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适意见
关于胡适问题，他那个人可以说在学术、思想界有贡献，这就是他的白话文、新文学运动、新思潮，在北大开出来，他是头一个有功的。不过他这个人，所以能享大名，是因为他的头脑明爽，可是浅，浅而明，这两个字。他是不能深入的。这个人，我说他不能深入，一般。当时中国，那个时候，“五四”之前，民国8年（1919）。我受聘北大是民国6年（1917）。民国6年我正忙。在司法部任机要秘书，没有到任，托朋友许季上代课。第二年，民国7年（1918），我进北大，那时胡适已受聘，还未到任。跟他相好的安徽朋友高一涵，高是北大法科教员，高与他相好，租房准备与他同住。地点很偏僻，靠城墙朝阳门竹竿巷。我去看高，说胡适之快来了，我与他同住。时间跟我是同年，差两个月。
他对北大、对学术界有贡献，就是他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这个的确好，打破过去谈学术总是文言文。他把这个打破，这是个创举。这个创举没有蔡先生主持北大，那是打不开这个局面的。那时候好像一谈学问，只有文言文，打破这个，是蔡支持下胡的功劳。当时有两个人反对白话文，写信给蔡先生：一个是章行严，一个是林琴南。说学术思想白话文不行，不能表达，不能胜任。蔡先生有回信，回信说，我们没有成见，没有说一切都用白话文，可以同行不悖，引用几句还是可以的。这很好，是个解放，要解放。章行严、林琴南反对，蔡都答复，不能够拘守一定要用文言文。这个事情，应当是个创举，而这个创举是胡适之之功。反对的空气，领头的是章、林。
（梁漱溟谈胡适、陈独秀，较早文章可见于1942年《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载于梁著《忆往谈旧录》，89页。）
在北大教授里不喜欢用白话的占多数。有名的是黄侃，黄跟章太炎、刘师培学习过，他们都是古文好的。那个学问我都讲不来的，文字、音韵、训诂，那我是不行的。我进北大完全是一个偶然，论学问、资格，我是不够格的。（我说，您是谦虚。梁老说，不是谦虚。）讲学问、音韵、训诂，我都外行。我没有注意，没时间去弄，如王念孙、刘师培。北大有学问的人多：顾颉刚是学生，在我班上；冯友兰都在我班上；有位学生，大我五六岁，叫谭鸣谦，这人后来叫谭平山，有大名；还有朱自清，都在我班上听课。论学问，他们好几位都是我所不及的。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为什么跑到北大教书，讲佛学，讲中西文化？我是出奇制胜。（我说：说得好。）我到北大讲印度哲学，几乎没有人讲。为什么我会走向印度哲学这个路？我十几岁就想出家为僧，想当和尚，没人指点、引导。自己对人生是持否定态度，而不是肯定。（我问：为什么？）佛教对人生是持否定态度。道教出家，留头发；和尚不许，须发必除。道教对人生是肯定的；佛家是否定的。简单一句话，十几岁我就要出家当和尚，到29岁才放弃。29岁，民国10年（1921），年尾，我才结婚。在北大已好几年了，那时才从佛家转到儒家。
转到所谓陆象山、王阳明一派。陆之门下，有一位叫杨简，字慈湖，他喜用“本心”两个字。有名的故事，所谓扇词。（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做官判案，陆在他衙门。他向陆请教，陆给他点出，你的扇词，就是你的“本心”，一般人不能认为是“本心”，这所谓“良知”。“良知”是从《孟子》里来的，这里大有深浅。普通人爱说良心，不是假话，但不深入。人们常说我良心上如此，本着良心来的。可这是世俗的，常常因时因地，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空间的人，他们都有所谓的良心，这良心浅得很，是同时、同地，实际上是个风俗习惯，一般的社会，通常这样为对。但这对，不一定真对，有独到的人、独到见解的人，不这样走，要革命的。他有良知的，超过世俗，所以旁人见到他，他是能够开创新局面，为社会开出新道路，比如毛泽东就是这样。毛就是这样的人，列宁都是这样。他从里面发出来，本着本心，不随世俗走，要革命，真革命的人，就是这样。真革命是本着良心来，真是有劲头的，所以能创新局面。这种人物当然了不起，世俗认为“是”，他认为“非”，不能跟流俗走，这样才能开出新局面。
