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梁应邀乘车进中南海拜会毛主席，当他到颐年堂时，主席已在那里等候迎接他了。这次谈话，在座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林伯渠同志。谈话开始是彼此的一些寒暄，随即转入正题。毛以国事征求梁的意见，梁很坦率地说：如今中国共产党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啊。毛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但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接着征求梁的意见说：梁先生这一次到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梁对此问题没有思想准备，说不同意不好，说同意又违背自己的意愿，因为他已退出政治舞台，而且有言在先，今后数年内“对国事将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来处理一切事务的。这是他在1949年致函毛泽东、周恩来信中所说的。那时，新中国即将建立，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来处理国家大事，为此有关方面曾邀请他出来参与此项工作，结果被他婉言谢绝了。不料一年后，这个问题在新形势下，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使他感到很为难。另一个原因是他思想有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当时虽然取得了政权，但大局从此是否能安定下来，他是表示怀疑的，并认为当时国民党势力还据有南方及西南等地与中国共产党抗衡，将来大局还可以用得着他像过去一样出来向各方说话。由于这种思想存在，所以他对毛的邀请婉言谢绝了。他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梁的答复，毛主席自然看得出他的心意，于是没有继续谈此问题，而把话头引到其他方面去说，心中当然有些不愉快。这时坐在一旁的林伯渠同志提醒主席说，该开饭了。主席接着说：开饭，开饭。梁因为不吃荤菜，赶忙推辞说：我要吃素的。意思是不便打扰。毛主席说：今天全是素菜。不多一会儿，饭菜都摆好了，加上江青四人共进此素餐宴。在用餐过程中，大家谈了一些家常话，最后毛向梁提出建议说：梁先生你可以出去看看，你过去熟悉的地方，河南、山东、东北老解放区及其他解放区，解放后有什么变化，比较比较。梁表示感谢说：这很好，我愿意出去看看。
同年4月至9月，梁在中央统战部的安排下，率其随员黄艮庸、李徵、孟宪光等人，先后参观了山东、河南及东北等省的一些城市和农村，增加了见闻，开阔了眼界，深受教育。9月15日，回到北京，23日拜会了毛主席，并向他汇报了此行的经过及收获。汇报完毕，毛主席对他说：你看了新解放区和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的解放区的情况，你看是否可再到广东去看看，新旧对比，这样收获将会更大的。然而，梁却另有他的一套想法，他说：今年出去的时间太长了，想休息一下，抽时间把这次参观各地的见闻和感想尽快写出来，访问广东之事就缓缓吧。毛见他说得也有些道理，一边笑一边摆手说道：那也好，先写写参观后的感想，去南方的事以后再说。最后，毛关切地对他说：听说你到北京后一直住在别人家里，生活很不方便，现在我已经让人安排你到颐和园里边去住，那里风景很好。你在家听候消息，他们会来与你联系的。之后不几天，统战部派人到梁家商量移居事务，梁也亲自去看了房子。10月8日，他家正式迁入颐和园石舫附近的一座小四合院。他在此住了两年多，到1953年春才离开，搬进城，住在积水潭边上的小铜井一号院。
同年10月1日国庆节，他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名为《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在这篇文章里，他根据近半年来到各地参观的见闻，热情洋溢地歌颂新中国诞生后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非常感动。他说：“今天的国庆日，我的确感到衷心的高兴，因为我体认到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可喜的新气象到处可见，具体的事例数说不完。特别是在外省较比在北京多，在农、工、商上较比在政治上多。5个月游历的见闻和感想，最基本的就是我看见许许多多的人，简直是死人，现在又竟活起来了。过去我满眼看见的都是些死人，所谓‘行尸走肉’，其身未死，其心已死。大多数是混饭吃，混一天算一天，其他好歹不管。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见不少人站在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很起劲地干。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农民散漫了数千年，居然亦能组织得很好，这不是活起来是什么？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做。‘言不由衷’的那种死症在他们较比少，他们不要假面子，而想千真事儿。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这就是唯一生机所在。从这一点生机扩大起来，就有今天广大局面中的新鲜活气，并将现出今后无尽的前途。”
上述的心得和体会，是他亲身经历了新旧社会对比而得出的认识。所以，他在文章里很有感慨地告诉读者说：“说老实话，对于今天这新的国庆日，假如不是事后（新中国成立后）有新体认，那在我心中将不起什么兴味。”
以上这篇文章是梁漱溟加入新中国建设行列后所作的一篇政治评论，同时也是他发自内心谈思想转变的文章，很有说服力，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1951年，全国广大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党和政府号召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都要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支持土地革命，要以共同纲领为准则，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过好土改关。同年5月，梁主动向中央统战部报告，要求参加当时赴西南的土改工作团，后来得到批准，于当月15日离开北京，17日飞抵重庆。经过一段时期的政策学习，他们这个团20多人被分配到川东的合川县去工作，团长是章乃器，其成员多是上了年岁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们名义上是工作队，其实是去参观土改。大家都被安排在城里住，白天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与活动。梁对此安排不甚满意，认为来了，又不能到农村去，没意思。于是他与于学忠、黄艮庸等人提出意见，要求深入到基层去。后来，领导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这样他们就有机会直接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各种活动，比如贫雇农诉苦会、斗争地主会、分田地等等。此外，可以直接与农民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上述这些活动，对他们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收获不小。梁在《参加西南土改时的一篇发言稿》里，检查自己的思想。他说，他过去对中国共产党所说无产阶级来领导中国革命的话不同意，对于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不能同意，但此次参加西南土改工作之结果使得这一思想得到转变。他认识到，中国革命是由内部性质决定，加上外部世界形势的补充，在这种国内国外形势下，逼出了武装斗争。肯定了阶级斗争就肯定了无产阶级领导。