，他那种背诵的‘硬功夫’与执著投入的热情，都赢得了我辈的格外敬佩。”袁家骅是著名的语言学家，长期在北大开设“汉语方言学”，有学生回忆他上课时的情形说：“课在一教一零一阶梯教室上，能容百把人，虽然两个年级的学生不过四五十人，但加上进修教师，校内外的旁听生，教室差不多坐满了。袁先生温文尔雅，脸上总带着微笑，花白而稀疏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着一套可体的中山装，使人感到那么和蔼可亲，有一种令人说不出的吸引力。他讲课声音不高，但清晰流畅，很能吸引学生。当讲到某个地区的方言时，常问坐在前几排的同学，谁是某方言区的，然后请他按照方言读几个指定的词。北方同学很多人不知入声是怎么回事，他就指定粤语区和吴语的同学站起来读几个入声字，让北方同学仔细体味、辨别。有的方言词读音很奇特时，常引发大家的笑声。袁先生则凝然地站在讲台边上，侧耳听着，微笑着点头，表示赞许。‘汉语方言学’这门课，袁先生教得一点不枯燥，课堂上时常爆发出笑声。”据曹文轩回忆，他在北大读书时，曾领略过一位先生讲课的风采：“他空着手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坛来了，然后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张缺了角的香烟壳来。那上面写着提纲要领。他将它铺在台上，用手抹平，紧接着开讲，竟三节课不够他讲的，并把一个个（听讲者）讲得目瞪口呆，连连感慨：妙，妙啊！”陈平原曾追随王瑶攻读博士学位，陈在《为人但有真性情》一文中，曾这样描述王瑶的“传道授业解惑”：“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时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知，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面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北大中文系屈玉德教授是金开诚教授的夫人，长期教授“民间文学”课。屈晚年患咽癌，但她还坚持用鼻音发声的方式，为学生讲课。某年隆冬时节，天气甚冷，屈的课程恰好又排在早晨，有很多同学未去上课。
能容纳百人的教室里只坐了7名学生。屈望着窗外，低声说：“有7个人，我也会来上课。即使只有1人，我也会来。不过，如果1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令听课的学生大受感动，课后讲给没来的同学听，大家都感到无比愧疚。
。有学生描述钱理群上课时的情形：“钱先生上课，常常是满头大汗地走进教室——他家离北大很远，他每次都要赶很远的路来给我们上课。
钱先生上课又特别认真卖力，即便在隆冬腊月，钱先生讲课也常常讲得满头大汗，……这时，钱先生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皱巴巴的大手帕来擦汗——先擦他那亮光光的宽广的秃顶，再擦他那亮光光的宽广的前额，然后是同样亮光光的宽广的脸庞，再下来是粗壮的脖子。坐在讲台上的钱先生一边擦汗，一边朝台下的同学们笑，是非常憨厚的不带半点城府的那种笑。偶尔有钱先生上课来得早的时候，他就会松一口气慢慢地坐下来，一边从他的黑色的破旧的人造革提包里拿出讲义放到讲台上，一边停下手来又望着同学们笑，依旧是非常憨厚的不带半点城府的那种笑。一直笑到上课的电铃声响起，钱先生开始讲课。”钱理群的一位学生郑勇说，在北大中文系，极少见到像钱讲课那样感情投入者：“由于激动，眼镜一会摘下，一会戴上，一会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的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如果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闪亮的泪光，就像他头上闪亮的汗珠。每当这种时刻，上百人的教室里，除了老钱的讲课声之外，静寂得只能听到呼吸声。”某年冬天的一个周末的下午，中文系女教授乐黛云顶着风雪来到北大电教报告厅作题为“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的报告。能容纳300人的大厅座无虚席。讲完后，乐在掌声中站起身来，微笑道：“今天天气不好，又是周末，我来的时候曾经想，如果有10个听众的话，我就开一个小座谈会；如果有3个人的话，我就把他们请到我家里去喝茶。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我真的……我，谢谢大家！”说完，乐深深地向听众鞠了一躬。
“哗”——听讲者又一次以热烈的掌声作为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