（我问：胡适能算吗？）
胡适谈不到，不能算。他头脑聪明，不受世俗拘束，可他怕共产党，不喜欢谈革命，总是说：谈问题，不谈主义。那时北大热闹得很，有人讲英国基尔特、法国工团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北京大学思想五花八门，这个确实是蔡先生的功劳。蔡非常温和，平平常常，内心思想见解说出来，别人奇怪、害怕。（我念《胡适传》的总结评论，向他请教。我问有错误吗？）就是没有解决那个问题，胡适为什么离大陆跑台湾？胡适怕共产党。总结评价对。（我念他听，他表示赞许，连说对，对！就是这样。）我跟他在北大，他是教授，我是讲师，那时他没结婚。夫人江冬秀，不是自己选择，后来回家结婚的。回去想跟冬秀见面，冬秀拒绝，结婚才见，你来我不见。（梁老按习惯把“冬”秀，读做“端”秀。）
他接受早期定下的婚姻。（我问：佛家思想以后怎样？）跟高级知识分子打在一堆，引起争名好胜的心。这心，跟身体有关系，这是世俗念头，与出家念头矛盾。这个矛盾在内心，自己交战，一个大问题了，失眠闹得很严重，我就跟蔡先生辞职。他说，你不要辞职，可请假。故有一段请个长假。我请假，住在现在的动物园，昔日叫万生园，最早农事试验场，西太后还去游园，有个楼是她休息的地方（西边）。我请假在现在的动物园，俗称三贝子花园，后面往北去（河边），有个破庙，叫极乐寺。这个寺庙顶子透天，里面住着一个老和尚，这是了不起的人，山东人，身体高大，头也大，脸长，叫省严法师，禅宗开悟的，了不起。他住西厢房，我住北房靠殿，还有一个和尚，管饮食。天不明就起来了，我跟老和尚吃粥。老和尚高年，吃完出去散步。这样住了40天。那时我正讲印度哲学概论，有些英文本子讲印度哲学，有个哲学作者叫马克心米勒，讲六派哲学。我当时的朋友吴承仕，他有日本人讲佛教的书，有一个井上太（泰）次郎，讲印度哲学，讲所谓六派的，六大宗派。最著名是两派，一派是数论派，一派是胜论派。中国大藏经里的名词，外道的也有几种，他们的经典大藏经也翻译有。（我问：哪一年的事？）是到济南去之前……后来销假了。
最后离开北大，好像民国13年（1924）。我在北大首尾7年。辞职自己办学，旧的讲法是传授知识、贩卖知识，不是真正教育。辞北大，自己办学，口号“以青年为友”。
我所欣赏的，领我开这窍的，是王阳明门下，有一派泰州学派。王银，阳明先生说，不要金字旁，叫王艮。他是海水盐工，本不是念书人，听阳明的道理，跑去见阳明先生，是客人。王以客待之。谈话后，很佩服，当场跪下磕头，认老师。第二天来否认，又当客人相待，与王讲道理，佩服，再次行礼，认老师。王说，我擒他好不容易。王心斋（王艮）儿子叫东来，也传他的学问，还有农民、工人都认其父子为师。
欣赏他开门见山。因为他不一定是念书人，门下有农民、工人，合于明心见性那个话。
我有一篇长文，把熊十力的文章全找来，写一篇评论他的文章，题目《读熊著各书书后》，没有发表。写时熊还在，没给他看。我托人带到杭州给马一浮看，马先生回信给我，说我承认你对熊先生的批评。
1986年7月19日 星期六
谈第二次自杀情况
（我说谈第二次自杀。他说，已经谈过了。我说还没有谈清楚第二次自杀！）
20岁那时，广西送青年出国留学。第一次出门。刚好有两位广西同乡，在北京法律学堂学法律的，本来是法官来补充学习，仍回广西做法官，其中一个是姓张，30来岁，别的一位记不清了。他们俩人还要回广西做法官，我父亲托他们带我到广西应考。当时由省派留学生，保送本省青年出国，我籍贯是广西，因此要回去考。如果考取，便由广西出资派遣出国。我们从北京到天津，旅馆停留，这两人就去娼妓家（花天酒地），我很不愉快。到南京下关，大旅馆很热闹，旅馆房间有客人，娼妓随便撞进来。（略停，思考！）我对这事很怨烦。我就留条子不辞而别，搭火车去往南行，去看要好同学。这位同学叫杨权，无锡人，号叫杨通虎。我就去看他。决定不回广西，对世界、人事怨恨，想自杀。去看杨权，准备告诉他，希望他在我自杀后，向我北京的父母报告。杨权发现我这个意思了，他劝我、安慰我，送我一半路，转北上的车回家，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第二次），去西安。为什么去西安？因为我的胞兄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回国在清廷考得商科举人，与考八股不一样。旋即（民国元年）清廷就完了，这时有一位陕西人，留学日本的同学唐雨堂在西安办西北大学。他拉我大哥去任西北大学教员。那么这个时候好像是火车陇海路还没有完全修通，修到一个小的站口，没有更往西，只到观音堂，通到此。下火车坐骡车往西行走。
