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谈”破裂 下乡教学著《中国文化要义》
梁退出政治舞台后，他决定静下心来重整旧业，在重庆北碚勉仁国学专科学校一面继续撰写《中国文化要义》书稿，一面与国人诸生朝夕共讲，同时寻求志同道合之同志，一起来探讨中国文化精义及未来之展望。虽如此，但他对政治终不能忘情，所以有时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评论政治，谈谈自己的见解，但这也只限于理论上的批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所以，于1947年3月他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再次谈了他的政治主张。中国今日之苦，就在旧社会崩溃，新社会未成，前后左右不接气。我们今日的任务，首先要做接气的工作，而后致力于文化问题的研究，谋不同文化之沟通。因为中国固有的思想与西洋近代思想之矛盾冲突，使得中国人迷乱分歧，无法产生一优越有力的思想而为制定宪法之本。根据这种情况，他便提出口号“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以此来唤醒民众，挽救时局。在他看来，在广大社会中，到处皆是彼此不信任的空气。政治上党派合作不成，因此酿出莫大灾难，到处是骗局，到处是谎言，口是心非，言行不符。于是他主张，表里如一，坦直慷爽，言必信，行必果，从这里面来建立新文化，达到民族共识，这样中国才有办法。有了信用，大家有了共识，遇事便能合作。为了挽救危局，他提出两个办法来消除彼此的隔阂，而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第一，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第二，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接着他以切身的经验解释道：“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的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也自有本末。这距离不同寻常，不易泯灭。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我有心肝，他们也有心肝。我对于民族前途，对于整个人类前途，有我的看法及其远大理想，除掉这远大理想，便没有我。而他们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说到眼前一桩一桩事，尤其容易说得通。这样遇着该当合作的事，就可以合作。语其合作之所以可能，也不外乎有合于上面两个条件而已。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相反的，我敬爱这些汉子。”踪上所述，可知他的处世哲学及提出这合作的两个基础条件，是希望同人及各党派人士能够异中求同，共同从危局中来挽救国家。他在文章最后部分强调说：“我以为只有这样把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国才有救。”
梁漱溟在这篇文章里，要求国内各党派团体消除隔阂，一致合作，其用心良苦。但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民党仍不愿“和”，相反继续扩大内战，其结果是违背民意，得不到支持而走向失败的道路。
1948年夏季以后，国民党的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同年秋冬，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决战，蒋介石军队败局已定。在此情况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不得不发表声明，并于1月21日发表下野文告，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上台后，提出“和谈”来与共产党周旋，企图搞一个“隔江分治”的局面。这时，梁漱溟卜居四川，对国家大事作何感想呢？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国民党虽是东北、淮海、华北诸大战役的失败者，但尚有数百万兵力，又有长江天险，共产党要获全胜，怕还要打几个大战役的。这样中国老百姓则还要跟着受几年战火之灾，对此他感到忧虑。然而，就在他“只有呆在书房里默观静思”的时候，重庆《大公报》的记者登门来向他求教了，希望他对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主政再次呼吁国共和谈的形势，发表一些看法和感想。于是他在1月22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分析了内战爆发的起因及其发展的整个过程，然后根据自己参加和平谈判的经验与体会，得出结论说：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国民党方面。但在中国共产党得胜的形势下，希望中国共产党本其不好战之心，本其过去委屈求全之精神，与各方共同完成和平统一，这是更要紧的一面。谁的力量大，谁对于国家的责任也大。过去所责望于国民党者，今天就会责望于共产党，好战者今天既不能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延迟中国的统一。此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在香港，有的人看了反对他，甚至骂他，有的人嫌他姑息，责备他是阻挠革命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答复各方朋友，他又发表了《给各方朋友的公开信》、《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共产党》等文，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并对当时出现的和谈局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至于上述文章的中心思想，他说：“其内容要点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国民党说，一是对共产党说。对国民党是要他们承认是挑起内战的战争罪犯，就当时政坛来说，国民党自李宗仁代总统而下，统统应该辞职下野，承担发动内战的罪责，向国家、民族、百姓认罪，这才有可能重开和谈，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对共产党，他说：“共产党方面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对国家人民遭受的损害同感内疚。”其次，他希望共产党不要用武力再打了，并称：“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国之可能，但到那时便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上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以上梁的这些看法和主张对不对？