今天要完成这个远大理想，而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就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此外，他在另一篇发言稿中还谈到他对土改的认识。他说：土改要办到两件事，“一是土地分配合理，不要土地垄断在不种地的人手中；二是消除社会上一些不平等的关系，人对人的隶属关系或其近似者之消除”。站起来“是一目的，不是手段。站起来恐怕要经过斗争。自卑心理必须去掉”。梁喜欢动脑筋，据他体会，当时土地改革，重点不在分田地，分田地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其用意是在发动阶级的变化，要佃农、小农、雇农挺起身来做人，有自己的人格，消灭和打破过去的阶级关系，入手好像在分土地，其实不是。因为理想的不是成为小农，而是在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这是主要方面。以上的这些认识，说明他通过土改运动的教育，思想有提高，有进步，大大减少了与新社会的矛盾。但是，他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对一些问题认识不清想不通的就很坦率地说出来向大家请教。比如他说：“指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指国民党为资产阶级的党，完全不合事实，特别是给外国人和后代人看了误解，因为他们缺乏旧社会的具体印象，却有西洋社会外国历史的概念。”这些反映出他的襟怀坦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思想虽有进步，但与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梁这次参加土改，前后将近4个月，8月30日，回到北京。之后他总结自己的思想，写了一篇《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长文，登载在10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开头，他检查自己的思想说：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绝大转变，面貌一新，人们彼此互相影响着，从内心上亦都起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旁人看着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真是“打破纪录”了。接着他又说：过去对共产党的朋友虽有好感，但思想见解却有很大距离。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的见解多已站不住，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说到这里他举例说，过去一直不同意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而现在所谓得修改者亦即在此。又说：“不过点头的自是点头了，还点不下头来的，亦就不能放弃原有意见。”接着，他列举了七个问题来加以检讨，说明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部分问题还一时认识不到的，有保留意见。
（一）旧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
（二）中国社会发展可能不可能有特殊。
（三）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问题。
（四）中国问题是不是要从阶级斗争中求解决。
（五）接受不接受唯物观点。
（六）中国革命要由什么人来领导。
（七）群众运动中的领导问题。
以上第一个问题，梁认为中国地主阶级在周秦之际由内部变化分解而解体，秦汉以后的社会便已陷入盘旋而不进，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把秦汉以后两千年间的中国视为封建社会表示有不同意见，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意见没有改变。第二个问题，他说：“现在我还是认为社会发展有其自然顺序（即社会发展史的五个阶段），然却非机械必然的。如我所见，失其顺序的或者不止中国，似乎印度亦是一例。”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发展有其特殊性。第三个问题，他一向认为中国缺乏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现在有所觉悟，中国共产党之成功，恰恰与他的认识相反。因此，他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第四是阶级斗争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建国三年来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两年来的各处观察给我的启发最大，因而我的思想转变最大。过去答案是否定的，今天却是肯定的了。”对这个问题，他作了一些分析与回顾，得出结论是：“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第五个是关于唯物论的问题。过去他不承认自己是唯心论者，现在观念改变了。他检讨自己说：“我为主观偏向所蔽，不能把握国际国内的客观情况，即落于被动而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一切失败无不从自己落于被动而来。怎样争取主动呢？那就是要唯物。”第六个问题，他过去不同意以阶级眼光来观察中国社会及解决中国问题，当然亦就不承认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之说了。现在态度改变了，相信阶级观点、唯物观点，因此承认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并称“非此不可”。第七是革命领导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说，共产党可佩服之处甚多，而他最佩服的是其群众运动。自古以来有群众，自古以来亦有领导，但却没有领导与群众结合得像共产党这样好的。并称“过去我亦有依靠群众之意，但比起他们来，那就太肤浅了”。在这篇文章里，梁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比较有系统的清理，收获不小。对他来说，这是他解放后投身于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大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同月23日，梁第一次以正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又以《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改造自己》为题作了发言（见于《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日）。其主要内容：第一点是对政协会议提建议。他期望今后开会一次比一次开得好。开会要向工厂的工人学习，多提合理化建议，不要只是表示拥护、赞成便完了。我们应当使我们的会议越开越有意味，越开越感觉开这个会的需要，积极主动性多于被动性就好了。第二点是表示态度。他过去对任何事情都喜欢有自己的意见，而且自信很强，但事后证明，共产党的领导都是正确的。两年来，无论是对内对外，我们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都搞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好。因此我现在要声明：“今后在政治上我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后亦要学习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以改造我自己。”这个发言可以说是他发自内心的一个声明，表明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一是跟共产党走，二是改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