这个时候，我不是一个人走，是送我胞妹就任。西安新设的女学校，需要教员，而我这胞妹刚好在北京京师简易师范学堂毕业，程度很浅的，不过也是培养女教员的。这回我是陪胞妹去的。但是很不相当，她比我小3岁，17岁。教课还是可以胜任，而学生岁数大，学生看不起她，进行教学很难，3个月教不下去了，这又需要我送回北京。大概在这往返过程中，引起我烦闷，又起自杀念头。那个时候，辛亥革命后，西安有“满城”，清朝驻军，设有将军、副都统，这西安就有满洲人驻军，一般称为满城。我记不清，总而言之，引起我的烦恼。汉人起来革命，满洲人死了一些（停止了）。值得一说的是素食。（按：这里用词还是旧的习惯，如“汉人”、“满人”是也，且有忌讳，回避，闪烁其词。）在大哥住的地方，自主吃素，从此吃素，至今都是吃素，从西安开始。
回北京，经过郑州，火车刚通不久，也许有那个现象，我们还是停留在旅馆，又是看见乡下女孩子，穿着红的绿的衣服，脸上抹粉、打扮。我们住在旅馆，撞进来到我住的房间，娼妓性质，我推她出去，她看我陪我妹妹在坐着就出去了。这事引起我对这现象的怨恶，不单是怨恶女孩子，而且怨恨人生。对女孩子倒是同情、可怜，这些都是让我自杀的念头。可以说得上来就是这些，如果往深的说，我不知说过没有说过，17岁想出家为僧，有对人生怨恶的情绪。
（按：这次比上几次连贯一些。）
四人结拜（《自学小史》里）
四人结拜为兄弟，大廖（福申）、二王（毓芬）、三我、四广东人姓姚（万里）。酒楼喝酒，吃蛇、虫、蟹，廖大哥提议，不叫大哥、二哥、三哥，他不喜欢。每人取一字名：惰、懦、傲、暴（《自学小史》里有）。大惰，其实是最勤的，傲是我。（我问：对吗？他反问我，你以为？我无言以对。然后他自言自问地答道：是这样，我从小自视太高。）廖大哥取的字，当时廖说英文。
1950年毛泽东请吃饭，邀请参加政府
我有个错误，当时自视太高，保持第三者地位。他不高兴。（马歇尔元帅是国际第三者，我是国内第三者。）开饭不开饭？毛说：开饭。我说，请给我一两样素菜。他说，全开素菜，又说，今天是统一战线。我看不清楚时局从此就能安定下来。我感觉他心中不愉快。我、毛泽东、江青、林伯渠四人共餐。吃完饭，特别谦虚，送我上车。
1953年时，我要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后面说的，我在前桌旁讲话）。这时他恼了。他说，不用看，他没有雅量。我很不好，对他尊重不够。他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能够有新中国，是他的领导，我的话对他尊重不够。
之前，常接我到中南海闲谈。被邀请者，另一个是章士钊。他来接，自己想去是不行的。与行严先生谈逻辑；跟我闲谈，说天天同党内的同志在一起，想听听党外人士谈，听听意见。
以后就不派车接。
1957年回广西，有任务，把广西改为壮族自治区。
黄绍竑反对，说我们汉族是多数，为何要改？总理给他解释，虽然汉族人多，但我们尊重少数民族，广西人不了解，要我们回去宣传。因我犯错误早，问题已成过去，我又没有什么“右派”的那种表现，所以“反右”时没有我。我完全没有说话，一言不发。（我问：有人动员你？）我记不清了。总之我是漏网之鱼，因为1953年的风潮在前，到1957年没有注意。（我问：你批判别人了吗？）我没有。我奉命到广西，我同意改自治区的，总理让我去宣传，需要改。黄绍竑不赞成。后成了“右派”。
第一次入政界
民国6年（1917），当张耀曾（司法总长）的秘书。从小他就喜欢我。他是我母亲的堂弟，我称他镕舅。
为什么离开北大
先生讲，学生听，这种关系不好。自己办学，我有一篇《办学意见述略》，其中要紧一句话，就是“以青年为友”，不是在那里传授知识，“在人生道路上以青年为友”。
那时在北京招生，学校在山东，所以各省学生都有。