后来他回忆说：“在当时，我当然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对的，而且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提出的，而是我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现状得出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不信武力统一中国之路……若从主观愿望上剖析，我当时提出这些主张，一方面是想为国家、民族止息干戈兵乱之苦，一方面确实主要是想谴责国民党有罪于国家、民族。但实际呢，说得轻些是各打五十板，更有人说是替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开脱罪责，谋求出路。不过中共方面并没有就我的言论发表过什么评论，国民党方面虽然有李宗仁先生等约请过我商谈国事，但并未接受我的主张。至于我个人的言论错误与否，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现稳定而统一的新政权和中国现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好局面，这一铁的事实已做出了回答。”梁的这一自我检讨，雄辩地说明了他长期坚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及其主张是救不了中国的。事实已经做出了回答，他错了。然而，在这个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面前，他的态度进退如何呢？后来他在问答录里说：“那时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之后，他仍在重庆北碚勉仁国专教书。
1949年，梁著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在四川成都路明书店出版。此书是作者1941年在广西大学专题讲演之纲要，次年在桂林执笔撰写的，后来日军侵桂中途辍笔，直到1946年由南京返北后才又重新写作。全书共14章，约20万字。关于写作是书之目的，他在序言里说：“这本书主要是叙述我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又说：“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继这本书后，我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一书。”可见，梁写这部书是为其写下部书做准备。根据他的观察与研究，在这部书里，他共列出14个中国文化特征，并加以阐述，现将其特征录下：
（一）广土众民。
（二）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
（三）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
（四）中国文化力量之伟大，不在知识，不在政治，不在经济，不在军事。
（五）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
（六）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以道德代宗教，以孔俗代法律。
（七）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社会生活，亲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要的社会生活。
（八）中国学术不向科学方面发展。
（九）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
（十）道德气氛特重。
（十一）中国不像一般国家类型中之一国，不像国家。
（十二）无兵的文化，重文轻武。
（十三）孝的文化。
（十四）中国社会的特产——“隐士”文化。
对上述特征，梁漱溟引用了大量史料及中外各家之学说，分章逐条论述，并与西方文化作比较，最后得出一些结论，如：中国人重视家庭，不重视集团生活；中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以道德代宗教；中华民族是以“理性”为本位的民族；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途；中国历史是一治一乱的循环，而不见革命；中国是人类文化早熟的国家等等。在梁的著作中，上述这些论点过去大多提出过，而今重新提出来不过是根据新的资料加以充实和系统的发挥而已。所以，他在序言里宣布说：“这本《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前书（《乡村建设理论》）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最后结论说：“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理性无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必明乎理性在人类生命中之位置，及其将如何渐次以得开发，而后乃于人类文化发展之全部历程，庶得有所见。”综上所述，可见梁漱溟的思想、看法是始终一贯的，其中虽有细小的订正或补充，但并无前后之矛盾，至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书，由于时局之转变，他也来不及作了。此外他在《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一文里说：“我一生总在择我认为当时最要紧、最有意义的事去做。……不参加斗争而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其积极之义在此。”
全国解放 出任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在此之前，9月21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30日会议闭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这一盛会，梁漱溟远在四川未能参加。据说，当天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曾感慨地说过：可惜今天的盛会有两个人不在场，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邵明叔。这个话传到梁漱溟耳朵里，使他非常感动。同年12月，梁携其家属离开四川北上，此行是当地统战系统按上级指示，请他到北京去的。
1950年1月，梁到达北京。这时，毛泽东与周恩来正在苏联访问，因此未能及时见面。3月10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访问回国。那天，梁到车站去迎接，被安排在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前列。毛泽东见到他时很高兴，握着他的手说：“梁先生，你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改日再约你长谈……”次日，在公宴席上，梁又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走到他们席旁，见他与众不同，吃的是一份素菜，又不饮酒，于是很风趣地说道：“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一定长寿。”说完当场约定第二天晚间请他到中南海颐年堂一聚。主席的一席话使他深受感动和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